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权
来源: 南京理工大学新闻宣传中心 采访: 左静 李翚 编辑: 刘洪亮
6月24日，丁学良教授应邀来我校，面向各级干部做了一场演讲《从国际经验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制度》.随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从您的论著与演讲中，我们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您认为“中国大学当前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金钱（经费的投入），而在于制度，在于中国自1952年后中断了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大学制度与办学模式，那么，当前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是否就是回归1952年以前的大学体制么？
丁教授：是的。凭现在的中国实力积蓄、海外的人才资源，回归到1952年以前的办学体制与模式的话，五年内，整个高等教育界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气象，十年内有非常不一样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开放的心态，办学模式多样化。百花齐放，百校争鸣。高校在竞争的过程中日新月异。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模式。
1952年以后中国学的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办大学，他要办的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有合理的方面，因为那时苏联要快速的搞工业化，又主要集中在跟军事有关系的重工业方面。所以当时斯大林就把苏联的很好的大学进行改组，进行重新安排。
1952年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方法，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来，分隔开，变成一个个同类的高校。如果这个国家二流三流的高校这么搞起来则问题不大。但1952年的时候一刀切，中国的最好和最伟大的大学，都这么干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严格意义上讲，从1952开始，中国就没有国际主流意义上的综合型的大学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看一看1952年以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条件很差的时候，中国最好的大学仍然能够产生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但1952年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这种现象了，因为体制被弄乱掉啦。首先是大学变成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然后对这些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的管理又像是对工厂一样的管理。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高校进行所谓的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尽可能地从“文化大革命”时那种全面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回到1952年前那个国际高校的主流模式上去的话，我们将能看到中国高校在量上和质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
记者：那么实施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丁教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级教育部门要放权。放权以后才能使国内较好的大学根据自己的传统、特点、使命、人脉、经验等形成个性的东西来办大学。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种不好田的时候是1956年集体化后到1978年，因为那时领导干部负有这样的权力，指挥农民怎样种田。你想，农民种了几千年的田，种什么，不种什么，怎么种，还要你来告诉吗？正是在错误的体制下饭都吃不饱，教训太深了，道理太明显了。同样的，办学的人对怎样办学还不如政府官员了解得清楚？
我要是教育部长，首先宣布哪些事不能管，把教育法上规定应该给的自主权给大学。放权的第一步就是放人事权，取消对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大学校长与公务员系统的任命是非常不一样的，跟从烟草局调到粮食局，人事局调到交通厅是不一样的。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校长要由大学自己主持的委员会去聘任，让大学校长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要大学校长依法办学，就不能随便撤换。由大学自己遴选出的校长能对学校充满感情，也能确保全校师生对他的期待能够实现。国外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仅是“爱校如家”，而是“爱校胜家”的，心都扑在了大学上。
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界普遍认识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定是在专业上处于顶尖的位置，最好是院士级的人物。但是，国际上对好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则有所不同。第一，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在高等教育界有充分经验的人；第二，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不一定是顶尖的，但也必须处于中上的水平，这样他才能够理解专业，尊重专业，为专业人才创造好的条件；第三，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关系的建立者；第四，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要能够在社会领域中主动寻求资源。
1949年以前国内最好的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但那时教育部对大学校长的任命是政治协商式的。
记者：放权，就是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丁教授：是的。大学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是学术与教育上的自主、自由、而且是有宪法、法律保障的自主权。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不能让行政的权力，尤其是校外的行政权力完全操控学校的运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在行政的操控下办一流大学的？若是办职业学校，没有问题，研究型大学是核心是创新，什么都听上面拍板，怎么创新？
