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庆峰寄语:此文是本人原创,如要转载请标明出处)
吴法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将军街。他身材较胖，早就有“吴胖子”之称，平时性格温和，爱开玩笑。吴法宪也是一个有想法，有主见，点子多，善于做决定，善于总结经验的人。这是一个从放牛娃到将军的人，他的经历是丰富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人们常说吴法宪是草包司令，他果真是草包吗？有一次，开国中将彭明治在担任苏鲁支队司令员时，在面对日军扫荡时指挥部队作战，伤亡惨重，怕上级责怪。吴法宪却夸奖他善于指挥，能打仗，使得他更加自信，作战更加勇敢，以致后来出现了一支赫赫战功的部队新四军第三师7旅，所以说吴法宪一点也不草包。
第一、籍贯之谜---吴法宪到底是兴国人还是永丰人
吴法宪究竟是哪里人？一些资料说他是江西省永丰县人。而兴国县的人说他是兴国南坑人，吴法宪自己也说是兴国人。吴法宪对兴国有感情，几次回家都到过兴国县南坑乡，曾送过一辆汽车给南坑乡,当时叫公社。可为什么兴国将军公园没有他的塑像？难道因为他是林彪的人没有给他塑像，可是邱会作同样是林彪的人，在公园里有塑像。南坑乡樟坑村一位老人说吴法宪确实是该村的人，还说吴法宪曾在那里放过牛，还拿族谱作证。可为什么解放军将帅录上说吴法宪是永丰大安人呢？根据考察大安村没有姓吴的人，然而村里有一位老人说，吴法宪确是大安人。他还说他亲眼看见过吴回家。他还指着一块草坪说：原来吴法宪的房子就在那里，很早就倒了。
原来吴的祖父从南坑搬到大安，吴的祖父搬往大安也是跟地主种田。吴法宪1915年就出生在这里，他小时给别人放牛，他父也跟人做短工，日子很穷。上世纪30年代大安扩红时，吴参加了红军。吴回故乡时，永丰当地官员没有认真接待，因此吴法宪就不承认自己是永丰人。然而吴法宪在兴国受到热情的接待，因为兴国是将军县，兴国人更知道接待将军，加上吴又是从兴国搬到永丰的，吴就说他是兴国人。
第二、“红小鬼”吴法宪到师部青年干事
吴法宪于1930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赣东游击队，是个典型的“红小鬼”。吴法宪年纪小，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红军队伍中为大家做事，一心听党的话，作战勇敢，不怕死。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吴法宪文化程度不高，但进入红军队伍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很快就达到了能读能写的程度。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10团青年干事，直接在团党代表领导下做部队的青年工作。吴法宪做青年工作，积极热情，也有一套办法，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批青年红军被吸收到团组织中来。由于有这方面的成绩，不久被任命为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在腾田进行改编，成为林彪指挥的红1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先在红1军团2师6团政治部担任青年干事，而红2师是红1军团的主力部队，它的前身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的31团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28团及其他部队,林彪就曾在这个28团担任7连连长,并创造了1个连打败国民党1个师的神话。
1933年9月，蒋介石组织100万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围剿开始。硝石战斗是红2师6团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次败仗，当时战斗非常艰苦。在红6团快要全军覆没时，政委宋成泉一边组织撤退，一边命令青年干事吴法宪和其他几个政治处同志负责伤员撤退。可是宋政委没有留下任何战斗人员来掩护，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在此情况下，吴法宪决定用两副担架将负重伤的两位营长抬出来，还带走了几个能走的轻伤员。回到团部，团政委怕承担责任，就要追究吴法宪的责任，吴法宪说：“你们说走就走，连一些掩护的人员都没留，能带出两个营长和一些轻伤员已经不错了。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法将他们全部带出来。”后来这一情况反应到师部，当时的师政委是刘亚楼。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史犹生认为这事不能怪吴法宪，不能给他处分。
过了几天，师部通知吴法宪到师部警通连担任指导员，这项任命主要可能是因为刘亚楼认为吴法宪在硝石战斗中救伤员的事件中遇事冷静处理果断。可是没几天，又调往红1师任青年干事，这项调令连刘亚楼也蒙在鼓里，以为吴法宪向上面写了报告要求调走。经过一打听，刘亚楼才知道是正常调动，是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周冠南看到吴法宪在警通连工作的有声有色，认为需要加强红1师的青年政治工作，于是通过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吴法宪从红2师调到了红1师。
不久，乌江战斗开始，青年干事吴法宪被谭政派往红1师3团参加战斗，红3团团长是黄永胜（开国上将），政委邓华（开国上将）。乌江战斗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全歼国民党81师。1934年5月，红一军团又取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歼敌2000多人。
三、长征途中的吴法宪
1934年10月16日，在红军进行艰苦的苏区保卫战失利后，被迫开始战略撤退，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向贵州进军。特别是突破湘江封锁线，红军损失惨重，从8万人减少到3万人。部队进入贵州后，红1师政治部干部战士共80多人在行军途中休息，突然山那边来了几架国民党飞机，对着他们扔下5枚炸弹，一下子就炸死了20多人，师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和另外几个干事一起被炸死，幸好吴法宪命大。不久，吴法宪被任命为红1师师直总支书记。
1935年3月，在四渡赤水前夕，吴法宪再次被调往红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还是黄永胜。吴法宪到红3团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消灭对岸敌人，占领渡口，掩护全体红军突围。部队下半夜开始行动，红3团1营担任突击营，1营3连担任突击连，吴法宪来到1营，协助指挥。吴法宪到达1营后，见到营长王兴邦和胡副营长。可能是因为渡江任务太艰巨，王营长情绪不高，而胡副营长则很积极，主动向吴法宪汇报，并自愿带领战士去侦察敌情。结果经过侦察，得知敌人的驻守的两个连正在睡大觉，于是吴法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就这样，红3团一直担任全军的先锋，直逼贵阳。这场战斗意义非常重大，关系到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当时的名字还叫吴文玉。第2个名字就是胡副营长。建国后，萧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杂志上。红3团担任红军前卫团，经过四渡赤水、二打遵义，巧渡金沙江等等战斗，一直到王开湘的红4团抢夺泸定桥之前才结束。
1935年7月，红军爬过雪山夹金山，来到毛儿盖，在此休整了大概1个月。这时，红1师领导班子调整，师长李聚奎被调往红四方面军，刘亚楼担任红1师师长。1935年8月4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右路军是红1军团红2师担任先锋，红1师跟随军团部。过草地经过了10天的艰难前行，终于到达藏民区。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一个叫做哈达铺的一个小镇。接着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红一方面军被整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红1军团被整编为第1纵队，取消师级编制，下辖1、2、4、5团，原里3团和6团被编入其他部队。吴法宪担任红2团政治部俱乐部主任。1939年9月，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重新整编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吴法宪被任命为红2团政委。红2团在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2团。就这样，吴法宪，一个兴国乡下打草赶牛的小伢子，从小投身革命，一直就生长在军队里，并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了。
曲子镇战斗时，吴法宪果真是从城墙上掉下去的么？1936年5月18日，一军团奉命西征。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马鸿逵部300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2团包围。2团在梁兴初和吴法宪的带领下，在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攻城，马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人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二团虽然人多但展不开，又没有巷战经验，竟被冶成章逼退到南门一带。冶成章绰号“野骡子”，是马鸿逵部一员骁将，性情暴躁，打仗剽悍。后来2团改变了战术，一个连先攻进去，果然进展顺利，其他部队随后跟进。同时担任助攻的5团也攻破了西北角。两个团相互配合，到黄昏时分把守敌大部歼灭，晚上10点多钟，活捉负了伤的“野骡子”。在这次战斗中，吴法宪带领大家冲锋时掉下曲子镇城墙。战士们以为政委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了，都哭喊着“吴政委”。这事很快就惊动了师部领导，政治部主任邓华来看望吴法宪，问他负伤没有。吴法宪马上表示没有负伤，只是从城墙上掉了下去，也不知道是怎么掉下去的。只是部队攻城受挫，有些难过。邓华听完后，先进行安慰，然后称赞2团很英勇。
第四、吴法宪和他的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加强军政训练，待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八路军总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所属第115师由红1方面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74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120师由红2方面军和红27、28军等部编成，贺龙任师长；第129师由红4方面军和红29、30军编成，刘伯承任师长。
吴法宪当时所在的红2师在陕西三原被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长陈光，下辖685团就是原来著名的红2师，团长为黄永胜，副团长（实际上是政委）为邓华，吴法宪任该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全团3000多人。
第五、平型关大捷
1937年8月底，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在685团行军至侯马地区时，由于团干部之间不团结，黄永胜和邓华发生激烈争执。为此黄永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调离该团另行分配，由杨得志接替685团团长。9月24日，林彪决定685团、686团和344旅的687团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队，这是日本著名的板恒师团。战斗前，吴法宪被分工派到2营做战前动员，吴法宪找到营长曾国华(开国中将)、教导员刘振球(开国少将)，给2营做了战前动员，并随2营参加战斗。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首次大捷。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战斗结束后，师政委聂荣臻给685团政训处副主任吴法宪下达清扫的任务，于是吴法宪组织八路军后勤人员和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把枪支弹药、物资、衣服和食品在日本鬼子到来之前迅速转移。吴法宪干练、果断的组织能力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运城扩兵与685团东征
平型关大捷后，343旅和344旅分开，343旅由师部指挥，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而344旅则由徐海东（开国大将）、黄克诚（开国大将）率领建立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7年底，115师的主要工作就是练兵和扩兵，吴法宪组织团政治部人员来山西运城招兵，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扩充了1000多人，编为新2营，周长胜(开国少将)任营长，蔡元兴任政委，辖第5、6、7、8连和一个机枪连，全营约900人。这样，685团就健全了三个营的编制，全团近4000人。而同期在临汾扩兵的686团团政委杨勇虽然工作也不错,但同吴法宪的成绩相比,还是差了老大一截.同样作为343旅的主力686团，扩编后的3个营才共3000余人,比685团少近1000人。
这里补插一个关于新2营的故事：由于新2营是吴法宪运城扩兵组成的部队，人员充足，就是没有枪和弹，拿什么打日本鬼子呀？所以怎样搞到武器成为新2营非常迫切的任务。下面一段文字来自《开国上将杨勇传》的文字，叙述新2营刚成立就怎样打了个漂亮仗，并怎么武装自己的。新2营组成后，便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1938年1月，第685团新2营奉师命令，配备一部小电台，去永和县为中央机关运送一部挖煤机。部队连续行走三天后，在路旁一个村庄宿营。5连司务长到村里买菜时，发现村中有很多枪炮弹药，立即跑回报告。周长胜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同5连连长，司务长3人换上便衣，前去侦察。得知武器确实不少，只有4名阎锡山部队的士兵把守。返营后，经研究决定，除搞一部分武器装备本营外，并向师发了请示电报，师同意他们这个计划。晚上，新2营果然弄到了不少武器弹药。全营装备了9挺机枪，3门小炮，每人一支山西造，40发子弹，另搞到15门迫击炮，20多箱子弹，上交师部。师首长表扬了新2营，免除了新2营去永和运送机器的任务。接下来，第685团新2营同兄弟部队一起在孝义公路打了一次伏击战，消灭日军1个中队及部分汉奸。新2营第一次打日军，表现得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受到旅长陈光的表扬与鼓励。
话归正传，由于吴法宪卓越的表现，1938年元旦，吴法宪被提升为685团团政委，团长还是杨得志（开国上将）。1938年1月到10月这段时间，685团在汾阳东南活动，几乎没打什么仗。10月，344旅旅长徐海东回延安治病，杨得志任344代理旅长，这样一来，就由彭明治（开国中将）任685团团长，经吴法宪提议，梁兴初（开国中将）由3营营长提升为副团长。
1938年10月，罗荣桓代表中央来到685团宣布命令，要该团开赴太行山接受八路军总部命令，然后进军山东。1938年10月25日下午，685团3700多人开始出发，12月9日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因为一提八路军685团的番号就等于告诉日本鬼子我们是八路军主力啊，这样肯定不行。
