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主编并出版了《北大情事》一书，在该书扉页的显著位置，读者能看到我邀请的好些顾问的大名以及他们的头衔——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著名诗人李瑛、著名学者金开诚、著名学者严家炎、著名编辑家崔道怡、著名学者段宝林、著名作家叶永烈、领袖亲属毛泽东儿媳邵华、著名作家曹文轩、著名作家老鬼——这些顾问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早年均毕业于北大（惟有张岱年先生毕业于清华，但也是长期执教于北大），再就是这些顾问均系名人、名家，且都是我的前辈。我之所以试着为这本书邀请这么多顾问，自然是想提升一下该书的品位，壮大一下该书的声威。事实上，有这许多名家担任顾问的《北大情事》在2000年1月出版以后人气很旺，反响很好，影响似乎还挺大（光北大校园里的一家小书店就销售了上千册）。

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到不久之后我选编“70年代生”青年作家群爱情小说选《玫瑰深处的城市》一书之时，我就打算依旧邀请这些前辈再次担任顾问，并打算适当扩大顾问的阵容。说实话，这些前辈之所以乐意担任这样一本不无敏感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书的顾问，一是因为他们有较强的母校情结，二是他们对年轻人都有一份支持和关怀之情，第三则是，这本书虽然不是学术书，但却比较有意思，而他们也觉得无伤大雅。

我与《北大情事》各位顾问的合作可谓很成功，而各位顾问通过该书也增进了对我的了解，乃至更信任我了。我因此估计他们当中没有谁不会乐于再次担任这种名誉性的顾问，连《北大情事》这样的情感类图书他们都毅然地答应了担任顾问的事，何况一本文学类的书呢。除《北大情事》原有的顾问阵容外，我当时打算增添的顾问有——梁晓声、梁刚建、孙郁、汪兆骞、马相武——都是我认识的或有联系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

梁晓声先生是我所尊敬的著名作家（当年我曾在北大听过他的讲座，不过我只偶尔电话联系过他，他甚至不记得见过我），梁刚建先生是我当年实习过的单位《中华读书报》的总编辑（梁总对我一直是很关照的），汪兆骞先生是我之前在我曾经呆过的某个单位工作时因业务关系而认识的长者（汪先生是当年比较有名的编辑家），著名学者孙郁是曾在《北京日报》刊发过我所写的有关70后作家之评论文章的伯乐（50后前辈孙郁先生还送过我一本他自己的随笔集并在扉页题词时很有古代文人之谦谦风范地称我为“家雄兄”，让我万不敢当），马相武先生是199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文学奖的评选中评过一个小说奖给当时他并不认识的我的前辈（后来马老师又在我无数次的催稿中为我的《北大情事》撰写了一篇主打文章，很是支持我的。）事实上，经过联系，这些名家都爽快地答应了。惟有著名的先锋评论家张颐武先生因为当时在美国讲学，所以没能联系到（但第二年书出版时我送了该书给他的，而他则很快就在媒体上对该书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评论）。

著名作家、北大教授曹文轩先生是我当年求学时《当代文学》课的授课教师，因为是师生关系且我多有拜访，所以我就很自然地把该书确定的作者名单和已初步拟好的顾问名单在电话里向他报告了。曹老师闻言，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补充了一句，“把李敬泽也列到顾问名单里去吧？”我听了感觉很犹豫。其实我是认识李敬泽的，之前我曾多次投小说稿给他，可惜都未被采用。但我终于还是按曹老师的意思办了。我想大概是曹老师和他的学生李敬泽的关系很好罢。而李敬泽先生也在电话中当即就答应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提这是曹老师的意思，而是几年以后才在电话中对李提到了这一层）。

记得那些天我一直在想顾问名单的事，并且我终于决定，既然李敬泽都请了，那何不再增加几位文学圈的顾问呢？干脆来一个文学圈的大团结罢（看来这只是我单方面的一种愿望罢，因为在该书出版之后的几年中，文学圈给我的感觉反倒是非常地紊乱起来）。于是略做思索，我就在顾问的名单上又添了几个名字：王干、陈晓明、解玺璋、骆爽、邱华栋几位。王干与陈晓明一向是主流评论家，我虽素无联系，但知道自己可以联系上他们，且估计他们也会答应。事实上，一通电话联系之后，这两位包括其他几位无不或爽快或高兴地答应了。

问题是，这样一来，顾问的人数就显得太多了。考虑到出版社给我的样书有限，而我又不愿意自己掏钱购买样书。怎么办？权衡之后，我竟然自作主张忍痛割爱地少请了几位顾问——都是为《北大情事》撑过腰的重量级前辈，比如张岱年、金开诚、段宝林、叶永烈、邵华、老鬼（老鬼当时在国外，联系不上，也就免了）等——真不应该啊！

事实上，当《玫瑰深处的城市》于2001年4月出版了，之后的好几年中，我总觉得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或者不全部更换也行啊）？

