干预不如厉行问责


 

  一直是外资在中国并购市场上兴风作浪的状况在2007年有所改观,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风起云涌。这内里有着人和的因素,所谓的人和在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竞争能力本身的提高,也存在天时的因素:天时在于去年爆发的次贷风暴令全球各大企业深陷泥沼,泡沫企业的破灭也连带将一些优质企业也拖入了泥沼,至末的结果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企业集体出现了价值低估现象,在这个时节出手,可谓是正当时的,而次贷危机的重灾区金融行业也自然成为了热点。

  纵观去年的十大并购事件我们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跨国并购动作。且确也是金融业成为支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脊梁,十大并购事件中有5宗为中国金融企业海外并购。从2006年底,工商银行香港内地两地同时上市融资额高达219亿美元,开创全球IPO记录,到2007年下半年工行股价一路上涨市值飙升,超越花旗,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商业银行。国内银行的突出表现一直吸引着全球的眼光,在去年的榜单上,国内金融企业海外并购创下的几“最”助其成为榜单上最大的赢家。中国工商银行以高达409.5亿人民币的对价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摘取2007年榜上最高交易额之冠;中国平安保险以195.5亿人民币收购欧洲富通集团股权,成就了中国境内保险业对外投资的最大一单;中信证券以75亿人民币从贝尔斯登手中获得40年期可转换优先证券,相当于贝尔斯登公司总股本的6%,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实现对海外投行进行并购的券商。

  为什么会金融领域在并购中表现积极呢,这内里有其政治因素是显然的,国家安全论应该是一个很充足的理由:当一个行业受到来自其它国家竞争的威胁时,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如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往往会认为,该行业对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如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就经常性的用拉美危机来吓唬和欺骗我们的国民,他们告诉我们的国民说:如果以后爆发了战争(包括动刀枪的热战争与货币和外交的冷战争),中国就不能保卫自己。2006年向文波的行经就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下面这样的解释了:因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来配置社会的资金资源。面对外国金融企业的冲击,我国金融业必须依靠并购重组,在短期内塑造出能与之抗衡的强大金融业组织机构体系。因此,也因此以金融业主导的并购在2008年还将持续。

  最近永隆银行出售股权已经进入倒数阶段,而盛传的两大准买家包括工商银行及招商银行争取最后冲刺之际,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央已为收购作价设定上限,要求两家银行的出价不得高于账面值的二点八五倍。不过,另一家通讯社道琼斯又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央并没有为这宗收购设限。分析员形容,中央规定收购价闻所未闻,但又并非全无可能,究竟谁是谁非?待收购揭盅自有分晓。姑勿论消息是真是假,市场的确十分关注内地企业到境外收购时,因为恶性竞争而变成买贵货。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溢价也是客观的事实了。

  至于工商银行的大股东是财政部及汇金公司,市场盛传正是财政部下达指示;至于招商银行,并非国家直接控股的银行,因此是由监管机构出面。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亦并非直接参与购并谈判,究竟以甚么标准来衡量哪一个价钱才合适?确实有不少疑问。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财政部或监管机构,似乎没有法理上的身份指示银行管理层该怎样做。但中国就是这样有意思的国家,这种事情,中央及地方政府并没有少干。

  次贷风暴的大危机下,应该是中国企业到海外购并的良机,可惜多宗收购个案,包括中国国家投资公司入股黑石基金,至现在,所均录得记录却是账面巨额亏损。就是这次预备竞购永隆的工商银行,去年底动用五十多亿美元,入股南非最大的标准银行,是国内企业历来最大宗海外投资,成为一时佳话,但标准银行昨天却透露,盈利增长无法达标。

  这些经验难免令人担心,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决定是不是过于随意,缺乏科学决策的相应的程序呢?

  我看是有这种嫌疑的,但问题我们却不能够只看表面,而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跟国有企业本身的人事与组织制度是相关联的,国企的管理层在身份上是官员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例如,上星期内地电讯集团重组牵涉的高层人事调动,便是由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亲自宣布。在这种人事和组织架构上,企业管理层积极扩张版图,不排除是政绩工程。

  中央如果担心企业过于进取,想杜绝过度中国溢价,最直接的方法并非为购并设限,而是向企业管理层问责,就如欧美企业,如果购并效果并不理想,那么管理层就理应要下台。而要想国企实行企业管理层负责制,那么改变当前的人事和组织架构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