苏鲁支队于1938年12月27日到达山东和江苏微山湖以西地区。1939年元旦前后，消灭了当地最大的伪军势力王献臣部，共2000余人，苏鲁支队威名远扬。1939年2月，沛县一支1500多人的伪军部队反正起义，司令员籍兴科。这支部队被编为苏鲁支队独立大队。随后山东原来的挺进支队也编入了苏鲁支队，为第四大队，李贞乾为大队长。在加上苏鲁支队自己的扩兵征兵，原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也就是现在的苏鲁支队，就发展到了13000多人。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祈蒙山区的686团（后来叫做老六团）还是3000多人。要知道，一年前的115师总共才15000人。苏鲁支队共设四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而每个大队设四个营，这样苏鲁支队就为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命令苏鲁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于是苏鲁支队该名为苏鲁豫支队，兵分两路：一路是四大队也就是原挺进支队，再加上几个连的兵力，由梁兴初担任大队长留在湖西坚持斗争，后来该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开赴东北。另一路就是苏鲁豫主力部队一、二、三大队向豫东、皖北发展。
第七、"湖西肃托"与吴法宪降职
1939年年底，微山湖湖西地区发生一起“湖西肃托”事件，杀了300多人。那些被抓的所谓的“托派”其实都是八路军优秀干部，他们被电话线将大拇指绑在大脚趾上，摇电话机上电型，受不了就招，谁招就抓谁，招了就杀。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就朝阴道里扎。一时间湖西抗日根据地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就有干部冒着极大的危险上书八路军总部，总部派罗荣桓去湖西了解和调查情况。罗荣桓坐条小船，经过微山湖来到湖西地区，“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当时湖西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梁兴初差一点就被杀了。“湖西肃托”事件不在这里详述了，吴法宪虽然不是当事人，但受到了极大的牵连，而115师陈光代师长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从此走向下坡路，否则凭陈光的资历如果活到55年，不是元帅起码也是大将了，陈光也不会英年早逝。
1940年2月，朱涤新取代吴法宪担任政委，而吴法宪则降职为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表面原因是因为在“湖西事件”后吴法宪曾谦虚地向罗荣桓表示担任政委担子很重，而罗荣桓真的把吴法宪降职了。其实罗荣桓是不满吴法宪作为苏鲁豫支队政委脱离主力部队去执行其他任务，而导致“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可吴法宪当时是接受115师代师长陈光下达的任务。同样地，罗荣桓也表示陈光来湖西指导工作没有经过115师师部同意，是擅自行动，可是陈光好歹也是115师师长啊，来自己的部队指导工作怎么也说得过去啊，从此陈光开始自己军旅生涯的下坡路了，真实原因只有天知道。吴法宪感到十分委屈，自己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又没犯错误，凭什么把我给降了职啊？吴法宪连给罗荣桓发了很多次电报，可罗荣桓理都没理他，这时的罗荣桓已经是山东地区党和军队的最高统帅。我们可爱的"草包司令"吴法宪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也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胸怀。在自己的申诉得不到处理时，积极调整自己的情绪，安心地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点也没有被这次降职影响自己的工作，相反，他以自己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部队建设和抗日工作中去，这一切虽然罗荣桓并没有亲自看见，但敢肯定作为政治元帅的罗荣桓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几个月后，11月份山东军区一纸调令要把吴法宪从7旅政治部主任调到山东军区教导2旅担任政委，不能说罗荣桓没有起作用。其中的原因恐怕和陈光有关系，因为当初罗荣桓认定吴法宪是陈光的人，而陈光这一时期和罗荣桓是对着干的。
40年中，苏鲁豫支队、687团、新编第2旅、陇海南进支队等淮北津浦路东的武装部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7、8、9三个旅九个团，共2万多人。苏鲁豫支队改为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10月，八路军5纵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40年11月，山东军区下调令调去吴法宪去担任山东第2教导旅政委，刘少奇则认为苏北更需要吴法宪，并提请黄克诚下令，任命吴法宪担任八路军5纵政治部主任，由于5纵政委是由黄克诚兼任，实际上吴法宪从事政委的工作。值得说明的是，这次吴法宪是由八路军第5纵队7旅政治部主任一职直接提升为5纵政治部主任。
第八、"皖南事变"与新四军第3师成立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从41年到45年长期以来，新四军第3师师部常委一直都是3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这时吴法宪是黄克诚的得力助手，和黄克诚关系非常不错，黄克诚对吴法宪是言听计从。42年，黄克诚多次批评新四军3师7旅的部队纪律不严，彭明治等一度认为是吴法宪在搞鬼，就可以证明黄克诚是多么信任吴法宪。
1943年1月是苏北新四军最艰难的时刻，日伪24000多的兵力，对盐阜地区进行合围。盐阜地区除我新3师外，还有国民党韩德勤部。1月22日，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韩德勤成功地撤退到中共淮海根据地。1月27日，新3师师部决定兵分3路突围，第一路由师长黄克诚率领师侦察队和司令部部分在阜宁一带活动；第二路由洪学智带领司令部主要机关在赤坎一带活动；第三路由吴法宪率领师政治部和盐阜行政公署，由警卫4连约70人保护，转战盐东地区。1月29日来至新洋港北岸宿营。由于宿营地距离日军据点太尽，所以天刚亮，日军一个100多人的中队乘坐快艇向吴法宪他们冲来。吴法宪当机立断，一面命令保卫部长周彬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往北撤退，一面命令警卫连长做好战斗准备。于是吴法宪和张连长来到最前面，进行兵力布置。首先用两个排进行阵地阻击，另外一个排向四周分散开。等到日本鬼子靠近时，吴法宪一声令下“打，给我狠狠地打！”机枪和手榴弹一阵猛打，一下子就把日军给打蒙了。这时，另外一个排东边打一阵，西边打一阵，搞得日军不知道吴法宪他们有多少人，不敢轻举妄动。吴法宪正在指挥作战时不小心暴露身形，敌人一阵子弹打来，吴法宪的两个警卫员为了掩护他光荣牺牲。就这样，敌人不敢进攻，我们也不出击，一直僵持到8点多钟。吴法宪在估计机关人员全部安全撤退后，就组织警卫连交互撤退。敌我双方伤亡都差不多，但新三师的在这次反扫荡的任务就是只要安全突围就是胜利。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斗场面，就是新3师7旅19团1营4连为了掩护淮海根据地领导机关突围，英勇地同由日军师团长率领的1000多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该连82名全体指战员在承受日军几千发炮弹的轰击，在消灭170多名日本鬼子后，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消息传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称赞“这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这段时间除了打仗，部队还从事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由于“湖西肃托”事件影响，这次新3师整风运动几乎没有扩大化行为，基本都是良性发展。从41年新3师组建到45年抗日胜利，共作战5千余次，歼灭敌伪6万多，自己伤亡1万多，部队也从2万多人发展到7万多人。
第九、进军东北与2纵政委吴法宪
194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意识到东北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下令动各地调集干部和部队奔赴东北。为什么共产党要闯关东？早在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反复说明争取东北的重要意义，他是这么说的：“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9月中共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任东北局书记，向全国各局发出关于配备100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100个团实际上就是30多万人。于是各地纷纷派部队开赴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16分区曾克林部4700人，李运昌部5000人抵达东北；
10月上旬萧华山东军政司1000多人，沙克的冀中31团1500人，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约3500人，吕正操的晋西团600人抵达东北；
10月下旬，吴克华的山东6师和5师的部分约8000人，杨国夫的山东7师6000人，刘其人的6000人，刘转连的359旅3000人，邓克明冀鲁豫一个团1000人，文年生的陕甘警旅3000人抵达东北；
11月上中旬，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4000人，山东2师罗华生部7500人，梁兴初的山东1师7500人，山东田松支队1000人抵达东北；
11月下旬，黄克诚的新3师35000人，黄永胜的延安教2旅3000人抵达东北；
12月初，罗逊初山东3师9000人，抗大1000人，延安炮校1000人抵达东北。
这样，到达东北的部队总数达到107000人，同时，全国各地干部2万多人抵达东北，其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20名，中央政治局委员4名。然而，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部队就橡滚雪球似的发展到1948年的百万大军，这是后话。
在各路闯关东的部队中，最苦的就是吴法宪所在的新四军第3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三师必须凑齐35000人开往东北，于是第7旅、第8旅、第9旅、独立旅、师部特务团、盐阜军分区两独立团共3万5多精锐由黄克诚带领，经过两个月的急行军，于45年12月抵达东北。值得一提的是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1师7500多人也到达兴城，这支部队就是原留在山东坚持斗争的苏鲁豫支队，也出身于115师343旅685团。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整编：山东1师、359旅为1纵，司令李天佑；新3师8旅、10旅、独立旅编为2纵，共3万人，司令员刘震（开国上将），政委吴法宪。从此刘震和吴法宪开始漫长的合作，也开始了两人之间道不尽的恩怨。值得一提的是10旅也改编为5师，是后来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中的主力，师长就是钟伟（开国少将）；新3师7旅、原山东7师和为6纵。7旅被编为6纵16师，在东北黑土地善打硬仗，该师早期的师长就是李作鹏（开国中将）。新3师7旅的事迹将另有著述；新3师3个特务团，和一些地方部队，合为7纵。至此，从八路军115师685团发展起来的新四军第3师，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一些其他的部队一起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4个纵队。
吴法宪和他的部队在东北共打过哪些仗呢？
第一仗就是46年2月21日号称解放战争时期国共第一仗的秀水河子战斗。由新3师7旅和山东1师各出三个团，都是八路军685团的老底子，由林彪直接指挥，打冒进的国民党13军89师的四个营，全歼国民党部队3000多人，缴获新式武器无数，其中包括十二辆美制卡车。
第二仗是4月15日大洼战斗，山东1师和新3师10旅（后编入2纵5师），也是由林彪直接指挥，打冒进的国民党71军87师的两个团，歼灭4300多人。
第三仗就是5月份著名的四平保卫战，本来林彪不想打，是毛泽东和中央力主打的一场战斗，结果打了1个月，歼灭国民党部队1万多人，自己也伤亡8000多人，四平失守。特别是新3师7旅只剩下3000多人，都是井岗山的老部队，梁兴初部剩下5000人，万毅部13000多人剩下4000多人，丧失战斗力。
第四仗就是46年12月开始的一系列战斗，为时3个半月的号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1月份一下江南时吴法宪的2纵攻克伏龙泉，攻打靠山屯，消灭国民党部队1000多人；二下江南2纵没怎么打仗；三下江南二打靠山屯，2纵5师消灭国民党新1军1个加强营和1个保安团。整个战役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4万余人。
第五仗就是47年为时50天的夏季攻势：2纵主要是打怀德县城，消灭国民党91军1个加强团。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歼灭国民党2万余人，自己伤亡1万多人，攻打四平失败。
第六仗是为时50天的秋季攻势：吴法宪的2纵4师6师没打什么仗，只拔了几个据点，消灭国民党4000多人，只有5师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打了几个胜仗。
第七仗是为时90天的冬季攻势：主要是围歼国民党新5军，并争取了国民党一个师起义。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发展到近100万人，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吴法宪还是担任2纵政委。
第十、战略决战辽沈战役
2纵是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10月14日上午10点，总攻开始。在不到31小时，攻克锦州。11月1日，指挥2纵队和1纵队，担负了主攻沈阳的重任。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沈阳守敌，在攻沈阳战斗中，第2纵队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
吴法宪这时间受了一次处分。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吴法宪下令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结果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砂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时还没吃完。那时吴法宪带上几个人，坐著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说，深入实际认真考察。结果给了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以掩人耳目。因为部队缴获到了这么多物资，士气更加高昂了。
吴法宪却认识到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的,于是在1949年1月，吴法宪专门就此事在2纵内部开会,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并推举纵队政委吴法宪出面想东总总部认错。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吴法宪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其他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罗荣桓则问吴法宪为什么现在才说？吴法宪回答说当时不敢说。罗荣桓也没在说什么了，可东总总部却狠抓了这个问题，并给了吴法宪一个处分。这个处分可以说即在吴法宪意料之中，却又在吴法宪意料之外。他以为这件事最多也就是挨东总批评了事，结果却挨了个处分，还被抓了部队违纪的坏典型。吴法宪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第十一、大军南下与吴法宪打鸟负伤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即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总兵力近百万，实力之强悍，兵力之强大，居四大野战军之首。而此时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下辖第1、2兵团，每个兵团人数7万多人，一野总人数才14万人，还没有四野一个兵团（约25万人）人数多。东北2纵改为第39军，与41、42军一同组成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开国上将），吴法宪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接着大军南下。
