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大潮，成为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到10%，到2007年这个比重已达70%。这个重要的转变主要发生在自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贸进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外需”成为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动力。但我们在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一切困境和难题。这使得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可能只考虑国内的情况，更需要放在高度开放的大背景下，更需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更需要一种宽广的视野、前瞻的眼光和系统的考量。
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主要分为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但用来解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通胀难题时都显得力所不逮。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前特别是1995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相对封闭的国家，因此，那时发生通货膨胀的主因是国内货币管理出现问题并直接导致人民币自身膨胀所致，具有典型的封闭性和内生性特点，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类型足可以解释当时所有的通货膨胀现象，传统的宏调手段具有很高的效力。但进入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国内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特点为：同样感到钱过多了（所谓流动性过剩），同样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膨胀，同样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但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有限，更多地是体现为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类价格的迅猛上涨，并且用传统的调控手段越来越难以凑效，甚至出现了反效果——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调控目标往往背道而弛。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到底出现了什么样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实际上，本次通胀的产生，根本就不是国内因素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一些外生性因素造成的。我们知道，从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行弱势美元政策，造成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这种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必须会影响到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的中国经济。特别是资金都具有逐利的天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而且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中国日益成为了全球范围内资金逐利的乐土，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不合理安排，人民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美元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也自行贬值约30—50%，造成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投资的廉价货币。而我们国内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更加剧了这种流动的单向性。我们可以算一笔账。由于了国际热钱的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所以，如果人民币继续加大升值幅度（或者形成人民币将加大升值幅度的心理预期，如市面上所说的升到1：6甚至1：5的水平），唯一的后果就是国际热钱更加汹涌流入；如果在目前美元与人民币同期利率已经倒挂的情况下，人民币进一步加息，只会造成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进一步降低，收益进一步加大，国际热钱涌入的势头将更加不可阻遏。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沿袭传统的制度设计，对外汇资金强制性的结售汇规定，造成我国央行在收购外汇资金的同时即吐出大量的人民币流动性，这成为近几年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的源头。2003年，国内央行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06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到2007年底，央行外汇占款达到11.5万亿元，占其资产总额的68％左右，且从当年新增额来看，外汇占款新增额占当年总资产新增额的76％。央行的资产运用即形成基础货币，是货币供应的源头，而同期的基础货币不足10.15万亿元。这说明：随着国内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近几年央行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绝大部分是由收购外汇形成的。这说明，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则主要是外汇大量涌入造成的，其背后实有外汇做抵押，体现出一种外部性。这种趋势进行下去的结果，使我国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越来越多地将由收购外汇储备形成。这巨大的美元外汇由央行转换为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后，造成国内供需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生活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其实，通过观察现实经济生活，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出口及其顺差的巨额增加有许多不正常因素。一般情况下，出口不可能长期维持30%以上的增长率，顺差更不可能突然的成倍增长。但我国的贸易顺差2005年当年即劲增3倍，并且近三年都维持在2000多亿美元的水平。实际上，这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国际热钱，它们悄然通过进出口贸易流入国内，估计占到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左右。
另外，由于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资源性产品不断涨价，进口高成本而不断推高物价，这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当然，剔除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国内目前生产性资料价格的上涨，是有其合理成份存在的，这就是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后对原不合理价格体系的一种自发调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的严重流动性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外因在于美元的多发和滥发以及投机性货币过多地集聚在中国逐利，内因在于我们既有的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传统而僵化的政策操作。这既是我们面临的大机遇，也是我们面临的大挑战，而当前由于处置失当，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影响。央行虽然依据中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由于外汇流入量不可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加剧的格局。
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很好理解。货币理论告诉我们，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是：真实货币供给＝真实货币需求（真实货币供给的分子是名义货币供应量，分母是物价水平或通胀率；真实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变量是名义利率和GDP）。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将上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进一步改写为流动性市场均衡条件：真实流动性供给＝真实流动性需求（其中流动性包括货币、股票、房地产、债券以及其他收益类资产）。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国内市场，使得名义货币供应量（或广义流动性）增加，而真实货币需求（或流动性需求）不变甚至下降，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市场（或流动性市场）均衡必定触发通胀预期，这是今天中国通胀压力之基本根源。
