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一家
翻看中华文明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奴隶社会开始，中华大地上就在不断的上演着一幕幕民族大融合的彩剧。春秋战国到大秦帝国，再到汉唐盛世，56个民族一步步的走到一起，一点点的融合，直至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看一看历史记录，翻一翻历史文献，都不难发现，记录这些真实情况的文字。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6个民族是一家，这是历史成长的现实结果。
尤其是翻看盛唐时期的历史，更不难发现，胡汉一家的铁证；最出名的要算是文成公主入吐蕃了。由此，不禁疑问，胡汉本一家，藏独怎么行？56个民族是一家，疆独怎么行？中华民族是一家，台独怎么行？别的就不多讲了，看看这些历史资料，一切就都明白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指民族间的自然融合，它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均有经济促进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历次民族融合均以汉族为中心。从经济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从游牧经济转向定居农耕经济的过程。从社会形态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从游牧经济转向定居农耕经济的过程。从社会形态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民族融合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民族迁徙：当时指从东汉以来周边各族的内迁，这也是民族融合的必要前提；友好交往：当时北方各族逐渐改变以往的游牧生活，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成为农业居民，而汉族也学到了各少数民族丰富的畜牧业经验；联合斗争：指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了联系和了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春秋时期，由于争霸战争普遍进行，华夏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齐、秦、楚、燕等国成为所在地区民族融合的核心。自东汉时期开始，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渴、氏、羌等陆续内欠，居住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明显差异。由于东汉和西晋统治者对内迁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这是形成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的重要原因。而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局面，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影响。北方各少数民族逐渐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学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农业居民。汉族人民也学到各兄弟民族的畜牧业经验，丰富和提高了生产知识。他们还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斗争中，加强了联系和友谊。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在北方民族融合的背景下，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均田制，它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其余措施如迁都洛阳、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等，都加速了民族融合，成为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宋元时期，民族政权长期并存，战争连绵。尽管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这突出表现在战后的议和活动上，例如北宋和辽订立的“擅渊之盟”，有利于满足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了边疆地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和平共处仍是本阶段民族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又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现象，并出现了汉族外迁、形成新民族等新特点。
《文成公主进藏》
据《吐蕃王朝世袭明鉴》等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队伍非常庞大，唐太宗的陪嫁十分丰厚。有“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又给多种烹饪食物，各种花纹图案的锦缎垫被，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100种治病药方，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还携带各种谷物和芜菁种子等。
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一直居住在西藏。她热爱藏族同胞，深受百姓爱戴。她曾设计和协助建造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来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她带来的金质释迦佛像，至今仍为藏族人民所崇拜。
按照传统习惯，吐蕃人每天要用赭色制土涂敷面颊，说是能驱邪避魔，虽说样子十分难看又不舒服，但因是传统习俗，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大多数吐蕃人只是照章行事。文成公主到吐蕃后，仔细了解和揣摩了这种习惯，认为这样做毫无道理，又有碍卫生，实在是一项鄙俗的陋习，因此她婉转地向松赞干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松赞干布听了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废除这项习俗，最开始一些念旧的吐蕃人很不习惯，但慢慢地都觉得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既方便又好看，大家也就都乐意接受了，他们甚至还十分感激文成公主为他们破除了陈规。
待生活安定下来后，文成公主带来的汉族乐师们开始履行职责，他们十分卖力地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演奏唐宫最流行的音乐，音乐舒缓优美，使松赞干布大有如闻仙音的感觉，他对乐师和音乐大加赞叹，并选拨了一批资质聪慧的少男少女，跟随汉族乐师学习，使汉族的音乐渐渐传遍了吐蕃的领地，流进了吐蕃人的心田。
随来的文士们也开始工作，他们帮助整理吐蕃的有关文献，记录松赞公布与大臣们的重要谈话，使吐蕃的政治走出原始性，走向正规化。松赞干布欣喜之余，又命令大臣与贵族子弟诚心诚意地拜文士们为师，学习汉族文化，研读他们带来的诗书；接着他还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贵族子弟，千里跋涉，远赴长安，进入唐朝国家，研读诗书，把汉族的文化引回吐蕃。