此时的吴法宪可以说是非常的踌躇满志，在1949年4月底5月初，接到命令，要他和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到武汉就任。在行军到河南漯河一带，有个叫铜锺的地方，天下起了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于是吴法宪等人就在镇上住下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大家建议到镇外散散步，顺便领略一下风景。吴法宪便带上他那支心爱的德国造猎枪，途中，想打几只鸟儿回来烧着吃。这鸟枪是大军攻打天津时缴获的，由当时39军后勤部政委于辉送给吴法宪的。顺便说一句,这个于辉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比吴法宪还早一年,抗日战争早期也曾和吴法宪一样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3师淮安独立团政委，东北野战军2纵4师11团政委，4野39军后勤部政委。一同的起步，甚至还早一些，成长比起吴法宪差远了。在他担任2纵4师11团政委时，吴法宪却是纵队政委，由此看来，吴法宪并不是“草包政委”了。
话说回来，以前吴法宪也曾拿它打过几次猎都没事，可这次打就出事了。当时吴法宪看到庙顶上有三只斑鸠，于是举枪瞄准射击。没想到枪管爆炸，当时把左手拇指炸掉了，吴法宪到了武汉后，就一直在养伤。为了这事，当时四野曾向中央军委打报告，向全军通报批评吴法宪。由于吴法宪的负伤，使他错失两大战役，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另一个衡宝战役。
第十二、开国中将吴法宪出任空军副政委
50年七月，空军政委萧华（开国上将）调往总政治部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助手。于是经刘亚楼推荐，林彪的认可，最后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吴法宪调往空军担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任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中国的传统是党领导一切，虽然吴法宪是空军副政委，但由于他还是空军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于是在空军的地位是仅次于刘亚楼。吴法宪担任空军二把手一直到1965年，同刘亚楼关系密切，工作也配合得非常好。
吴法宪是甩手当家，刘亚楼是大权独揽，但俩人配合却是亲密无间。有次空军接见罗马尼亚的一个代表团，吴法宪去晚了，胖胖的身驱裹着个不伦不类的将军礼服去开会，这刘司令一肚子气见了就骂，说：“瞧你，穿啥都是个鸡巴熊样，哈哈哈！”一众将军听了都窃笑。“嘿，嘿嘿。”吴法宪只是挺可爱地笑了笑，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然后，转过身子去向别人咕哝说：“是那么难看么？”散了会，刘亚楼一把拉住吴胖子上自己的车，这吴政委连忙给刘司令开车门，还是没说的哥俩好。
这期间，空军就一直由刘亚楼和吴法宪牢牢把持，也就等于空军属于林彪的四野山头所控制。彭德怀和贺龙等红1方面军和红2方面军系统的人多次想插手空军事务，都没有办法。有一次，空军后勤部曾丢失过一本空军5年工作计划的笔记本，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就借口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屡屡发难刘亚楼，使刘亚楼一段日子颇为难过。吴法宪也因为这件事挨过彭德怀的很批。当时彭德怀检阅东北空军部队，由吴法宪陪同。开始彭德怀还同吴法宪有说有笑。可是到了第2天，彭德怀就指着吴法宪的鼻子破口大骂。不仅如此，彭德怀还曾当着刘亚楼和吴法宪的面和毛泽东提及过这事，但见毛泽东不以为然而做罢。从这件事情上，吴法宪后来感叹说：在军队系统里面，不承认山头主义是不现实的。
1955年2月，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吴法宪对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还是很满意的，而刘亚楼则被授予上将军衔，排第30位。对于刘亚楼的上将军衔，有不少人认为评低了，因为刘亚楼是四野参谋长，当时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则被授予大将，论资历两人确实差不多，都是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而且四野系统内部一直都是林罗刘谭，刘亚楼排名在谭政前面。还有肖劲光资历和刘亚楼不相上下，而刘亚楼担任四野参谋长时，一度还是肖劲光的上级。据说，林彪为了刘亚楼授衔问题曾上书毛泽东，但最后还是被评为上将，原因只有毛泽东自己知道。
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这样中国防空军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是1950年9月7日。1955年3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我军防空部队由陆军的一个兵种上升到我军一个独立的军种——防空军，与陆军、海军、空军处在同一个平台上。杨成武任首任防空军司令员，总兵力达14.9万人，在共和国的蓝天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可以说是空军吞并防空军。新空军领导层立即改组，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空军政委，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均、曹里怀、谭家树、常乾坤、徐深吉。空军党委里，刘亚楼仍任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这一段时间是空军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空军已经成为林彪的后院了,空军被树先进典型,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
十三、空军司令和到吴运动
1965年，刘亚楼临终前，极力推荐吴法宪担任空军司令员。经过林彪的默认，毛泽东的最后批准，由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员一职，并由吴法宪自己挑选政委。这样，以吴法宪为司令员，余立金（开国中将）为政委的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就成立了。其实在空军系统中，上将共两位，中将十几位，少将更是多达几十人，吴法宪自己就是个中将。除了刘亚楼上将外，还有一位上将刘震，是原来的4野2纵司令员，吴法宪曾任过他的政委。刘震为人还算梗直，但对吴法宪的一些不顾原则的做法有些看不惯，比如吴法宪纵容部下抢夺胜利物资就挨过刘震的很批，可是吴法宪一点也不尿刘震，这一点刘震也心知肚明。然而就是因为自己是堂堂上将，不但没有当上空军司令员，就连空军政委也没捞上，就这么一直别别扭扭地当七、八个空军副司令员之中的一个。同时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党委会他没权利参加，而且动不动就在工作中挨训，怎么都憋屈。早在刘亚楼时期，刘亚楼工作作风十分霸道，完全不顾刘震也是上将，就训小孩一样，指着刘震的鼻子动不动就骂，不仅是刘亚楼性格使然，林彪的后台作用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1966年4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这时，空军内部斗争激烈。一股揭发批判吴法宪的潮流平地而起，持续达一个半月。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员感到地位不稳，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林彪始终保持沉默，更使他忐忑不安，难以安眠。6月初，吴法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6月6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1966年8月初的一个上午，惶惶不安的吴法宪突然接到叶群从大连打来的电话，叶群还是那样温文、平静，说：“吴司令，我是叶群，林副主席向你问好。”一听这句话，吴法宪掉着的心才回归原位，眼泪夺眶而出。据有的资料记载，吴法宪初时不知是凶是吉，不知林彪是否支持他，曾慌得把电话的送话机放在耳朵旁，嚷了半响，才发现听筒拿颠倒了，这是笑话，为的是丑化吴法宪，不足为信，因为在6月份叶群曾通过空军副司令员余立金向吴法宪交过底，余立金后来也因此当上了空军政委。
中央军委领导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检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廷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参加过长征，1941年任八路军129师作战科长。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桐柏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中野改名为第二野战军，张廷发担任二野十一军副军长。1953年进入空军系统，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属于刘邓在空军的代言人。1958年，升任空军参谋长，后升为空军副司令员。在刘震到吴运动中，吴法宪十分不满张廷发“两不靠”的投机主义，于是将其停职，并将其关押在陕西大荔长达六年之久，受尽了折磨。可以说，张廷发对吴法宪恨到了极点。“九一三事件”以后，张廷发被第一批接回北京。1973年5月，中央军委宣布恢复张廷发空军副司令员职务，后任空军政委。1977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出身于二野的邓小平爱将张廷发可就时来运转了，担任空军司令员，政治局委员，一直到1985年退休。而这段时间，吴法宪在长达5年的隔离审查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到1981年到济南保外就医。由于吴法宪的入狱，吴法宪的家人也受到牵连，空军系统在70年代末对陈绥圻组织批斗大会，这时“十年动乱”早已结束了。特别是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在1978年被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张廷发特别注明发配到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湖北京山九汤山国营农场接受长达8年的劳动改造，连黄克诚和吴信泉求情的面子都不给。也是担任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百般阻扰，吴法宪家人迟迟落实不了政策，后来找到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才算得以解决。当然也不能全怪张廷发，因为其间的恩恩怨怨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说的清的。
刘震等人为何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一是对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不满；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但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向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就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以为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
第十四、林彪垮台与吴法宪被抓
林彪为什么会走上与毛泽东决裂的道路,归根结底还在于权力分配。毛林两人的分歧还要从杨成武那里谈起。自从彭德怀、罗瑞卿、贺龙的垮台，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已经严重的受到影响，1967年8月这时林彪提出成立中央军委看守小组，组员是清一色林彪的人，比如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吴法宪任组长。当时，毛泽东需要林彪的合作，共同对付刘少奇，就同意了。后来到1969年11月，刘少奇的去世。在1967年9月，毛泽东开始觉得林彪的权力太大了，于是就开始采取“掺沙子”的做法，任命杨成武担任中央军委看守小组的组长，将其改名叫“中央军委办事组”。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其实，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是奉了毛泽东的“密旨”，凡事向周恩来汇报，这样杨成武就为林彪所不容。而毛泽东需要林彪配合干掉刘少奇，于是就被迫打倒杨成武。这就是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1968年3月23日凌晨，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
1971年，随着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的垮台，毛泽东身边只剩下两的势力：一是所谓“四人帮”的中央文革；另一派就是林彪及其军委办事小组了。特别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并被推举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陈毅夸奖林彪，说林彪打仗很厉害，一个连就打败国民党一个师，功劳大。现在有很多人说陈毅曾预言林彪会叛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陈锡联也称赞林彪，说林彪打仗天下第一。特别是许世友对林彪更是笑得那样的甜，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春桥曾是第一政委。许世友对吴法宪说他看不起张春桥，说南京军区的兵他张春桥一个也别想调动。而林彪在党的会议上有如此高的威望，使毛泽东感到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时林彪根本就没有要取代毛泽东的想法，但这一切不能改变毛泽东要剥夺林彪权力。可以肯定，这时的毛泽东或许没有要置林彪于死地的意思，然而事情的发展绝不是毛泽东所能控制的。随着毛泽东的打手集团中央文革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对林彪采取步步进逼的手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913事件”也就是所谓的林彪叛逃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就这样，吴法宪的命运也就随着林彪的倒台而注定的了。1973年吴法宪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9月15日上午，已被关押了10年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被安排到了济南，踏上了所谓的“保外就医”之路，实际上就是轻度有限度的软禁，时不时还可以逛逛公园买买菜什么的。这时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就这样，吴法宪将军一直到2004年去世，走完了他波澜壮阔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
后记：吴法宪真是草包司令吗?
