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连载(2)：第一章（1）1～3节

第一章  总结经验  科学改革——科学改革观论纲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催生科学改革观

            第二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四柱八梁”

            第三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第一章  总结经验  科学改革

——科学改革观论纲

   【本章提要】本章认为，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科学改革观”。为此，认真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分析了改革开放中的理论争论和存在问题，研究了效率、公平、收入分配、政治文明和民主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按照中国的国情，做中国“猫”，抓中国“鼠”。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越进。 

孔子有句名言：“三十而立”。孔子原意是讲人生的规划、成就和规律。人生如此，社会和国家也如此。不知不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达“三十而立”之年了。回首中国三十年，丝丝缕缕在眼前。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立”了什么？怎样“立”的？“立”的有什么和问题？怎样解决问题？“立”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改革开放“而立”之年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的《新年祝词》中说：“200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催生科学改革观

一、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是探索“科学改革观”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是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发生了巨大社会振荡的中国，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二十多年艰难曲折的探索未能摆脱贫困的中国，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全局性混乱之后何去何从的中国。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公职人员连续二十多年没有涨工资。由于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所翻来覆去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多数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和伤害，党内党外都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情况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而产生了“四大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主义远大前途的信誉危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危机，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危机）和“两个下不去”（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活不下去，中国共产党很难干下去）。在“四大危机”和“两个下不去”面前，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吗？社会主义事业还有前途吗？马克思主义旗帜还能高高飘扬吗？我们别无他途，只有改革这一条路可走。这是生死攸关时刻惟一可选择的道路。

经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政治、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拨乱反正，1978年12月18日～22日胜利地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22日向全国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全面拨乱反正，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从而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若大的国家，若大的党，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为，一下子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争论，肯定有人反对，也有人保留不同意见，但反对者和保留不同意见者也知道解放以后搞了20多年社会主义没有搞好，全国人民未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反对者自己和家人也要吃饭，也要发展。所以从过去“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太难。全党全国一旦踏上了改革、开放和发展之路，就成了洪流，成了不归路，大家或积极主动、或被夹裹涌入洪流向前蹚，成了大家都必需支持、必须积极参加的最大政治。30年来，我国人口从9亿多增加到13亿。在中国如此巨量的人口、如此广博的国土和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基本上确保了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搞改革的积极性，实属不易，这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在世界上更是空前绝后，真不愧称“世界奇迹”。

1978～2008年，3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短暂一瞬，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走上了160多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复兴之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实力雄居世界前列，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雄居世界第一，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的“四大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和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世界资本抢滩中国，“中国崛起论”以致“中国威胁论”都在环球叫响。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完全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盛世”，这个盛世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23年还多出了6年，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还继续在盛世之道上挺进。

在当今世界，若要谈改革开放的成功，言必称中国。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际社会，都在纷纷探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谜”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美国学者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向全世界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话语。尽管中国自己并不自诩“北京共识”，更不输出“北京共识”，但出自美国学者的“北京共识”之说作为一种国家成长模式，在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科学改革观的五大飞跃和五大统筹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进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对“GDP拜物教”或者说“GDP崇拜”的反思，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提升，是对20世纪后期提出、并成为联合国重要话语和工作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升华。

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为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在“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导致了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等与人民世世代代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大体也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共同历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不仅使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也使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和环境组织的巨大压力。2003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科学发展观写入新的党章，使我国走出了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科学发展观固然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理论和政策服务面是“发展”领域。尽管“发展”与“改革”密不可分，但改革与发展的内涵和任务毕竟具有多方面的不同。我国经济在持续30年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山川秀美的严峻任务摆在面前，这客观上催生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坚持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中国进行了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而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因为科学改革观与科学发展观同源于以人为本。人民既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就必须做到：

第一，在改革的广度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从单项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使改革从经济领域推进和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向全面的制度创新推进；

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发展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第四，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第五，在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上，要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向改革的“自由王国”跃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发展理论：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第二，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第五，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统筹理论，对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第一，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第二，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三，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四，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第五，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要做到这些统筹，首先必须科学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必须科学分析当前凸现的矛盾和改革攻坚的时空条件，必须科学分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必须科学规划和实现改革攻坚的重大战略转变，必须科学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有科学改革的思想方法和视野。