微软现象是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创造最巨大财富的例子，这是哪一级政府组织起来的？
中国在郑和下西洋时是最优秀的国家，如果以征服为目的，就是殖民者了。皇帝拍板，所有远洋都没了。欧洲人远洋找国王不同意还可以找商会等。不是一刀切，在任何一刀切体制下，创新都会被扼杀。中国人不笨，不是个人愚蠢，是体制挡在那里。中国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大学的制度化愚蠢表现在：把大学当成工厂来办；一纸调令就能安排一个人；领导机关抱持怕出事的态度，对大学的创新怀疑，把一些开创的行为都给抹杀；下级做任何事情都要汇报，凡事都要经过上级的批准才行……
自主是创新的前提，自主是创新的条件，自主是创新的基础。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权就不成为现代企业，就不能良性地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权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
记者：您提到把大学当成工厂来办，还曾经说过大学应该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丁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本身或衙门的附庸时，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本身或者衙门的附庸的话，中国的大学也没有希望。
我曾经在西南一个省看到这么一个情景：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教育厅副厅长来了后，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马上起来给他让座。我认为这是大学的屈辱。
企业运作是否成功，是要对市场有判断。借鉴国企，大学不能变成行政官僚的附庸品。办大学的灵活性要更高，是一种更精致的产业，是知识含量最高的产业。大学办的是否成功要看人才培养，创新方面的贡献，即使是副部级学校，如果这些方面不行，也没有价值。
记者：中国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进行改革，不断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步伐显然没有人们预期的快，是否还需要什么样的推动力？
丁教授：一方面，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要为大学争取自主权，要利用一切场合去讲，“天天叫”、“天天喊”，要让这种意识形成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在中国推进大学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靠国内的推动力，还要靠国际的竞争力。国际的竞争力是指在科技领域里包括制度、政策等所有创新领域里，对我国形成的压力和动力。
国企开始改革时，主要是物质生产严重短缺形成的压力，所以不得不放开。放开之后，又有了来自国际的竞争，迫使你不断进行经济改革。
现在的人才市场越来越国际化，增强了各地的人相互竞争的观念。你这个体制老是不改，老是跟国际上的大学主流脱轨，累积的麻烦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小麻烦变成中麻烦，中麻烦成大麻烦，等到了危机重重的时候，体制内更多的人就会想办法改了。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去做，去改，能做的先做起来，对整个大学的生态会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比如，大学校长任命制度一时动不了，可以先从教师招聘制度改起来，从招生制度改起来，从教学大纲改起来，一步一步来，让大学形成竞争，在竞争中改革。
来源: 南京理工大学新闻宣传中心 采访: 左静 李翚 编辑: 刘洪亮
6月24日，丁学良教授应邀来我校，面向各级干部做了一场演讲《从国际经验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制度》.随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从您的论著与演讲中，我们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您认为“中国大学当前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金钱（经费的投入），而在于制度，在于中国自1952年后中断了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大学制度与办学模式，那么，当前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是否就是回归1952年以前的大学体制么？
丁教授：是的。凭现在的中国实力积蓄、海外的人才资源，回归到1952年以前的办学体制与模式的话，五年内，整个高等教育界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气象，十年内有非常不一样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开放的心态，办学模式多样化。百花齐放，百校争鸣。高校在竞争的过程中日新月异。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模式。
1952年以后中国学的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办大学，他要办的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有合理的方面，因为那时苏联要快速的搞工业化，又主要集中在跟军事有关系的重工业方面。所以当时斯大林就把苏联的很好的大学进行改组，进行重新安排。
1952年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方法，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来，分隔开，变成一个个同类的高校。如果这个国家二流三流的高校这么搞起来则问题不大。但1952年的时候一刀切，中国的最好和最伟大的大学，都这么干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严格意义上讲，从1952开始，中国就没有国际主流意义上的综合型的大学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看一看1952年以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条件很差的时候，中国最好的大学仍然能够产生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但1952年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这种现象了，因为体制被弄乱掉啦。首先是大学变成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然后对这些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的管理又像是对工厂一样的管理。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高校进行所谓的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尽可能地从“文化大革命”时那种全面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回到1952年前那个国际高校的主流模式上去的话，我们将能看到中国高校在量上和质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