吴法宪可以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在战争年代由于其优秀的工作能力深受上级器重，比如黄克诚和林彪等器重。从42年到45年，一直是黄克诚的新三师（黄克诚自己任师长兼政委）手下得力的政治工作者。后来随着吴法宪的被关押，有人说吴法宪这人没本事，是个草包司令。曾和吴法宪有过深深个人恩怨的刘震上将听了后，严肃地说：“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其实，刘震这么说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刘震本身身受政治斗争之苦，再加上战争年代好歹也是吴法宪的战友；其次就是身为开国少将的张廷发由于其邓小平的二野背景得以升任空军司令员，而刘震这个开国上将却只能当个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也略有不平和无奈吧；其三是吴法宪都被关入监狱了，被开除党籍和判了17年，身败名裂，怎么都能够抵罪了，所以刘震没有对吴法宪落井下石，对比张廷发，刘震的心胸开阔多了。
那么为什么吴法宪会成为林彪的爱将呢？其实主要有三点：一是吴法宪确实有能耐，他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思想工作的能力；其二就是吴法宪会来事，听话，对林彪无限忠诚。罗荣桓也是吴法宪的老上级，但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吴法宪肯定是选择林彪而不是罗荣桓。关于吴法宪会来事，这里举个小例子：林彪很早就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林彪这人性格孤僻、不善交际、话也不多，又没什么爱好，吴法宪能这样不动声色地使得林彪如此得意和高兴，这就是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练就的非凡本领，不可小视。第三就是吴法宪的崛起离不开刘亚楼的提携，而刘亚楼则是林彪的朋友和老部下。刘亚楼是有名的“肝火王”，就是脾气非常暴烈，对下面的纵队司令也是动不动就训。在空军时，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就常常被刘亚楼训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实在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就形成的传统。可是刘亚楼惟独对吴法宪很好，没有别的，就是吴法宪性格同刘亚楼非常搭配。另外刘亚楼对林彪也是极其的崇敬，据说刘亚楼在东北任民主联军参谋长时，只要林彪找刘亚楼商量事情或下什么命令，刘亚楼都是一路小跑地来到林彪的面前。
既然吴法宪不是草包，那他坏吗？笔者认为他还是有点“坏”的，因为草包怎么可能会“坏”呢？我认为“坏”有两种含义：一是迫害狂；二是道德品质败坏。关于迫害狂，那个年代都是这样，你整我我整你，吴法宪不是神仙，他也未能免俗。如果把“十年动乱”期间的整人活动就简单地理解为“坏”，那么那个时代还有几个好人？比如刘少奇整朱德，贺龙要架空林彪等等，你能说刘少奇和贺龙坏吗？这里就更不说毛泽东了，据说毛泽东晚年患了一种疑心病，总是疑心人家要害他。林彪死后，就连最没有野心的周恩来也要批一批，就像三国时期的曹操梦里能杀人一样。至于道德品德方面，有些资料说吴法宪曾糟蹋过多少多少年轻的空军女兵，一些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或许吴法宪真的同几个空军女战士发生过性关系，但根据吴法宪的性格，很大可能都会建立在双方情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在1981年特别法庭上，吴法宪岂不多了一条罪状？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吴法宪曾有过强奸过女兵的行为和经历。吴法宪不但自己没有强奸女战士的癖好，反而对这种行经最为痛恨。举个例子，开国上将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期间，对自己身边的女性包括秘书、护士、女招待、女战士、下级的老婆、家里的保姆等实施无数次的奸淫，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0~40多人，为此，陈再道曾于1967年12月给毛泽东和林彪写过检讨信，说自己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1967年7月26日下午，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再道批斗会。谢富治、吴法宪轮番上场，大骂陈再道“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中国的苏哈托”、“现代的张国焘”、“今天的蒋介石”等等。骂着骂着，吴法宪实在气不过来，上去就给了陈再道几个耳光。当然这与吴法宪痛恨陈再道强奸女性生活腐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早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决意要打倒彭德怀，在大家组织对彭德怀进行批判的大会上，吴法宪拿过话筒，经过一番感情酝酿,突然语出惊人：“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林彪满意地看着吴法宪,吴法宪说彭德怀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一军团的一位连长，这时林彪插话说他彭德怀恨不能一口吃了一军团，统统杀尽，因为一军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这时台下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大喝一声：“胡说！”。然后提彭德怀辩护为什么会枪毙那个连长，是因为他攻打娄山关战斗中临阵脱逃。后来钟伟被逮捕，降职降级，转业到安徽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副厅长相当于副师级，与北京军区参谋长相差可不只一个级别。有很多史料记载，钟伟很会打仗，有中国“巴顿将军”之称。解放战争后期，林彪直接把他从师长提升到12纵司令员。50年代初，钟伟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将军班学习，55年被评为少将军衔。不过钟伟对自己被评少将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因为别的四野纵队司令最高的是大将军衔，比如肖劲光大将。1纵司令员李天佑、2纵司令员刘震、3纵司令员韩先楚、6纵司令员洪学智、7纵司令员邓华、8纵司令员黄永胜等被授予上将。4纵司令员吴克华、10纵司令员梁兴初是中将军衔等。可惟独自己堂堂12纵司令员评了个少将，觉得是个耻辱，要知道被评为开国中将的温玉成还曾是他手下第34师师长。还有一个纵队司令被评为少将的就是段苏权，可钟伟和他不同，段苏权是评衔之前就得罪萧华刘亚楼。可以说钟伟一直是林彪四野山头的人啊，为什么钟伟会跳出来为彭德怀辩护？一方面确实是他梗直仗义的性格，他头脑发热，想出风头，不计后果；另一方面他长期虽是林彪的爱将，可这时的林彪红得发紫，要投靠他的将军们多了去了，看到吴法宪这个“草包空军政委”越来越得到林彪的赏识，升官指日可待。嫉妒是可信的，军人的嫉妒就是冲动，不计后果。事实上也是，不久吴法宪由“草包空军政委”升为“草包空军司令”，文革期间更是担任政治局委员。而自己在北京军区参谋长任上不得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才使得钟伟如此冲动。
什么是“阳谋”？什么是“阴谋”？我好久好久都不能辨别两者的区别，但可以直觉地理解，前者是好人的阴谋，后者是坏人的阴谋罢了，其实，不管阳谋阴谋，怎么说都是诡计而已。吴法宪充当林彪的干将，这是肯定的，这是历史形成的军队山头主义的具体表现，难道彭德怀就没有干将？有，就是平反之前我们通常所说的“军事俱乐部”。
那个荒唐的年代早已结束，吴法宪所谓的迫害这个迫害那个也是时代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吴法宪和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等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没有得到平反而已。要说吴法宪迫害人整人，难道彭德怀在58年借反“教条主义”整刘伯承和他曾经整过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就不是迫害？难道毛泽东整得人还少吗？可为什么林彪和吴法宪就不能平反呢？关于“五一七工程纪要”，说吴法宪犯下严重的罪行：一是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为林立果成立谋杀毛泽东的“联合舰队”提供方便；一是伙同林彪叶群南下广州，进行军事割据。这一点在1981年审判吴法宪的法庭上，吴法宪的律师马克昌已经为吴法宪做了辩护，说大量证据说明吴法宪对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根本就不知情；吴法宪对林彪叶群南下广州割据的计划也毫不知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吴法宪支持林彪南逃。吴法宪当场感动的热泪盈眶说，十年了，还没有人会这样为我仗义直言！事后专门托人感谢马克昌律师。有人说，吴法宪对林立果的“两个一切”，那典型是拍林彪的马屁。就像吴法宪自己说的，别说林立果，别说吴法宪，就是林彪也无法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真正能够在空军调动一切和指挥一切只有毛泽东。不过由于吴法宪的“两个一切”，使林立果在空军的地位急速串升，有时吴法宪的话都敢不听，就是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时年仅25岁。当时空军系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可谓是林立果在空军的传神写照。
在毛泽东结束南巡返回北京之后，林彪的垮台是铁定的了。有消息说毛泽东即将对林彪采取行动，听到这消息，身经百战的林彪也乱了方寸，与叶群一起乘坐一辆军用吉普，匆匆地以时速100多公里奔赴山海关机场，并登上了一架英国进口“三叉戟”256飞机开向苏联。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就在作战室的雷达旁，注视着这架跑向苏联的飞机。这里我不愿意用“逃”或“叛”这两个字来形容林彪的匆忙出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打下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没有同意打。我认为吴法宪请示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是可信的，因为不这样吴法宪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放过林彪这句话也应该是真的。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出逃？答案很简单：不出逃林彪可能就会被软禁，以后就走向下台生不如死，结局会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死得更惨，而如果真的成功地跑往苏联的话，林彪起码可以善终，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誉会更差，以致无法想全国人民交代。那么林彪的飞机为什么会摔在温都尔汗呢？历来有许多说法，比如是解放军用导弹打下来的，比如没油了。这两者都可以说站不住脚，如果是导弹打下来的话，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如果是没油的话，凭借飞机驾驶员的技术,找一空旷地迫降应该不是难事。因此，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的飞行员不愿跑往苏联，而发生格斗，致使飞机坠毁。
林彪所谓的“叛逃”其实早就可以原谅了，彭德怀早就平反了，刘少奇也早就平反了，贺龙杨成武罗瑞卿等许许多多动乱期间被打倒的都平反了，什么时候该为林彪元帅及其手下将领平反的时候呢？
吴法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将军街。他身材较胖，早就有“吴胖子”之称，平时性格温和，爱开玩笑。吴法宪也是一个有想法，有主见，点子多，善于做决定，善于总结经验的人。这是一个从放牛娃到将军的人，他的经历是丰富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人们常说吴法宪是草包司令，他果真是草包吗？有一次，开国中将彭明治在担任苏鲁支队司令员时，在面对日军扫荡时指挥部队作战，伤亡惨重，怕上级责怪。吴法宪却夸奖他善于指挥，能打仗，使得他更加自信，作战更加勇敢，以致后来出现了一支赫赫战功的部队新四军第三师7旅，所以说吴法宪一点也不草包。
第一、籍贯之谜---吴法宪到底是兴国人还是永丰人
吴法宪究竟是哪里人？一些资料说他是江西省永丰县人。而兴国县的人说他是兴国南坑人，吴法宪自己也说是兴国人。吴法宪对兴国有感情，几次回家都到过兴国县南坑乡，曾送过一辆汽车给南坑乡,当时叫公社。可为什么兴国将军公园没有他的塑像？难道因为他是林彪的人没有给他塑像，可是邱会作同样是林彪的人，在公园里有塑像。南坑乡樟坑村一位老人说吴法宪确实是该村的人，还说吴法宪曾在那里放过牛，还拿族谱作证。可为什么解放军将帅录上说吴法宪是永丰大安人呢？根据考察大安村没有姓吴的人，然而村里有一位老人说，吴法宪确是大安人。他还说他亲眼看见过吴回家。他还指着一块草坪说：原来吴法宪的房子就在那里，很早就倒了。
原来吴的祖父从南坑搬到大安，吴的祖父搬往大安也是跟地主种田。吴法宪1915年就出生在这里，他小时给别人放牛，他父也跟人做短工，日子很穷。上世纪30年代大安扩红时，吴参加了红军。吴回故乡时，永丰当地官员没有认真接待，因此吴法宪就不承认自己是永丰人。然而吴法宪在兴国受到热情的接待，因为兴国是将军县，兴国人更知道接待将军，加上吴又是从兴国搬到永丰的，吴就说他是兴国人。
第二、“红小鬼”吴法宪到师部青年干事
吴法宪于1930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赣东游击队，是个典型的“红小鬼”。吴法宪年纪小，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红军队伍中为大家做事，一心听党的话，作战勇敢，不怕死。因此他很快就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吴法宪文化程度不高，但进入红军队伍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很快就达到了能读能写的程度。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10团青年干事，直接在团党代表领导下做部队的青年工作。吴法宪做青年工作，积极热情，也有一套办法，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大批青年红军被吸收到团组织中来。由于有这方面的成绩，不久被任命为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在腾田进行改编，成为林彪指挥的红1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先在红1军团2师6团政治部担任青年干事，而红2师是红1军团的主力部队，它的前身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的31团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28团及其他部队,林彪就曾在这个28团担任7连连长,并创造了1个连打败国民党1个师的神话。