第二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四柱八梁”

人有三十而“立”，中国改革开放也有三十而“立”。这就要科学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立”了什么？怎样“立”的。2008年1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2]，固然对改革开放30年历程给与了一个系统的回顾，那不过是一份改革开放30年的“大事年表”，但并不是一种科学分析。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犹如建设一座巨型的大厦，首先要打好大厦的“基座”，改革开放“基座”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然后在“基座”要“架设”起“四柱八梁”。

一、改革开放的“四柱”

改革开放之“四柱”，就是指导和支撑改革开放的四大理论支柱。

1.理论“四柱”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酝酿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严宣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于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成为影响较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市场。无论是这样的“主义”，还是对那样的“道路”，我们既不盲目接受，也不简单排斥。我们认准的一个理儿就是“中国国情”，只有植根于“中国国情”的“主义”，才能在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从“中国国情”土生土长、又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引导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旗帜。

2.理论“四柱”之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但在当时，这一理论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只看作是“计划经济”的重大突破，也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迈进。

邓小平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3.理论“四柱”之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理论最早见于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都从理论上作了论证中国在较长长期都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现实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耕地少，是由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理论“四柱”之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的阶层、利益、结构都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广泛、深刻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社会“均衡”和“稳定”状态，出现新的社会失衡，影响社会和谐。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目标鲜明地提到全党全社会面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改革开放的“八梁”

改革开放之“八梁”，是指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骨架”的八个最主要方面，无此便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八梁”之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当时占全国人口数量80%的农民的绝对贫穷被迫创造出来的。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在穷的揭不开锅的时候，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实行了牲畜、农具和耕地的按人头承包到户，一年大变样。小岗第一个“吃螃蟹”的成功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废除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在中国实行2600多年的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2.“八梁”之二：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4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4年5月15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务院的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20世纪90年年代以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以更大的开放力度走上前台，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对外开放更直接的内容。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15年的艰难，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

3.“八梁”之三：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方面，争议和分歧最大的是所有制；而另一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即在经济体制改革大系统中，高不过所有制改革，深不过所有制改革。对此，我国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有制是灰色的，生产力之树常青。

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一是探索公有制经济在财产组织方面的实现形式，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1984年10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1986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12月5日～7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选择百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意见》。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争论了多年的股份制性质问题，指出：“股份制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奠定了理论依据。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宪法修正案。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修正案。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一步完善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

4．“八梁”之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

财政和金融体制既是运行的枢纽，又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模式，写入了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01年12月国务院下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就中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分享和使用等进行了调整。2002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意见》。这些法律和规范的出台基本上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

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制是国家一统的单一金融体制，30年来，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并于1984年正式成中国工商银行。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5年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1996年12月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大大完善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基础，逐渐形成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宏观调控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手段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5.“八梁”之五：价格改革与市场体系建设

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则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资金、劳动力、房地产、技术、服务、产权等各类要素市场。我国改革开放大体上经历了从商品市场建设为主，到推进要素市场建设为主的两大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的最重要的改革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90年代以后，在价格双轨制合并为市场价格单轨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放开消费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基本上形成了由政府定价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转轨。

金融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枢纽。1990年12月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同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中国的证券业快速崛起。2004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发展资本市场规则和方向。2005年4月经过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基本上不存在房地产市场。改革开放之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两大制度改革：一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二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确立了“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的改革方向。

住房既是基本的生活资料，又是一种炫耀性的生活资料；既是商品，又是资产和投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不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政府既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又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6.“八梁”之六：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我国原有的就业体制主要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统包统配加少量自谋职业。1981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了改革统包统配制度，实行劳动部门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揭开了全面改革劳动就业制度的序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日益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但由于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国家一直在寻求一条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又努力减少失业、扩大就业的道路。

就业必然连着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就业统包统配的单一按劳分配制度。这是一种严重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的就业制度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但也会把社会弱者摔出就业门外，从而产生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市场化的分配制度大大拉开了收入分配差距，大大提高效率，但过大的收入差距又会产生社会矛盾。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具体确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进入21世纪，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全民的社会保障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7.“八梁”之七：教育、科技和文化体制改革

