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自然暴力更深刻的天人合一

——关于四川大地震的反思

陈家桥

四川的特大地震，这场灾难，几乎触及所有的人。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大现实，它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纪念死者的同时，我们更关切那些孩子，无论是不幸遇难的孩子，还是被救出来的孩子，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将如何过下去？地震，促使我们反思。有些人很快就去了灾区，有些人很快就做了反应，有些人跟媒体一样，很快就有了现场意识，但更多的人还在原地，只是内心与地震，产生着一种特殊的牵连。对于“天人合一”作为传统的观念的国度，此次大地震是否会影响到这一重要的传统认知呢？对于那个和谐的天人理想，地震是否提出了一个关于天的非常特殊的行为可能呢？天要干什么？它要干什么？它的地震，它的地动山摇，它率领的这个地质的大运动，是否从未眷顾过人类，是否不曾考虑我们早已在观念中对它做了那么崇高的安排和恭敬呢？也许，有人会问，以后我们还要尊敬天吗？还要跟天地一体，认为它是总会恩赐我们的？这是一个拷问，既是对天地的拷问，也是对中国，这个对天地有着和谐与敬畏的国度的拷问。

四川大地震，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灾区，做了志愿者，她给我发来短信，正在灾区忙着，很快又发来短信，劝别人不要去，因为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工具，国家行为，军方抢救，专业抢救等等，一个志愿者所能做的极其有限，很快媒介也宣称，让志愿者最好不要前往，这有秩序上的考虑，也有现实背景原因，但志愿者到底是什么人？对于拯救灾民，特别是救命，这是最关键的预期，但志愿者从来都有一种主体性的要求，他要成为这个现实的参予者，无论是拯救，还是观察，志愿者行为都是一个主体的期待合法的介入，是对地震这个大现实的个人化介入，并完成这个个人的主体上的成立、合法，并于行动总体中完成他的自身，既包括行为，也包括观察，印象，系统包含和一个观念获得。在志愿者与行政拯救行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契合，但更重要的仍然是行政拯救，当然行政拯救也包含了它整体上的安排，包括必要的戒严、控制、程序化和威权性的抗灾安排。

关于此次地震的预报和预警诟病，曾经在地震发生不久广为发生，但后来相关地震部门作出解释，姑且不说这种专业解释的权威性是否能被另一种声音质疑，但显然，地震部门作为技术部门，由于其技术上的威权而上升为一种行政和话语威权，成为整个和地震有关的“制度、话语、行政，权威，解释”的一个“惟一”合法点，所以这种问责本身很难持续，并且这种问责本身并不能在灾难发生的同时展开，在救灾压倒一切的地震同期和救灾阶段，这种问责必然被悬置。

一天，和几个朋友吃饭突然一人指出，在这场地震中到底有谁会与众不同，有与众不同的感受呢？这个问题难倒了大家，提得有点怪异，但人是可以多角度考虑的，后来有人说，假如地震中，有一个被拐卖的妇女被锁在深山的人家里，要是地震震蹋了大门，她侥幸逃脱并没有受伤？那么她是否会从这场灾难中，反而获得了新生呢？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虽然有一些不合时宜，但也许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虽然是个特殊场合，个别现象，但这是否意味着地震本身是个灾难的同时，它也会在其破坏性的力量中，对另一些非正常状态，甚至是无力状态，绝对无力状态的现实的现实人中，反而给出了一条缝隙呢，这个推想，很不主流但毕竟可以提供一个视角，也许对于灾难，不必有一种仅仅的仇恨或诅咒，灾难有其巨大的客观性，但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假设是有歧义的，但你要相信灾难是要收缩的，人最重要的存在仍然包含在日常性中，所以大家没有再讲下去。它实际上不仅在一个现实的层面上质问着你曾经对它的敬畏，同时它也会连接它曾经所有的温暖，安定和大地，天地，人世的静谧四季。

在媒体上也曾看到，人们狂乱地呼喊着加油，表达着一种悲愤，巨大的对自然的蔑视，甚至称地震为震魔，但与此同时，天地还是那个天地，它的整体，既包括汶川、北川、茂县、绵竹，也包含武汉、珠江和衡山，它是那么的整体，它的突然的暴力，只是这个大地的缺陷，我们还要相处，与天与地，因而我想，在激烈的公众情绪的底端，应该恢复，并且一定要恢复与土地的自然关切，互为依存，相比较于地震中的土地，天地和地质运动，相对于自然的暴力，那些在地震中倒塌的有问题的建筑，那些在灾后重建中凸现的一些权力问题，也就是说地震中及地震后所出现的人的问题，也许更值得深思，在深刻的自然暴力的顶端所浮现的人的问题，更有必要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