1933年9月，蒋介石组织100万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围剿开始。硝石战斗是红2师6团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次败仗，当时战斗非常艰苦。在红6团快要全军覆没时，政委宋成泉一边组织撤退，一边命令青年干事吴法宪和其他几个政治处同志负责伤员撤退。可是宋政委没有留下任何战斗人员来掩护，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在此情况下，吴法宪决定用两副担架将负重伤的两位营长抬出来，还带走了几个能走的轻伤员。回到团部，团政委怕承担责任，就要追究吴法宪的责任，吴法宪说：“你们说走就走，连一些掩护的人员都没留，能带出两个营长和一些轻伤员已经不错了。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法将他们全部带出来。”后来这一情况反应到师部，当时的师政委是刘亚楼。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史犹生认为这事不能怪吴法宪，不能给他处分。
过了几天，师部通知吴法宪到师部警通连担任指导员，这项任命主要可能是因为刘亚楼认为吴法宪在硝石战斗中救伤员的事件中遇事冷静处理果断。可是没几天，又调往红1师任青年干事，这项调令连刘亚楼也蒙在鼓里，以为吴法宪向上面写了报告要求调走。经过一打听，刘亚楼才知道是正常调动，是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周冠南看到吴法宪在警通连工作的有声有色，认为需要加强红1师的青年政治工作，于是通过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吴法宪从红2师调到了红1师。
不久，乌江战斗开始，青年干事吴法宪被谭政派往红1师3团参加战斗，红3团团长是黄永胜（开国上将），政委邓华（开国上将）。乌江战斗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全歼国民党81师。1934年5月，红一军团又取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歼敌2000多人。
三、长征途中的吴法宪
1934年10月16日，在红军进行艰苦的苏区保卫战失利后，被迫开始战略撤退，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向贵州进军。特别是突破湘江封锁线，红军损失惨重，从8万人减少到3万人。部队进入贵州后，红1师政治部干部战士共80多人在行军途中休息，突然山那边来了几架国民党飞机，对着他们扔下5枚炸弹，一下子就炸死了20多人，师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和另外几个干事一起被炸死，幸好吴法宪命大。不久，吴法宪被任命为红1师师直总支书记。
1935年3月，在四渡赤水前夕，吴法宪再次被调往红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还是黄永胜。吴法宪到红3团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消灭对岸敌人，占领渡口，掩护全体红军突围。部队下半夜开始行动，红3团1营担任突击营，1营3连担任突击连，吴法宪来到1营，协助指挥。吴法宪到达1营后，见到营长王兴邦和胡副营长。可能是因为渡江任务太艰巨，王营长情绪不高，而胡副营长则很积极，主动向吴法宪汇报，并自愿带领战士去侦察敌情。结果经过侦察，得知敌人的驻守的两个连正在睡大觉，于是吴法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就这样，红3团一直担任全军的先锋，直逼贵阳。这场战斗意义非常重大，关系到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当时的名字还叫吴文玉。第2个名字就是胡副营长。建国后，萧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杂志上。红3团担任红军前卫团，经过四渡赤水、二打遵义，巧渡金沙江等等战斗，一直到王开湘的红4团抢夺泸定桥之前才结束。
1935年7月，红军爬过雪山夹金山，来到毛儿盖，在此休整了大概1个月。这时，红1师领导班子调整，师长李聚奎被调往红四方面军，刘亚楼担任红1师师长。1935年8月4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右路军是红1军团红2师担任先锋，红1师跟随军团部。过草地经过了10天的艰难前行，终于到达藏民区。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一个叫做哈达铺的一个小镇。接着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红一方面军被整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红1军团被整编为第1纵队，取消师级编制，下辖1、2、4、5团，原里3团和6团被编入其他部队。吴法宪担任红2团政治部俱乐部主任。1939年9月，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重新整编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吴法宪被任命为红2团政委。红2团在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2团。就这样，吴法宪，一个兴国乡下打草赶牛的小伢子，从小投身革命，一直就生长在军队里，并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了。
曲子镇战斗时，吴法宪果真是从城墙上掉下去的么？1936年5月18日，一军团奉命西征。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马鸿逵部300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2团包围。2团在梁兴初和吴法宪的带领下，在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攻城，马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人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二团虽然人多但展不开，又没有巷战经验，竟被冶成章逼退到南门一带。冶成章绰号“野骡子”，是马鸿逵部一员骁将，性情暴躁，打仗剽悍。后来2团改变了战术，一个连先攻进去，果然进展顺利，其他部队随后跟进。同时担任助攻的5团也攻破了西北角。两个团相互配合，到黄昏时分把守敌大部歼灭，晚上10点多钟，活捉负了伤的“野骡子”。在这次战斗中，吴法宪带领大家冲锋时掉下曲子镇城墙。战士们以为政委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了，都哭喊着“吴政委”。这事很快就惊动了师部领导，政治部主任邓华来看望吴法宪，问他负伤没有。吴法宪马上表示没有负伤，只是从城墙上掉了下去，也不知道是怎么掉下去的。只是部队攻城受挫，有些难过。邓华听完后，先进行安慰，然后称赞2团很英勇。
第四、吴法宪和他的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加强军政训练，待命改编，开赴抗日前线。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115、第120、第129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八路军总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所属第115师由红1方面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和红74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120师由红2方面军和红27、28军等部编成，贺龙任师长；第129师由红4方面军和红29、30军编成，刘伯承任师长。
吴法宪当时所在的红2师在陕西三原被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长陈光，下辖685团就是原来著名的红2师，团长为黄永胜，副团长（实际上是政委）为邓华，吴法宪任该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全团3000多人。
第五、平型关大捷
1937年8月底，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在685团行军至侯马地区时，由于团干部之间不团结，黄永胜和邓华发生激烈争执。为此黄永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调离该团另行分配，由杨得志接替685团团长。9月24日，林彪决定685团、686团和344旅的687团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队，这是日本著名的板恒师团。战斗前，吴法宪被分工派到2营做战前动员，吴法宪找到营长曾国华(开国中将)、教导员刘振球(开国少将)，给2营做了战前动员，并随2营参加战斗。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首次大捷。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战斗结束后，师政委聂荣臻给685团政训处副主任吴法宪下达清扫的任务，于是吴法宪组织八路军后勤人员和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把枪支弹药、物资、衣服和食品在日本鬼子到来之前迅速转移。吴法宪干练、果断的组织能力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运城扩兵与685团东征
平型关大捷后，343旅和344旅分开，343旅由师部指挥，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而344旅则由徐海东（开国大将）、黄克诚（开国大将）率领建立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7年底，115师的主要工作就是练兵和扩兵，吴法宪组织团政治部人员来山西运城招兵，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扩充了1000多人，编为新2营，周长胜(开国少将)任营长，蔡元兴任政委，辖第5、6、7、8连和一个机枪连，全营约900人。这样，685团就健全了三个营的编制，全团近4000人。而同期在临汾扩兵的686团团政委杨勇虽然工作也不错,但同吴法宪的成绩相比,还是差了老大一截.同样作为343旅的主力686团，扩编后的3个营才共3000余人,比685团少近1000人。
这里补插一个关于新2营的故事：由于新2营是吴法宪运城扩兵组成的部队，人员充足，就是没有枪和弹，拿什么打日本鬼子呀？所以怎样搞到武器成为新2营非常迫切的任务。下面一段文字来自《开国上将杨勇传》的文字，叙述新2营刚成立就怎样打了个漂亮仗，并怎么武装自己的。新2营组成后，便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1938年1月，第685团新2营奉师命令，配备一部小电台，去永和县为中央机关运送一部挖煤机。部队连续行走三天后，在路旁一个村庄宿营。5连司务长到村里买菜时，发现村中有很多枪炮弹药，立即跑回报告。周长胜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同5连连长，司务长3人换上便衣，前去侦察。得知武器确实不少，只有4名阎锡山部队的士兵把守。返营后，经研究决定，除搞一部分武器装备本营外，并向师发了请示电报，师同意他们这个计划。晚上，新2营果然弄到了不少武器弹药。全营装备了9挺机枪，3门小炮，每人一支山西造，40发子弹，另搞到15门迫击炮，20多箱子弹，上交师部。师首长表扬了新2营，免除了新2营去永和运送机器的任务。接下来，第685团新2营同兄弟部队一起在孝义公路打了一次伏击战，消灭日军1个中队及部分汉奸。新2营第一次打日军，表现得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受到旅长陈光的表扬与鼓励。
话归正传，由于吴法宪卓越的表现，1938年元旦，吴法宪被提升为685团团政委，团长还是杨得志（开国上将）。1938年1月到10月这段时间，685团在汾阳东南活动，几乎没打什么仗。10月，344旅旅长徐海东回延安治病，杨得志任344代理旅长，这样一来，就由彭明治（开国中将）任685团团长，经吴法宪提议，梁兴初（开国中将）由3营营长提升为副团长。
1938年10月，罗荣桓代表中央来到685团宣布命令，要该团开赴太行山接受八路军总部命令，然后进军山东。1938年10月25日下午，685团3700多人开始出发，12月9日改为八路军苏鲁支队，因为一提八路军685团的番号就等于告诉日本鬼子我们是八路军主力啊，这样肯定不行。
苏鲁支队于1938年12月27日到达山东和江苏微山湖以西地区。1939年元旦前后，消灭了当地最大的伪军势力王献臣部，共2000余人，苏鲁支队威名远扬。1939年2月，沛县一支1500多人的伪军部队反正起义，司令员籍兴科。这支部队被编为苏鲁支队独立大队。随后山东原来的挺进支队也编入了苏鲁支队，为第四大队，李贞乾为大队长。在加上苏鲁支队自己的扩兵征兵，原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也就是现在的苏鲁支队，就发展到了13000多人。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祈蒙山区的686团（后来叫做老六团）还是3000多人。要知道，一年前的115师总共才15000人。苏鲁支队共设四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而每个大队设四个营，这样苏鲁支队就为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命令苏鲁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于是苏鲁支队该名为苏鲁豫支队，兵分两路：一路是四大队也就是原挺进支队，再加上几个连的兵力，由梁兴初担任大队长留在湖西坚持斗争，后来该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开赴东北。另一路就是苏鲁豫主力部队一、二、三大队向豫东、皖北发展。
第七、"湖西肃托"与吴法宪降职
1939年年底，微山湖湖西地区发生一起“湖西肃托”事件，杀了300多人。那些被抓的所谓的“托派”其实都是八路军优秀干部，他们被电话线将大拇指绑在大脚趾上，摇电话机上电型，受不了就招，谁招就抓谁，招了就杀。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就朝阴道里扎。一时间湖西抗日根据地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就有干部冒着极大的危险上书八路军总部，总部派罗荣桓去湖西了解和调查情况。罗荣桓坐条小船，经过微山湖来到湖西地区，“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当时湖西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梁兴初差一点就被杀了。“湖西肃托”事件不在这里详述了，吴法宪虽然不是当事人，但受到了极大的牵连，而115师陈光代师长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从此走向下坡路，否则凭陈光的资历如果活到55年，不是元帅起码也是大将了，陈光也不会英年早逝。