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出现了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转变。紧缩力度可谓空前，可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却是，既定调控目标屡遭突破。
实际上，自2005年汇改以来，央行一方面需要对冲巨量贸易顺差带来的过剩流动性，以抑制通胀，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又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充分就业。这种以控制通胀为主的多目标调控使货币政策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也令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国内传统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排序——控制通胀（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保持币值相对稳定，在这一轮宏调中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本身就值得推敲。这个目标排序原就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是充分就业，最后才是控制通胀。这是因为：
第一，将控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货币政策很难有所作为。在笔者关于通货膨胀动因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原有的许多货币政策手段确实有南辕北辙之虞。比如，由央行购入外汇所转换成的人民币流动性实际上有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货币紧缩政策必然压缩对房地产的投资，货币紧缩的抑制通胀政策在这里就必然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推高了房市。又如加息，本意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的增多。
第二、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繁荣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货币政策应该对此有所预估。今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的反思和展望很多，大多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谨慎乐观预期。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其潜在的巨大风险。且不说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制度和技术的任何一方面，我国并没有骄傲的资本。而通过分析中国近8年的统计数据，有经济学家发现，尽管不能断定中国经济繁荣到顶了，但中国经济的本轮繁荣周期已经进入尾声。该分析指出：“中国企业本来可以通过提高技术走升级换代路线逃过此劫，但糟糕的是产业升级未过关，前景不妙已是板上钉钉。”[1]这虽显悲观，但进入08年后，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支持此一观点。比如，07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还在20％以上，到年末下降到6.8％，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下降到“零”增长。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头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头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当月的出口增长率也只有6.5％，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率的最低点。出口需求减速也开始向工业生产传导，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率只有14.8％，已经低于同期工业增长率，这也是5年来所未有的。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美国需求减弱、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未来出口压力偏大，广东已经出现大批工厂关门的现象。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近期由于三大成本剧增，加上利率高企，广东许多生产型企业已不堪重负，大量倒闭和外迁，对广东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另外，作为一个尚处于转轨经济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却开始表现出日本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才出现的部分经济症状，如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过度投机，令中国经济整体尤其是金融业遭受外来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相应在未来几年出现经济金融大震荡的几率也越来越高，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而化解的唯一途径就是苦练内功，努力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第三，对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有人认为由次级债所引起的危机很快能过去，不会成燎原之势。而笔者认为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对于美国经济，我们应有个基本认识，这个国家长期透支全世界的财力物力人力精华，其危机始自几十年来的国策，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危机太深，恐怕早就深入了骨髓，这次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总清算，刚开个头，后面难走的路还长着呢。况且，次债的还款高峰是在今年6月前后，目前还没过去，危险仍在。连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这样的著名投资人士都公开宣称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这需要引起我们警醒：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很可能是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并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期持续很长时间。
作为外向度偏高的中国，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中国经济正在日益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这并非我们的福音，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绝对是弊大于利。中国虽然有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却要存在币种、期限等多层次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同时还潜藏着大量的热钱、累计ＦＤＩ及其收益等等。因此，一旦全球陷入了滞胀，对中国的伤害可能更不容小觑。而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的全球性严重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握好宏观调控由紧到松的转折点。
第四，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由于由巨大的外汇储备通过央行的操作转换成人民币的流动性从而最终转换成了巨大的国内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的紧缩政策使我们在诸多方面面临供给不足。因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供给，通货膨胀确有扩大之虞。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有必要将目前货币政策目标（实际上包括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从控制通胀向促进经济增长转移。如果这次我们的经济不是过热而是很可能经济紧缩，我们现有的专注于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一系列政策将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因此，如果预期未来会发生内外需紧缩的情况，我们现在就绝不能为了压抑通胀而伤害了经济增长，在保物价和保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始终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到首位。
我们的决策部门所背负的，是国家的命运，所承担的，是大得不能再大的风险。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心态，如履薄冰，前瞻、智慧地去应对新的挑战，坚持不懈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笔者建议：
第一、要系统施治，治本重于治标。我们要认识到，宏观调控是个系统工程问题。调控之策绝不能只用“打压”一策，要系统施治，而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冲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货币政策措施作用有限，应重点关注治本之策。