农技人员并不宣扬什么，他们只是先把从中原带去的粮食种籽播种在高原的沃土上，然后精心地灌溉、施肥、除草，等到了收获的季节，那顶壮的庄稼，惊人的高产，让吐蕃人瞪大了眼睛；因为吐蕃人那时虽然也种植一些青稞、荞麦之类的作物，但因不善管理，常常是只种不管，所以产量极低，他们不得不佩服汉族农技人员高超的种植技术。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授意下，农技人员开始有计划地向吐蕃人传授农业技术，使他们在游牧之余，还能收获到大量的粮食。尤其是把种桑养蚕的技术传给他们后，吐蕃也逐渐有了自制的丝织品，光泽细柔，花色浓艳，极大地美化了吐蕃人的生活，使他们喜不胜收，都十分感谢文成公主入吐蕃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文成公主以款款柔情善待松赞干布，使得这位生长于荒蛮之地的吐蕃国王深切体会到汉族女性的修养与温情，他对文成公主不但备加珍爱，而且对她的一些建议尽力采纳。文成公主则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提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丈夫治理这个地域广阔，民风慓悍古朴的国家。而文成公主又不是那种极有权势欲的女人，她参预治国，却从未要求松赞干布给自己一个什么官职，对于吐蕃国的重大政治决策，她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强行干涉，因此松赞干布和大臣们对她非常悦眼，经常向她讨教唐宫的政治制度以作为他们行政的参考，而广大的吐蕃民众更视她如神明。
《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唐代的开放性格，既体现在对周边民族的开明政策，也体现在对邻近国家交流的空前扩大；体现在经济和物质上，更体现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
隋唐时代的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而且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底，当突厥的一部归附唐朝并请求在内地安置时，大臣们都反对，以为将会留下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二月打败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领。唐太宗说，“这样，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文件都署称“天可汗”。这说明，一旦突厥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实施对西北地区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了。贞观二十年，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一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唐朝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扩大了。不仅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亚非各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等科技发明也传入亚洲各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给新罗、日本等国也带去了巨大的影响。唐朝的商人、僧侣和手工业者前往亚洲各国，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商人和艺术从业人员等也纷纷来到中国。玄奘西行天竺、鉴真东渡日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而新罗、日本、大食(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都有人在唐朝居住，甚至人仕做官，如唐末担任淮南节度判官的新罗人崔致远、开元天宝时期在唐朝廷做到卿监一级高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先后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司天监的印度人瞿坛撰、波斯人李素等。唐后期，有不少新罗人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并登第获得功名。唐朝在沿海许多城市都有新罗人的聚居地，称为“新罗坊”，并有专门接待新罗人的旅店，称为“新罗馆”，甚至有的地方设有与新罗人打交道的“勾当新罗所”。日本派遣的遣唐使总共有十几次，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高潮迭起。唐朝长安、洛阳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亚洲各国人及其所带来的生活风俗、信仰、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唐朝人民的生活。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文化的出现。唐代的文化，无疑不能称之为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胡汉混合的新文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器用，唐文化无一不打上了胡汉混合的烙印。而对外交往的开放态势，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文化的多元色彩。
例如，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大体上说，儒释道都为其所用，而且存在着三教合一的趋势。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三部分别代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是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各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并存，包括所谓中古“三夷教”——出于东罗马的属于基督教一派的景教、出于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明教)。唐代民众的信仰世界也是多元的活跃的，信仰的边界模糊不清。
又如，文学艺术方面，隋唐文化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且不说大量的唐代诗歌吟咏胡风胡俗，当时从宫廷乐舞到民间艺术，都呈现出鲜明的胡汉混合新气象。隋炀帝时定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i天竺、高丽乐则来自外国。唐太宗灭高昌后，增《高昌乐》，又以《燕乐》换《礼毕》，为十部乐。在民间，同样有大量的胡人乐舞流行着，而且一直保持着随兴其舞、亦歌亦唱、自娱自乐的艺术品性。而服务于这些乐舞的胡族乐器如羌笛、横笛、琵琶、箜篌、羯鼓等，俨然已经构成为我国民族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婚丧礼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器用，从服饰、食物、家具到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隋唐时期都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型。魏晋以来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在隋唐时期结出了硕果。