1940年2月，朱涤新取代吴法宪担任政委，而吴法宪则降职为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表面原因是因为在“湖西事件”后吴法宪曾谦虚地向罗荣桓表示担任政委担子很重，而罗荣桓真的把吴法宪降职了。其实罗荣桓是不满吴法宪作为苏鲁豫支队政委脱离主力部队去执行其他任务，而导致“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可吴法宪当时是接受115师代师长陈光下达的任务。同样地，罗荣桓也表示陈光来湖西指导工作没有经过115师师部同意，是擅自行动，可是陈光好歹也是115师师长啊，来自己的部队指导工作怎么也说得过去啊，从此陈光开始自己军旅生涯的下坡路了，真实原因只有天知道。吴法宪感到十分委屈，自己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又没犯错误，凭什么把我给降了职啊？吴法宪连给罗荣桓发了很多次电报，可罗荣桓理都没理他，这时的罗荣桓已经是山东地区党和军队的最高统帅。我们可爱的"草包司令"吴法宪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也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胸怀。在自己的申诉得不到处理时，积极调整自己的情绪，安心地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点也没有被这次降职影响自己的工作，相反，他以自己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部队建设和抗日工作中去，这一切虽然罗荣桓并没有亲自看见，但敢肯定作为政治元帅的罗荣桓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几个月后，11月份山东军区一纸调令要把吴法宪从7旅政治部主任调到山东军区教导2旅担任政委，不能说罗荣桓没有起作用。其中的原因恐怕和陈光有关系，因为当初罗荣桓认定吴法宪是陈光的人，而陈光这一时期和罗荣桓是对着干的。
40年中，苏鲁豫支队、687团、新编第2旅、陇海南进支队等淮北津浦路东的武装部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7、8、9三个旅九个团，共2万多人。苏鲁豫支队改为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10月，八路军5纵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40年11月，山东军区下调令调去吴法宪去担任山东第2教导旅政委，刘少奇则认为苏北更需要吴法宪，并提请黄克诚下令，任命吴法宪担任八路军5纵政治部主任，由于5纵政委是由黄克诚兼任，实际上吴法宪从事政委的工作。值得说明的是，这次吴法宪是由八路军第5纵队7旅政治部主任一职直接提升为5纵政治部主任。
第八、"皖南事变"与新四军第3师成立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从41年到45年长期以来，新四军第3师师部常委一直都是3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这时吴法宪是黄克诚的得力助手，和黄克诚关系非常不错，黄克诚对吴法宪是言听计从。42年，黄克诚多次批评新四军3师7旅的部队纪律不严，彭明治等一度认为是吴法宪在搞鬼，就可以证明黄克诚是多么信任吴法宪。
1943年1月是苏北新四军最艰难的时刻，日伪24000多的兵力，对盐阜地区进行合围。盐阜地区除我新3师外，还有国民党韩德勤部。1月22日，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韩德勤成功地撤退到中共淮海根据地。1月27日，新3师师部决定兵分3路突围，第一路由师长黄克诚率领师侦察队和司令部部分在阜宁一带活动；第二路由洪学智带领司令部主要机关在赤坎一带活动；第三路由吴法宪率领师政治部和盐阜行政公署，由警卫4连约70人保护，转战盐东地区。1月29日来至新洋港北岸宿营。由于宿营地距离日军据点太尽，所以天刚亮，日军一个100多人的中队乘坐快艇向吴法宪他们冲来。吴法宪当机立断，一面命令保卫部长周彬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往北撤退，一面命令警卫连长做好战斗准备。于是吴法宪和张连长来到最前面，进行兵力布置。首先用两个排进行阵地阻击，另外一个排向四周分散开。等到日本鬼子靠近时，吴法宪一声令下“打，给我狠狠地打！”机枪和手榴弹一阵猛打，一下子就把日军给打蒙了。这时，另外一个排东边打一阵，西边打一阵，搞得日军不知道吴法宪他们有多少人，不敢轻举妄动。吴法宪正在指挥作战时不小心暴露身形，敌人一阵子弹打来，吴法宪的两个警卫员为了掩护他光荣牺牲。就这样，敌人不敢进攻，我们也不出击，一直僵持到8点多钟。吴法宪在估计机关人员全部安全撤退后，就组织警卫连交互撤退。敌我双方伤亡都差不多，但新三师的在这次反扫荡的任务就是只要安全突围就是胜利。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斗场面，就是新3师7旅19团1营4连为了掩护淮海根据地领导机关突围，英勇地同由日军师团长率领的1000多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该连82名全体指战员在承受日军几千发炮弹的轰击，在消灭170多名日本鬼子后，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刘老庄八十二烈士”。消息传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称赞“这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这段时间除了打仗，部队还从事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由于“湖西肃托”事件影响，这次新3师整风运动几乎没有扩大化行为，基本都是良性发展。从41年新3师组建到45年抗日胜利，共作战5千余次，歼灭敌伪6万多，自己伤亡1万多，部队也从2万多人发展到7万多人。
第九、进军东北与2纵政委吴法宪
194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意识到东北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下令动各地调集干部和部队奔赴东北。为什么共产党要闯关东？早在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反复说明争取东北的重要意义，他是这么说的：“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9月中共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任东北局书记，向全国各局发出关于配备100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100个团实际上就是30多万人。于是各地纷纷派部队开赴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16分区曾克林部4700人，李运昌部5000人抵达东北；
10月上旬萧华山东军政司1000多人，沙克的冀中31团1500人，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约3500人，吕正操的晋西团600人抵达东北；
10月下旬，吴克华的山东6师和5师的部分约8000人，杨国夫的山东7师6000人，刘其人的6000人，刘转连的359旅3000人，邓克明冀鲁豫一个团1000人，文年生的陕甘警旅3000人抵达东北；
11月上中旬，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4000人，山东2师罗华生部7500人，梁兴初的山东1师7500人，山东田松支队1000人抵达东北；
11月下旬，黄克诚的新3师35000人，黄永胜的延安教2旅3000人抵达东北；
12月初，罗逊初山东3师9000人，抗大1000人，延安炮校1000人抵达东北。
这样，到达东北的部队总数达到107000人，同时，全国各地干部2万多人抵达东北，其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20名，中央政治局委员4名。然而，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部队就橡滚雪球似的发展到1948年的百万大军，这是后话。
在各路闯关东的部队中，最苦的就是吴法宪所在的新四军第3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三师必须凑齐35000人开往东北，于是第7旅、第8旅、第9旅、独立旅、师部特务团、盐阜军分区两独立团共3万5多精锐由黄克诚带领，经过两个月的急行军，于45年12月抵达东北。值得一提的是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1师7500多人也到达兴城，这支部队就是原留在山东坚持斗争的苏鲁豫支队，也出身于115师343旅685团。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整编：山东1师、359旅为1纵，司令李天佑；新3师8旅、10旅、独立旅编为2纵，共3万人，司令员刘震（开国上将），政委吴法宪。从此刘震和吴法宪开始漫长的合作，也开始了两人之间道不尽的恩怨。值得一提的是10旅也改编为5师，是后来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中的主力，师长就是钟伟（开国少将）；新3师7旅、原山东7师和为6纵。7旅被编为6纵16师，在东北黑土地善打硬仗，该师早期的师长就是李作鹏（开国中将）。新3师7旅的事迹将另有著述；新3师3个特务团，和一些地方部队，合为7纵。至此，从八路军115师685团发展起来的新四军第3师，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一些其他的部队一起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4个纵队。
吴法宪和他的部队在东北共打过哪些仗呢？
第一仗就是46年2月21日号称解放战争时期国共第一仗的秀水河子战斗。由新3师7旅和山东1师各出三个团，都是八路军685团的老底子，由林彪直接指挥，打冒进的国民党13军89师的四个营，全歼国民党部队3000多人，缴获新式武器无数，其中包括十二辆美制卡车。
第二仗是4月15日大洼战斗，山东1师和新3师10旅（后编入2纵5师），也是由林彪直接指挥，打冒进的国民党71军87师的两个团，歼灭4300多人。
第三仗就是5月份著名的四平保卫战，本来林彪不想打，是毛泽东和中央力主打的一场战斗，结果打了1个月，歼灭国民党部队1万多人，自己也伤亡8000多人，四平失守。特别是新3师7旅只剩下3000多人，都是井岗山的老部队，梁兴初部剩下5000人，万毅部13000多人剩下4000多人，丧失战斗力。
第四仗就是46年12月开始的一系列战斗，为时3个半月的号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1月份一下江南时吴法宪的2纵攻克伏龙泉，攻打靠山屯，消灭国民党部队1000多人；二下江南2纵没怎么打仗；三下江南二打靠山屯，2纵5师消灭国民党新1军1个加强营和1个保安团。整个战役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4万余人。
第五仗就是47年为时50天的夏季攻势：2纵主要是打怀德县城，消灭国民党91军1个加强团。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歼灭国民党2万余人，自己伤亡1万多人，攻打四平失败。
第六仗是为时50天的秋季攻势：吴法宪的2纵4师6师没打什么仗，只拔了几个据点，消灭国民党4000多人，只有5师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打了几个胜仗。
第七仗是为时90天的冬季攻势：主要是围歼国民党新5军，并争取了国民党一个师起义。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发展到近100万人，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吴法宪还是担任2纵政委。
第十、战略决战辽沈战役
2纵是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10月14日上午10点，总攻开始。在不到31小时，攻克锦州。11月1日，指挥2纵队和1纵队，担负了主攻沈阳的重任。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沈阳守敌，在攻沈阳战斗中，第2纵队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
吴法宪这时间受了一次处分。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吴法宪下令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结果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砂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时还没吃完。那时吴法宪带上几个人，坐著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说，深入实际认真考察。结果给了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以掩人耳目。因为部队缴获到了这么多物资，士气更加高昂了。
吴法宪却认识到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的,于是在1949年1月，吴法宪专门就此事在2纵内部开会,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并推举纵队政委吴法宪出面想东总总部认错。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吴法宪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其他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罗荣桓则问吴法宪为什么现在才说？吴法宪回答说当时不敢说。罗荣桓也没在说什么了，可东总总部却狠抓了这个问题，并给了吴法宪一个处分。这个处分可以说即在吴法宪意料之中，却又在吴法宪意料之外。他以为这件事最多也就是挨东总批评了事，结果却挨了个处分，还被抓了部队违纪的坏典型。吴法宪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第十一、大军南下与吴法宪打鸟负伤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即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总兵力近百万，实力之强悍，兵力之强大，居四大野战军之首。而此时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下辖第1、2兵团，每个兵团人数7万多人，一野总人数才14万人，还没有四野一个兵团（约25万人）人数多。东北2纵改为第39军，与41、42军一同组成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开国上将），吴法宪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接着大军南下。
此时的吴法宪可以说是非常的踌躇满志，在1949年4月底5月初，接到命令，要他和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到武汉就任。在行军到河南漯河一带，有个叫铜锺的地方，天下起了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于是吴法宪等人就在镇上住下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大家建议到镇外散散步，顺便领略一下风景。吴法宪便带上他那支心爱的德国造猎枪，途中，想打几只鸟儿回来烧着吃。这鸟枪是大军攻打天津时缴获的，由当时39军后勤部政委于辉送给吴法宪的。顺便说一句,这个于辉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比吴法宪还早一年,抗日战争早期也曾和吴法宪一样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3师淮安独立团政委，东北野战军2纵4师11团政委，4野39军后勤部政委。一同的起步，甚至还早一些，成长比起吴法宪差远了。在他担任2纵4师11团政委时，吴法宪却是纵队政委，由此看来，吴法宪并不是“草包政委”了。
话说回来，以前吴法宪也曾拿它打过几次猎都没事，可这次打就出事了。当时吴法宪看到庙顶上有三只斑鸠，于是举枪瞄准射击。没想到枪管爆炸，当时把左手拇指炸掉了，吴法宪到了武汉后，就一直在养伤。为了这事，当时四野曾向中央军委打报告，向全军通报批评吴法宪。由于吴法宪的负伤，使他错失两大战役，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另一个衡宝战役。