第二、加强货币（包括汇率）、财政、产业、贸易政策的结构性配合，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尽管结构性政策难以短期见效，但必须尽早出手，以避免我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式调整。
对于货币政策上，建议尽量少用。完全放弃货币政策并不明智，但如何操作确实需要大智慧。至于汇率政策，建议不宜让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大幅升值，应采取一切手段降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减慢升值速度，甚至完全停止人民币升值步伐，以阻遏国际热钱的继续涌入。因为人民币升值升到什么水平才合适并无定论，而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头，如果未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发生逆转（目前已有此种苗头），升得越多就会贬得越多，极有可能引来一场金融风暴也未可知。
对于财政政策，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2007年财政收入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5.13亿元。在当前财政盈余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更要发挥公共财政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确保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补贴能够投向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行业，促进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增强。
对于产业政策，关键是要进行结构性优化，扶持弱势产业，培植优势产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建议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发挥财政补贴的产业导向作用。
对于贸易政策，关键是要有效控制进出口贸易及其顺差长期持续的不正常大幅增长，有效管理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相信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宏观调控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核心手段就是坚决打击假出口，让出口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和状态上去。
第三、在金融领域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工作。(1)合理解决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问题。应尽快研究废除“结售汇制”，而改为自愿开设外汇账户、自愿拥有外汇、自愿买卖外汇，如此才能在国内形成众多独立的外汇市场主体，并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币外汇市场。(2)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决控制好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确保我国货币供应量(无论是M1还是M2)增长率控制在11%——15%以下。
第四、加快能源、资源、土地等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解决好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和结构性调节等问题。
第五、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决策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保值增值意识，大规模增加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质的储备，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
第六、镜鉴日本教训，统筹协调各决策部门利益，发挥整体决策的优势和效力。一般认为，日本在处理1990年前后经济问题的最大败笔有二：在泡沫形成期间，是政策和制度的变更缺乏整体一贯性，政府内部不存在进行通盘设计、发挥综合调整功能的政策机构，各部门按照本位主义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在泡沫破灭之后，根本性失误在于官方民间都保有侥幸心理，以拖待变、指望景气回升消化不良资产和呆帐，而缺乏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断力。为避免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经济的覆辙，关键要在避开上述两个败笔上能有新思维，克服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发挥出政府整体决策的优势和效力出来。
[1]见安邦咨询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繁荣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
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主要分为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但用来解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通胀难题时都显得力所不逮。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前特别是1995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相对封闭的国家，因此，那时发生通货膨胀的主因是国内货币管理出现问题并直接导致人民币自身膨胀所致，具有典型的封闭性和内生性特点，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类型足可以解释当时所有的通货膨胀现象，传统的宏调手段具有很高的效力。但进入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国内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特点为：同样感到钱过多了（所谓流动性过剩），同样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膨胀，同样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但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有限，更多地是体现为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类价格的迅猛上涨，并且用传统的调控手段越来越难以凑效，甚至出现了反效果——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调控目标往往背道而弛。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到底出现了什么样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实际上，本次通胀的产生，根本就不是国内因素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一些外生性因素造成的。我们知道，从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行弱势美元政策，造成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这种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必须会影响到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的中国经济。特别是资金都具有逐利的天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而且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中国日益成为了全球范围内资金逐利的乐土，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不合理安排，人民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美元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也自行贬值约30—50%，造成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投资的廉价货币。而我们国内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更加剧了这种流动的单向性。我们可以算一笔账。由于了国际热钱的成本就是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所以热钱的收益等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加人民币存款利率，再减掉热钱所属币种利率后的差额。所以，如果人民币继续加大升值幅度（或者形成人民币将加大升值幅度的心理预期，如市面上所说的升到1：6甚至1：5的水平），唯一的后果就是国际热钱更加汹涌流入；如果在目前美元与人民币同期利率已经倒挂的情况下，人民币进一步加息，只会造成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进一步降低，收益进一步加大，国际热钱涌入的势头将更加不可阻遏。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沿袭传统的制度设计，对外汇资金强制性的结售汇规定，造成我国央行在收购外汇资金的同时即吐出大量的人民币流动性，这成为近几年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的源头。