30年来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7～1985年，恢复整顿的阶段；1985～1989年，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时期。1985年5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0年～2003年，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和“教育大跃进”时期，一方面有效地扩大了教育规模，增加了教育机会，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各种乱收费、高收费等损害教育品质和民生的乱象，民众对教育改革表示了极大的不满。2003年至今，教育界落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校正改革发展出现的偏差，促进教育公平，探索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

与教育体制改革密切关联的是科技和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几乎与教育体制改革同步。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必然要扩展和深入了文化领域。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四十四章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把文化体制改革推向了前台，使2006年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年”。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与高度。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把文化建设好、发展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由于文化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它既关联着“软实力”、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同时又关联着国民教育、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任重道远。

8.“八梁”之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医疗卫生关系着全民的健康，因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比教育改革就具有更大的特殊性。1985年1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拉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初，医疗卫生改革迈上新台阶，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和“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带有市场化因素的改革举措。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8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陆续出台了13个配套政策。医疗卫生改革“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争论逐步成为社会焦点，“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全社会的呼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失败。“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之后，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进一步协调改革，把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重点放在建设城镇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获得了巨大成功。

第三节  科学分析改革开放的“路线图”

改革开放30年，完全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第二次新的长征，这次长征比第一次长征规模更加浩瀚，任务更加艰巨和复杂，时间更加漫长，迄今还在继续长征。要成功地走好这个新的长征，不仅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必须有能够顺利达到预期目标的周密行动路线图。

一、路线图之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历程

长征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改革之河”的石头是一脚一脚探出来的。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有“革命阶段论”，西方经济学有“经济发展阶段论”，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也有着自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改革开放阶段论”。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9月，即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这是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和第一、第二步利改税；实行了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改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3]。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前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和国民基石，而国有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则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破题开启了新的战场。

第二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1月，即从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指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的活力；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突破，也是这一阶段改革成功的理论支柱。

第三阶段：1992年2月～2003年10月，即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基本内容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前进。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入WTO；加快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推进“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和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论述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这也使我国的制度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

第四阶段：从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以及今后10～15年。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宏伟历史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全面系统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次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高度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近30年的思想理论、改革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系统的总结。

二、路线图之二：多层面、多维度的组合操作方式

任何革命和战争的路线图都不会是一组平行的直线，而是纵横交错的布局线，改革也是一样。改革的发展阶段与改革的操作方式则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整体的路线图。如果我们对过去近30年的改革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深刻的透视，那么，改革的脉络、轮廓及其规律性，就会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改革的程度来说，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三是上下结合的改革。

1.关于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农民的饥饿逼出来的，因此，农村的改革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是由农民在饥饿中被迫自发创造的。农民是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然后是曝光。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一种顽强的、自发成长的生命力，它在我国走了一条开始时被限制、后来逐步放开、然后大发展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路，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2.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

如果把开放也作为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尽管基层和地方都具有对外开放的内在冲动，并且或明或暗进行着对外经济交流，尽管诸如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是由地方申报和建议的，但无论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还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都是先由中央政府作出决定，然后再从上到下贯彻实施的。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沿海十四个城市和几个沿海成片地区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崛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成就，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实施，为中国内地的扩大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30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改革”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时，同时也把“开放”二字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改革开放”，四个字紧紧凝结在一起，互相促进，不可分割。“开放”二字，有时比“改革”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总体上说，改革引导着、促进着开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当改革处于“胶着”的时候，开放对改革又起着“倒逼”的作用。在中国，有时候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而使某些改革方案不能出台，或者出台后在贯彻实施中遇到重重障碍。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通过对外开放将当代成熟的国际市场竞争机引入到了国内。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建立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外经贸体制，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使某些资源的国际价格逼近国内市场，加速了国内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使大量外资以及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实际上是将激烈的国际竞争传导到国内，从而给国内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倒逼着国内企业加快改革步伐。这样，对外开放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又转化成了微观层面改革发展的驱动力。

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决定，谁也没有权力取消某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审批制度。审批制度一般来说并不是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而是改革开放过程形成的一种“新的旧体制”，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渡型症状”或“过渡性新体制”。对这种“过渡性新体制”的不断产生和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

3.关于上下结合的城市国企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国有企业改革。城市国企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全面提高国企效率，从而提高综合国力，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举措，既有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出台的，也有企业自己制定的。改革的成果，则三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