第十二、开国中将吴法宪出任空军副政委
50年七月，空军政委萧华（开国上将）调往总政治部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助手。于是经刘亚楼推荐，林彪的认可，最后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吴法宪调往空军担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任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中国的传统是党领导一切，虽然吴法宪是空军副政委，但由于他还是空军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于是在空军的地位是仅次于刘亚楼。吴法宪担任空军二把手一直到1965年，同刘亚楼关系密切，工作也配合得非常好。
吴法宪是甩手当家，刘亚楼是大权独揽，但俩人配合却是亲密无间。有次空军接见罗马尼亚的一个代表团，吴法宪去晚了，胖胖的身驱裹着个不伦不类的将军礼服去开会，这刘司令一肚子气见了就骂，说：“瞧你，穿啥都是个鸡巴熊样，哈哈哈！”一众将军听了都窃笑。“嘿，嘿嘿。”吴法宪只是挺可爱地笑了笑，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然后，转过身子去向别人咕哝说：“是那么难看么？”散了会，刘亚楼一把拉住吴胖子上自己的车，这吴政委连忙给刘司令开车门，还是没说的哥俩好。
这期间，空军就一直由刘亚楼和吴法宪牢牢把持，也就等于空军属于林彪的四野山头所控制。彭德怀和贺龙等红1方面军和红2方面军系统的人多次想插手空军事务，都没有办法。有一次，空军后勤部曾丢失过一本空军5年工作计划的笔记本，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就借口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屡屡发难刘亚楼，使刘亚楼一段日子颇为难过。吴法宪也因为这件事挨过彭德怀的很批。当时彭德怀检阅东北空军部队，由吴法宪陪同。开始彭德怀还同吴法宪有说有笑。可是到了第2天，彭德怀就指着吴法宪的鼻子破口大骂。不仅如此，彭德怀还曾当着刘亚楼和吴法宪的面和毛泽东提及过这事，但见毛泽东不以为然而做罢。从这件事情上，吴法宪后来感叹说：在军队系统里面，不承认山头主义是不现实的。
1955年2月，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吴法宪对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还是很满意的，而刘亚楼则被授予上将军衔，排第30位。对于刘亚楼的上将军衔，有不少人认为评低了，因为刘亚楼是四野参谋长，当时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则被授予大将，论资历两人确实差不多，都是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而且四野系统内部一直都是林罗刘谭，刘亚楼排名在谭政前面。还有肖劲光资历和刘亚楼不相上下，而刘亚楼担任四野参谋长时，一度还是肖劲光的上级。据说，林彪为了刘亚楼授衔问题曾上书毛泽东，但最后还是被评为上将，原因只有毛泽东自己知道。
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这样中国防空军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是1950年9月7日。1955年3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我军防空部队由陆军的一个兵种上升到我军一个独立的军种——防空军，与陆军、海军、空军处在同一个平台上。杨成武任首任防空军司令员，总兵力达14.9万人，在共和国的蓝天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可以说是空军吞并防空军。新空军领导层立即改组，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空军政委，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均、曹里怀、谭家树、常乾坤、徐深吉。空军党委里，刘亚楼仍任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这一段时间是空军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空军已经成为林彪的后院了,空军被树先进典型,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
十三、空军司令和到吴运动
1965年，刘亚楼临终前，极力推荐吴法宪担任空军司令员。经过林彪的默认，毛泽东的最后批准，由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员一职，并由吴法宪自己挑选政委。这样，以吴法宪为司令员，余立金（开国中将）为政委的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就成立了。其实在空军系统中，上将共两位，中将十几位，少将更是多达几十人，吴法宪自己就是个中将。除了刘亚楼上将外，还有一位上将刘震，是原来的4野2纵司令员，吴法宪曾任过他的政委。刘震为人还算梗直，但对吴法宪的一些不顾原则的做法有些看不惯，比如吴法宪纵容部下抢夺胜利物资就挨过刘震的很批，可是吴法宪一点也不尿刘震，这一点刘震也心知肚明。然而就是因为自己是堂堂上将，不但没有当上空军司令员，就连空军政委也没捞上，就这么一直别别扭扭地当七、八个空军副司令员之中的一个。同时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党委会他没权利参加，而且动不动就在工作中挨训，怎么都憋屈。早在刘亚楼时期，刘亚楼工作作风十分霸道，完全不顾刘震也是上将，就训小孩一样，指着刘震的鼻子动不动就骂，不仅是刘亚楼性格使然，林彪的后台作用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1966年4月下旬，吴法宪与空军副司令成钧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即赴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工作。这时，空军内部斗争激烈。一股揭发批判吴法宪的潮流平地而起，持续达一个半月。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员感到地位不稳，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林彪始终保持沉默，更使他忐忑不安，难以安眠。6月初，吴法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但是却遭到空军其他几位副司令的责难，主要有刘震、曹里怀、王辉球等人，连成钧也加入倒吴的行列。在刘震等人的要求下，空军决定召开空军党委全体会议。6月6日会议正式开始，刘震等人展开了对吴法宪的批判，同时要求军委派工作组，联名向中央军委递交控告信，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基本上是冲着吴法宪和已去世的刘亚楼而来，大有不将吴拉下马决不甘休之意。1966年8月初的一个上午，惶惶不安的吴法宪突然接到叶群从大连打来的电话，叶群还是那样温文、平静，说：“吴司令，我是叶群，林副主席向你问好。”一听这句话，吴法宪掉着的心才回归原位，眼泪夺眶而出。据有的资料记载，吴法宪初时不知是凶是吉，不知林彪是否支持他，曾慌得把电话的送话机放在耳朵旁，嚷了半响，才发现听筒拿颠倒了，这是笑话，为的是丑化吴法宪，不足为信，因为在6月份叶群曾通过空军副司令员余立金向吴法宪交过底，余立金后来也因此当上了空军政委。
中央军委领导认为刘震等人是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到会，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的指示，批评了刘震等人，最后刘震和张廷发被停职检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廷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参加过长征，1941年任八路军129师作战科长。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桐柏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中野改名为第二野战军，张廷发担任二野十一军副军长。1953年进入空军系统，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属于刘邓在空军的代言人。1958年，升任空军参谋长，后升为空军副司令员。在刘震到吴运动中，吴法宪十分不满张廷发“两不靠”的投机主义，于是将其停职，并将其关押在陕西大荔长达六年之久，受尽了折磨。可以说，张廷发对吴法宪恨到了极点。“九一三事件”以后，张廷发被第一批接回北京。1973年5月，中央军委宣布恢复张廷发空军副司令员职务，后任空军政委。1977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出身于二野的邓小平爱将张廷发可就时来运转了，担任空军司令员，政治局委员，一直到1985年退休。而这段时间，吴法宪在长达5年的隔离审查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到1981年到济南保外就医。由于吴法宪的入狱，吴法宪的家人也受到牵连，空军系统在70年代末对陈绥圻组织批斗大会，这时“十年动乱”早已结束了。特别是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在1978年被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张廷发特别注明发配到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湖北京山九汤山国营农场接受长达8年的劳动改造，连黄克诚和吴信泉求情的面子都不给。也是担任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百般阻扰，吴法宪家人迟迟落实不了政策，后来找到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才算得以解决。当然也不能全怪张廷发，因为其间的恩恩怨怨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就说的清的。
刘震等人为何在空军内部掀起了倒吴运动？一是对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不满；二是刘震等人对刘亚楼不满。但其背后难道没有更深远的原因吗？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向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就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由此看来贺龙对空军党委的倒吴行为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成钧等人后来也写了材料，由吴法宪和余立金送交林彪。吴余二人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致毛泽东和林彪，信中认为空军的会议贯穿了两条路线，一是林副主席为首的红线，另一条则是贺龙为首的黑线。现在回首再看空军党委会议发生的斗争，刘震等人以为空军党委内部他们占了多数，就可以实现其夺权的计划。以为上面有个别领导人支持，如贺龙。中央军委的实际当家人是林彪和叶剑英，再上面还有毛泽东呢。
第十四、林彪垮台与吴法宪被抓
林彪为什么会走上与毛泽东决裂的道路,归根结底还在于权力分配。毛林两人的分歧还要从杨成武那里谈起。自从彭德怀、罗瑞卿、贺龙的垮台，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已经严重的受到影响，1967年8月这时林彪提出成立中央军委看守小组，组员是清一色林彪的人，比如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吴法宪任组长。当时，毛泽东需要林彪的合作，共同对付刘少奇，就同意了。后来到1969年11月，刘少奇的去世。在1967年9月，毛泽东开始觉得林彪的权力太大了，于是就开始采取“掺沙子”的做法，任命杨成武担任中央军委看守小组的组长，将其改名叫“中央军委办事组”。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其实，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是奉了毛泽东的“密旨”，凡事向周恩来汇报，这样杨成武就为林彪所不容。而毛泽东需要林彪配合干掉刘少奇，于是就被迫打倒杨成武。这就是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1968年3月23日凌晨，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随即决定撤换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一职。
1971年，随着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的垮台，毛泽东身边只剩下两的势力：一是所谓“四人帮”的中央文革；另一派就是林彪及其军委办事小组了。特别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并被推举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陈毅夸奖林彪，说林彪打仗很厉害，一个连就打败国民党一个师，功劳大。现在有很多人说陈毅曾预言林彪会叛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陈锡联也称赞林彪，说林彪打仗天下第一。特别是许世友对林彪更是笑得那样的甜，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张春桥曾是第一政委。许世友对吴法宪说他看不起张春桥，说南京军区的兵他张春桥一个也别想调动。而林彪在党的会议上有如此高的威望，使毛泽东感到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时林彪根本就没有要取代毛泽东的想法，但这一切不能改变毛泽东要剥夺林彪权力。可以肯定，这时的毛泽东或许没有要置林彪于死地的意思，然而事情的发展绝不是毛泽东所能控制的。随着毛泽东的打手集团中央文革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对林彪采取步步进逼的手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搞阴谋，连搞阳谋的可能性都没有，基本上是处于检讨之中等待被打倒的过程中，他们的倒台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即使没有“913事件”也就是所谓的林彪叛逃事件，在接下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也会被毛泽东换马，但结果也许会好一点。就这样，吴法宪的命运也就随着林彪的倒台而注定的了。1973年吴法宪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9月15日上午，已被关押了10年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被安排到了济南，踏上了所谓的“保外就医”之路，实际上就是轻度有限度的软禁，时不时还可以逛逛公园买买菜什么的。这时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就这样，吴法宪将军一直到2004年去世，走完了他波澜壮阔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
后记：吴法宪真是草包司令吗?