2003年，国内央行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06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到2007年底，央行外汇占款达到11.5万亿元，占其资产总额的68％左右，且从当年新增额来看，外汇占款新增额占当年总资产新增额的76％。央行的资产运用即形成基础货币，是货币供应的源头，而同期的基础货币不足10.15万亿元。这说明：随着国内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近几年央行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绝大部分是由收购外汇形成的。这说明，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则主要是外汇大量涌入造成的，其背后实有外汇做抵押，体现出一种外部性。这种趋势进行下去的结果，使我国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越来越多地将由收购外汇储备形成。这巨大的美元外汇由央行转换为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后，造成国内供需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生活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其实，通过观察现实经济生活，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出口及其顺差的巨额增加有许多不正常因素。一般情况下，出口不可能长期维持30%以上的增长率，顺差更不可能突然的成倍增长。但我国的贸易顺差2005年当年即劲增3倍，并且近三年都维持在2000多亿美元的水平。实际上，这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国际热钱，它们悄然通过进出口贸易流入国内，估计占到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左右。
另外，由于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资源性产品不断涨价，进口高成本而不断推高物价，这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当然，剔除输入型通货膨胀因素，国内目前生产性资料价格的上涨，是有其合理成份存在的，这就是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后对原不合理价格体系的一种自发调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的严重流动性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外因在于美元的多发和滥发以及投机性货币过多地集聚在中国逐利，内因在于我们既有的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传统而僵化的政策操作。这既是我们面临的大机遇，也是我们面临的大挑战，而当前由于处置失当，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是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影响。央行虽然依据中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由于外汇流入量不可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加剧的格局。
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很好理解。货币理论告诉我们，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是：真实货币供给＝真实货币需求（真实货币供给的分子是名义货币供应量，分母是物价水平或通胀率；真实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变量是名义利率和GDP）。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将上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进一步改写为流动性市场均衡条件：真实流动性供给＝真实流动性需求（其中流动性包括货币、股票、房地产、债券以及其他收益类资产）。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国内市场，使得名义货币供应量（或广义流动性）增加，而真实货币需求（或流动性需求）不变甚至下降，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市场（或流动性市场）均衡必定触发通胀预期，这是今天中国通胀压力之基本根源。
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出现了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转变。紧缩力度可谓空前，可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却是，既定调控目标屡遭突破。
实际上，自2005年汇改以来，央行一方面需要对冲巨量贸易顺差带来的过剩流动性，以抑制通胀，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又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充分就业。这种以控制通胀为主的多目标调控使货币政策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也令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国内传统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排序——控制通胀（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保持币值相对稳定，在这一轮宏调中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本身就值得推敲。这个目标排序原就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是充分就业，最后才是控制通胀。这是因为：
第一，将控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货币政策很难有所作为。在笔者关于通货膨胀动因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原有的许多货币政策手段确实有南辕北辙之虞。比如，由央行购入外汇所转换成的人民币流动性实际上有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货币紧缩政策必然压缩对房地产的投资，货币紧缩的抑制通胀政策在这里就必然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推高了房市。又如加息，本意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的增多。
第二、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繁荣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货币政策应该对此有所预估。今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的反思和展望很多，大多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谨慎乐观预期。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其潜在的巨大风险。且不说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制度和技术的任何一方面，我国并没有骄傲的资本。而通过分析中国近8年的统计数据，有经济学家发现，尽管不能断定中国经济繁荣到顶了，但中国经济的本轮繁荣周期已经进入尾声。该分析指出：“中国企业本来可以通过提高技术走升级换代路线逃过此劫，但糟糕的是产业升级未过关，前景不妙已是板上钉钉。”[1]这虽显悲观，但进入08年后，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支持此一观点。比如，07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还在20％以上，到年末下降到6.8％，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下降到“零”增长。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头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头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当月的出口增长率也只有6.5％，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率的最低点。出口需求减速也开始向工业生产传导，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率只有14.8％，已经低于同期工业增长率，这也是5年来所未有的。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美国需求减弱、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未来出口压力偏大，广东已经出现大批工厂关门的现象。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近期由于三大成本剧增，加上利率高企，广东许多生产型企业已不堪重负，大量倒闭和外迁，对广东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另外，作为一个尚处于转轨经济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却开始表现出日本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才出现的部分经济症状，如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过度投机，令中国经济整体尤其是金融业遭受外来冲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相应在未来几年出现经济金融大震荡的几率也越来越高，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而化解的唯一途径就是苦练内功，努力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第三，对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有人认为由次级债所引起的危机很快能过去，不会成燎原之势。