正是在唐朝开放性格的影响下，整个唐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特殊的繁盛景象，或者可以概称之为“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原本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盛唐气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盛唐是一个繁荣强大的盛世，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另一观点则认为，从文学上讲，盛唐气象是一种雄浑悲壮的气象，文学上的盛唐气象不是文化上的“盛世”景象，也不是直接反映的盛唐时代。
从历史时代上讲，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开元盛世”。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盛唐，并不仅仅限于开元时期，实际上，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盛世特征。
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开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726)增加到706万户，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891万余户，5291万余口。这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实际上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未登记的隐户占有全部户数的三分之一。最高的估计认为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万户，人口达到l．4亿。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开元时期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达700市斤。这是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入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志下》)、“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唐语林》卷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El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在以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上的盛唐气象表现出如下特征：
艳丽明快的色彩。这种色彩既体现在唐三彩、铜镜、丝绸织物、金银器、敦煌壁画等物质性文化上，也体现在盛唐诗歌中。如贺知章《咏柳》中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方平《夜月》中的“今夜偏知春风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还有绿窗、红门、皑皑白雪和点点白帆。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亮丽明快的一幅风景画!
生动自然的情调。如敦煌壁画中的许多单身菩萨，完全是典型的唐代盛装妇女形象。唐代的高僧道宣就说当时的菩萨造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唐人自信，思想解放。一些供养人壁画中，世俗人物高大不凡，大有压倒诸天菩萨的不凡气概。唐人率性，较少做作。该唱时唱，该舞时舞。杜甫《饮中八仙歌》写道：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博大恢宏的气势。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便体现了唐文化中的这种气势。明代的西安城只是唐长安的六分之一。今天，在唐代的皇帝陵墓、石刻博物馆、佛寺洞窟和包括大明宫遗址在内的宫殿遗址等历史遗迹面前，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种气势。
雍容华贵的风度。武则天做皇后时，捐脂粉钱修造了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是盛唐文化典雅秀美、雍容华贵的集中体现。她与敦煌的北大像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时代来临的美好预兆。此外，观赏牡丹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也是唐人风度的一个象征。牡丹是芍药的一种，大概到唐代才把木芍药专门称为牡丹。唐人喜好牡丹成风，每到暮春季节，长安和洛阳游赏牡丹的车马如流。刘禹锡《赏牡丹》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元化的选择和较大的个人空间。北朝以来，社会上活跃着一批明识远图、雄健勇武的杰出女性，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就是那个时代妇女的典型形象。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三寸金莲弱不禁风，我们今天所批判的这些对女性的传统束缚和偏见，在隋唐时代都还没有成为传统。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程度，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标尺。唐代是妇女享有较多自由的时代。有学者作过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唐代只有51人，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所以朱熹要骂唐人为“龟唐”，说他们“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洪迈感叹“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
总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开。经济的发展繁荣，造就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势昌盛、文化灿烂的盛唐时代出现的物质基础。充裕的物质条件，人间与天堂的距离被拉近。艺术上的表现力也被极大地发挥出来。在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以净土变为核心的各种经变故事，主题就是将人间天国融为一体，人间的荣华富贵被搬到了天上，天国的富丽堂皇又搬回了人间。而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南北之间的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造就了唐代的开放性格。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使得盛唐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
（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台湾历史》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１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３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胡汉家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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