吴法宪可以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在战争年代由于其优秀的工作能力深受上级器重，比如黄克诚和林彪等器重。从42年到45年，一直是黄克诚的新三师（黄克诚自己任师长兼政委）手下得力的政治工作者。后来随着吴法宪的被关押，有人说吴法宪这人没本事，是个草包司令。曾和吴法宪有过深深个人恩怨的刘震上将听了后，严肃地说：“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其实，刘震这么说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刘震本身身受政治斗争之苦，再加上战争年代好歹也是吴法宪的战友；其次就是身为开国少将的张廷发由于其邓小平的二野背景得以升任空军司令员，而刘震这个开国上将却只能当个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也略有不平和无奈吧；其三是吴法宪都被关入监狱了，被开除党籍和判了17年，身败名裂，怎么都能够抵罪了，所以刘震没有对吴法宪落井下石，对比张廷发，刘震的心胸开阔多了。
那么为什么吴法宪会成为林彪的爱将呢？其实主要有三点：一是吴法宪确实有能耐，他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思想工作的能力；其二就是吴法宪会来事，听话，对林彪无限忠诚。罗荣桓也是吴法宪的老上级，但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吴法宪肯定是选择林彪而不是罗荣桓。关于吴法宪会来事，这里举个小例子：林彪很早就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林彪这人性格孤僻、不善交际、话也不多，又没什么爱好，吴法宪能这样不动声色地使得林彪如此得意和高兴，这就是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练就的非凡本领，不可小视。第三就是吴法宪的崛起离不开刘亚楼的提携，而刘亚楼则是林彪的朋友和老部下。刘亚楼是有名的“肝火王”，就是脾气非常暴烈，对下面的纵队司令也是动不动就训。在空军时，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就常常被刘亚楼训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实在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就形成的传统。可是刘亚楼惟独对吴法宪很好，没有别的，就是吴法宪性格同刘亚楼非常搭配。另外刘亚楼对林彪也是极其的崇敬，据说刘亚楼在东北任民主联军参谋长时，只要林彪找刘亚楼商量事情或下什么命令，刘亚楼都是一路小跑地来到林彪的面前。
既然吴法宪不是草包，那他坏吗？笔者认为他还是有点“坏”的，因为草包怎么可能会“坏”呢？我认为“坏”有两种含义：一是迫害狂；二是道德品质败坏。关于迫害狂，那个年代都是这样，你整我我整你，吴法宪不是神仙，他也未能免俗。如果把“十年动乱”期间的整人活动就简单地理解为“坏”，那么那个时代还有几个好人？比如刘少奇整朱德，贺龙要架空林彪等等，你能说刘少奇和贺龙坏吗？这里就更不说毛泽东了，据说毛泽东晚年患了一种疑心病，总是疑心人家要害他。林彪死后，就连最没有野心的周恩来也要批一批，就像三国时期的曹操梦里能杀人一样。至于道德品德方面，有些资料说吴法宪曾糟蹋过多少多少年轻的空军女兵，一些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或许吴法宪真的同几个空军女战士发生过性关系，但根据吴法宪的性格，很大可能都会建立在双方情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在1981年特别法庭上，吴法宪岂不多了一条罪状？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吴法宪曾有过强奸过女兵的行为和经历。吴法宪不但自己没有强奸女战士的癖好，反而对这种行经最为痛恨。举个例子，开国上将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期间，对自己身边的女性包括秘书、护士、女招待、女战士、下级的老婆、家里的保姆等实施无数次的奸淫，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0~40多人，为此，陈再道曾于1967年12月给毛泽东和林彪写过检讨信，说自己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1967年7月26日下午，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陈再道批斗会。谢富治、吴法宪轮番上场，大骂陈再道“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中国的苏哈托”、“现代的张国焘”、“今天的蒋介石”等等。骂着骂着，吴法宪实在气不过来，上去就给了陈再道几个耳光。当然这与吴法宪痛恨陈再道强奸女性生活腐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早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决意要打倒彭德怀，在大家组织对彭德怀进行批判的大会上，吴法宪拿过话筒，经过一番感情酝酿,突然语出惊人：“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林彪满意地看着吴法宪,吴法宪说彭德怀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一军团的一位连长，这时林彪插话说他彭德怀恨不能一口吃了一军团，统统杀尽，因为一军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这时台下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大喝一声：“胡说！”。然后提彭德怀辩护为什么会枪毙那个连长，是因为他攻打娄山关战斗中临阵脱逃。后来钟伟被逮捕，降职降级，转业到安徽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副厅长相当于副师级，与北京军区参谋长相差可不只一个级别。有很多史料记载，钟伟很会打仗，有中国“巴顿将军”之称。解放战争后期，林彪直接把他从师长提升到12纵司令员。50年代初，钟伟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将军班学习，55年被评为少将军衔。不过钟伟对自己被评少将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因为别的四野纵队司令最高的是大将军衔，比如肖劲光大将。1纵司令员李天佑、2纵司令员刘震、3纵司令员韩先楚、6纵司令员洪学智、7纵司令员邓华、8纵司令员黄永胜等被授予上将。4纵司令员吴克华、10纵司令员梁兴初是中将军衔等。可惟独自己堂堂12纵司令员评了个少将，觉得是个耻辱，要知道被评为开国中将的温玉成还曾是他手下第34师师长。还有一个纵队司令被评为少将的就是段苏权，可钟伟和他不同，段苏权是评衔之前就得罪萧华刘亚楼。可以说钟伟一直是林彪四野山头的人啊，为什么钟伟会跳出来为彭德怀辩护？一方面确实是他梗直仗义的性格，他头脑发热，想出风头，不计后果；另一方面他长期虽是林彪的爱将，可这时的林彪红得发紫，要投靠他的将军们多了去了，看到吴法宪这个“草包空军政委”越来越得到林彪的赏识，升官指日可待。嫉妒是可信的，军人的嫉妒就是冲动，不计后果。事实上也是，不久吴法宪由“草包空军政委”升为“草包空军司令”，文革期间更是担任政治局委员。而自己在北京军区参谋长任上不得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才使得钟伟如此冲动。
什么是“阳谋”？什么是“阴谋”？我好久好久都不能辨别两者的区别，但可以直觉地理解，前者是好人的阴谋，后者是坏人的阴谋罢了，其实，不管阳谋阴谋，怎么说都是诡计而已。吴法宪充当林彪的干将，这是肯定的，这是历史形成的军队山头主义的具体表现，难道彭德怀就没有干将？有，就是平反之前我们通常所说的“军事俱乐部”。
那个荒唐的年代早已结束，吴法宪所谓的迫害这个迫害那个也是时代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吴法宪和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等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没有得到平反而已。要说吴法宪迫害人整人，难道彭德怀在58年借反“教条主义”整刘伯承和他曾经整过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就不是迫害？难道毛泽东整得人还少吗？可为什么林彪和吴法宪就不能平反呢？关于“五一七工程纪要”，说吴法宪犯下严重的罪行：一是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为林立果成立谋杀毛泽东的“联合舰队”提供方便；一是伙同林彪叶群南下广州，进行军事割据。这一点在1981年审判吴法宪的法庭上，吴法宪的律师马克昌已经为吴法宪做了辩护，说大量证据说明吴法宪对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根本就不知情；吴法宪对林彪叶群南下广州割据的计划也毫不知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吴法宪支持林彪南逃。吴法宪当场感动的热泪盈眶说，十年了，还没有人会这样为我仗义直言！事后专门托人感谢马克昌律师。有人说，吴法宪对林立果的“两个一切”，那典型是拍林彪的马屁。就像吴法宪自己说的，别说林立果，别说吴法宪，就是林彪也无法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真正能够在空军调动一切和指挥一切只有毛泽东。不过由于吴法宪的“两个一切”，使林立果在空军的地位急速串升，有时吴法宪的话都敢不听，就是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时年仅25岁。当时空军系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可谓是林立果在空军的传神写照。
在毛泽东结束南巡返回北京之后，林彪的垮台是铁定的了。有消息说毛泽东即将对林彪采取行动，听到这消息，身经百战的林彪也乱了方寸，与叶群一起乘坐一辆军用吉普，匆匆地以时速100多公里奔赴山海关机场，并登上了一架英国进口“三叉戟”256飞机开向苏联。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就在作战室的雷达旁，注视着这架跑向苏联的飞机。这里我不愿意用“逃”或“叛”这两个字来形容林彪的匆忙出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打下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没有同意打。我认为吴法宪请示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是可信的，因为不这样吴法宪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放过林彪这句话也应该是真的。那么林彪为什么要出逃？答案很简单：不出逃林彪可能就会被软禁，以后就走向下台生不如死，结局会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死得更惨，而如果真的成功地跑往苏联的话，林彪起码可以善终，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誉会更差，以致无法想全国人民交代。那么林彪的飞机为什么会摔在温都尔汗呢？历来有许多说法，比如是解放军用导弹打下来的，比如没油了。这两者都可以说站不住脚，如果是导弹打下来的话，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如果是没油的话，凭借飞机驾驶员的技术,找一空旷地迫降应该不是难事。因此，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的飞行员不愿跑往苏联，而发生格斗，致使飞机坠毁。
林彪所谓的“叛逃”其实早就可以原谅了，彭德怀早就平反了，刘少奇也早就平反了，贺龙杨成武罗瑞卿等许许多多动乱期间被打倒的都平反了，什么时候该为林彪元帅及其手下将领平反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