就比如邵华将军吧，作为毛泽东的儿媳，显然身份特殊、地位显要，她能答应担任顾问就是很给我面子了，但我居然临时把她撤了下来！其实邵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邀请她担任这本小说选的顾问是很在理的。根据后来文坛形势变化的状况，如果我当时坚持邀请她担任了这本书的顾问，则她会在之后作协的换届选举中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也不一定（几年后，有摄影特长和爱好的邵华将军担任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可惜所有的事情都无法重新来过。

解玺璋是我1996年在作家罗殊的作品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的，1999年时，他还在北京晚报他编辑的《北京晚报》书香版上刊发过我写的一篇关于曹文轩老师长篇小说《红瓦》的书评（只是不知怎么的，虽然他说稿费已经寄了，但我却一直也没收到）。当时的他应该并未被主流文坛认可为文学评论家，但我觉得当时已不年轻的他难得还这么勤奋，经常在他所任职的《北京晚报》以及别的媒体撰写各种文章，跟孙郁先生又是好朋友，就邀请了。我还在该书顾问名单间他的名字后给加上了“评论家、大腕记者”的头衔。解玺璋先生啥都好，就是在担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时没有尽力帮帮70后出书。当然这也颇可理解，毕竟这时候文坛已经变得很复杂了。

骆爽似乎是我早年去《中国青年》杂志社串门时认识的。他以杂文随笔的写作而出名，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版了许多的书。骆爽先生是个热情的人，1998年时，骆爽担任该社新办的一份文摘类杂志的主编，不但把他手下几位同为文学青年的助手迟宇宙、张杰、李阳泉等介绍给我认识了，还在当年把我的一首诗《故乡》推荐给了《中国青年》的同事并给刊登了出来。我心里觉得这位老兄人真好，待我真不错，出于报答他的情谊与关照的意思，所以就毫不犹豫地邀请了。

至于1996年在《北京文学》顺义笔会上认识的邱华栋，因为认识的那一回仿佛是谈得来的，而且在之后也有过几次电话联系，我感觉他是个热情的人，虽然仅仅只比我年长两岁，但也破例列入了我的更换名单。当时的邱华栋是在一家工商类报纸做版面编辑，并非握有文学作品发稿权的人物，其实我也犹豫过是否邀请他的，甚至也想过从同在那次笔会上认识的兴安、半岛、徐坤、赵凝、古清生等人中邀请一位替换他。我之所以邀请他，主要是因为年龄最接近，当时的联系又相对多一些，而且我觉得搞文学的人都挺不容易的。于是在踌躇之后终于也就邀请了。没想到邱华栋后来转运了，他被李师东请到《青年文学》做起了执行主编——我总觉得这事的发生似乎跟我多少有点莫名的关系似的，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有许多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比如，如果我是请徐坤担任顾问（徐应该是当时围绕在《北京文学》周围的那一群青年作家中写得最好的），则李师东恐怕就不是请邱而会请徐担任主编的罢。总之，自从邱华栋到《青年文学》担任该职务以后，我感觉他在文坛的势力是日益地大了，连王朔这样的风云人物他都没看在眼里，就更不用说还未成气候这些年来一直都迫切需要获得文坛扶持的部分70后了。

后来的几年间，我有时会想，其实有的顾问我当时真不该换下来，像为我主编的《北大情事》热情撰写了一篇主打文章的著名民俗学家段宝林教授，像慨然答应为《北大情事》这种名校情感题材担任顾问的北大长辈级校友、政治地位独特的毛泽东儿媳妇邵华将军，绝对是该继续邀请他们担任顾问的。

《玫瑰深处的城市》一书，收入的都是当年发展势头较好的年轻的70后作家，在当时的形势下，从销售的角度考虑，其实这本书根本就不用邀请顾问的。但为了回报我在编《北大情事》过程中所获得的各位北大前辈对我的支持和关怀，我就打算继续邀请他们担任这本书的顾问。我编《玫瑰深处的城市》一书的本意一是希望能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二是希望能够籍此使自己在文坛上获得一个较好的发展，但该书出版之后的若干年里，我的感觉却似乎是恰恰相反了，而且当初热情地支持和参与该书的各位70后作家，多年来似乎也发展得并不很好，乃至大多都陷入了尴尬与困境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我独自主编70后小说这一个人行为太出风头了？或者是我不该请李敬泽和邱华栋这两位顾问？以我这些年来的感觉，李敬泽老师和邱华栋兄这两位似乎并不太领我的情，而觉得当年我请他们担任顾问是他们给我面子。其实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可请的顾问很多——比如哲学大师张岱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金开诚、毛泽东儿媳邵华等文化界重量级人物——而且请这几位与文坛关系不大的人物还可以使我避免卷入趟到文坛的是非里去（其实这样做反倒有利于我在文学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