而笔者认为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对于美国经济，我们应有个基本认识，这个国家长期透支全世界的财力物力人力精华，其危机始自几十年来的国策，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危机太深，恐怕早就深入了骨髓，这次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总清算，刚开个头，后面难走的路还长着呢。况且，次债的还款高峰是在今年6月前后，目前还没过去，危险仍在。连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这样的著名投资人士都公开宣称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这需要引起我们警醒：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很可能是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并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期持续很长时间。
作为外向度偏高的中国，其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中国经济正在日益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这并非我们的福音，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绝对是弊大于利。中国虽然有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却要存在币种、期限等多层次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同时还潜藏着大量的热钱、累计ＦＤＩ及其收益等等。因此，一旦全球陷入了滞胀，对中国的伤害可能更不容小觑。而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的全球性严重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握好宏观调控由紧到松的转折点。
第四，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由于由巨大的外汇储备通过央行的操作转换成人民币的流动性从而最终转换成了巨大的国内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的紧缩政策使我们在诸多方面面临供给不足。因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供给，通货膨胀确有扩大之虞。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有必要将目前货币政策目标（实际上包括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从控制通胀向促进经济增长转移。如果这次我们的经济不是过热而是很可能经济紧缩，我们现有的专注于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一系列政策将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因此，如果预期未来会发生内外需紧缩的情况，我们现在就绝不能为了压抑通胀而伤害了经济增长，在保物价和保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始终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到首位。
我们的决策部门所背负的，是国家的命运，所承担的，是大得不能再大的风险。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心态，如履薄冰，前瞻、智慧地去应对新的挑战，坚持不懈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笔者建议：
第一、要系统施治，治本重于治标。我们要认识到，宏观调控是个系统工程问题。调控之策绝不能只用“打压”一策，要系统施治，而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冲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货币政策措施作用有限，应重点关注治本之策。
第二、加强货币（包括汇率）、财政、产业、贸易政策的结构性配合，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尽管结构性政策难以短期见效，但必须尽早出手，以避免我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式调整。
对于货币政策上，建议尽量少用。完全放弃货币政策并不明智，但如何操作确实需要大智慧。至于汇率政策，建议不宜让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大幅升值，应采取一切手段降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减慢升值速度，甚至完全停止人民币升值步伐，以阻遏国际热钱的继续涌入。因为人民币升值升到什么水平才合适并无定论，而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头，如果未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发生逆转（目前已有此种苗头），升得越多就会贬得越多，极有可能引来一场金融风暴也未可知。
对于财政政策，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2007年财政收入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5.13亿元。在当前财政盈余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更要发挥公共财政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确保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补贴能够投向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行业，促进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增强。
对于产业政策，关键是要进行结构性优化，扶持弱势产业，培植优势产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建议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发挥财政补贴的产业导向作用。
对于贸易政策，关键是要有效控制进出口贸易及其顺差长期持续的不正常大幅增长，有效管理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相信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宏观调控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核心手段就是坚决打击假出口，让出口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和状态上去。
第三、在金融领域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工作。(1)合理解决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问题。应尽快研究废除“结售汇制”，而改为自愿开设外汇账户、自愿拥有外汇、自愿买卖外汇，如此才能在国内形成众多独立的外汇市场主体，并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币外汇市场。(2)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决控制好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确保我国货币供应量(无论是M1还是M2)增长率控制在11%——15%以下。
第四、加快能源、资源、土地等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解决好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和结构性调节等问题。
第五、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决策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保值增值意识，大规模增加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质的储备，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
第六、镜鉴日本教训，统筹协调各决策部门利益，发挥整体决策的优势和效力。一般认为，日本在处理1990年前后经济问题的最大败笔有二：在泡沫形成期间，是政策和制度的变更缺乏整体一贯性，政府内部不存在进行通盘设计、发挥综合调整功能的政策机构，各部门按照本位主义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在泡沫破灭之后，根本性失误在于官方民间都保有侥幸心理，以拖待变、指望景气回升消化不良资产和呆帐，而缺乏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断力。为避免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经济的覆辙，关键要在避开上述两个败笔上能有新思维，克服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发挥出政府整体决策的优势和效力出来。
[1]见安邦咨询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繁荣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