记者：那么实施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丁教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级教育部门要放权。放权以后才能使国内较好的大学根据自己的传统、特点、使命、人脉、经验等形成个性的东西来办大学。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种不好田的时候是1956年集体化后到1978年，因为那时领导干部负有这样的权力，指挥农民怎样种田。你想，农民种了几千年的田，种什么，不种什么，怎么种，还要你来告诉吗？正是在错误的体制下饭都吃不饱，教训太深了，道理太明显了。同样的，办学的人对怎样办学还不如政府官员了解得清楚？
我要是教育部长，首先宣布哪些事不能管，把教育法上规定应该给的自主权给大学。放权的第一步就是放人事权，取消对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大学校长与公务员系统的任命是非常不一样的，跟从烟草局调到粮食局，人事局调到交通厅是不一样的。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校长要由大学自己主持的委员会去聘任，让大学校长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要大学校长依法办学，就不能随便撤换。由大学自己遴选出的校长能对学校充满感情，也能确保全校师生对他的期待能够实现。国外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仅是“爱校如家”，而是“爱校胜家”的，心都扑在了大学上。
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界普遍认识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定是在专业上处于顶尖的位置，最好是院士级的人物。但是，国际上对好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则有所不同。第一，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在高等教育界有充分经验的人；第二，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不一定是顶尖的，但也必须处于中上的水平，这样他才能够理解专业，尊重专业，为专业人才创造好的条件；第三，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关系的建立者；第四，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要能够在社会领域中主动寻求资源。
1949年以前国内最好的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但那时教育部对大学校长的任命是政治协商式的。
记者：放权，就是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丁教授：是的。大学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是学术与教育上的自主、自由、而且是有宪法、法律保障的自主权。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不能让行政的权力，尤其是校外的行政权力完全操控学校的运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在行政的操控下办一流大学的？若是办职业学校，没有问题，研究型大学是核心是创新，什么都听上面拍板，怎么创新？
微软现象是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创造最巨大财富的例子，这是哪一级政府组织起来的？
中国在郑和下西洋时是最优秀的国家，如果以征服为目的，就是殖民者了。皇帝拍板，所有远洋都没了。欧洲人远洋找国王不同意还可以找商会等。不是一刀切，在任何一刀切体制下，创新都会被扼杀。中国人不笨，不是个人愚蠢，是体制挡在那里。中国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大学的制度化愚蠢表现在：把大学当成工厂来办；一纸调令就能安排一个人；领导机关抱持怕出事的态度，对大学的创新怀疑，把一些开创的行为都给抹杀；下级做任何事情都要汇报，凡事都要经过上级的批准才行……
自主是创新的前提，自主是创新的条件，自主是创新的基础。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权就不成为现代企业，就不能良性地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权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
记者：您提到把大学当成工厂来办，还曾经说过大学应该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丁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本身或衙门的附庸时，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本身或者衙门的附庸的话，中国的大学也没有希望。
我曾经在西南一个省看到这么一个情景：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教育厅副厅长来了后，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马上起来给他让座。我认为这是大学的屈辱。
企业运作是否成功，是要对市场有判断。借鉴国企，大学不能变成行政官僚的附庸品。办大学的灵活性要更高，是一种更精致的产业，是知识含量最高的产业。大学办的是否成功要看人才培养，创新方面的贡献，即使是副部级学校，如果这些方面不行，也没有价值。
记者：中国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进行改革，不断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步伐显然没有人们预期的快，是否还需要什么样的推动力？
丁教授：一方面，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要为大学争取自主权，要利用一切场合去讲，“天天叫”、“天天喊”，要让这种意识形成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在中国推进大学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靠国内的推动力，还要靠国际的竞争力。国际的竞争力是指在科技领域里包括制度、政策等所有创新领域里，对我国形成的压力和动力。
国企开始改革时，主要是物质生产严重短缺形成的压力，所以不得不放开。放开之后，又有了来自国际的竞争，迫使你不断进行经济改革。
现在的人才市场越来越国际化，增强了各地的人相互竞争的观念。你这个体制老是不改，老是跟国际上的大学主流脱轨，累积的麻烦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小麻烦变成中麻烦，中麻烦成大麻烦，等到了危机重重的时候，体制内更多的人就会想办法改了。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去做，去改，能做的先做起来，对整个大学的生态会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比如，大学校长任命制度一时动不了，可以先从教师招聘制度改起来，从招生制度改起来，从教学大纲改起来，一步一步来，让大学形成竞争，在竞争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