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汶川大地震发生，七百五十万人次的志愿者涌向灾区，中国正面对着人性觉醒，人本关怀回潮，历史性的大改变之际，“知识份子”们却几乎失声。知识份子都那里去了？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知识份子祟拜的社会，但现在知议精英的民间声望却空前低落，总听到网民喊出“草根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以民粹主义情绪就否定了知识的重要。再不然，总有人揣测知识精英都是政府与商人的应声虫，不值得信赖。从关键年代的失声，到民间声望的低落，学者专家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自身。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就所以令人景仰，是因为他们要作一件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调和由下而上自组织出来的权力，与由上而下透过层级体制进行控制的权力。这从来就是一个中西文化都在苦思解决之道的难题。美国宪法的四大基本要义中就明指宪法设计的目的要平衡联邦权力与地方自治。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夹在两股权力之间，想要作到平衡，十分困难。

一方面，面对由上而下的皇权，知识分子以中庸之道主张君王善政要「不大声以色」，甚至要「无声无臭」。这样无为而治的主张限制着皇权的扩张，让人民自我组织，自我成长，自我协调，各安其位，生生不息，并相信这些自组织会协调出社会秩序。另外儒家知识分子建立了一套政统与道统分离的理论，将统治的「理」和统治的「权」分离，前者是道统，握在知识分子手上，后者是政统，握在君王手上，知识分子可以评鉴君王，懂得行仁政的就是王道，不懂的就是霸道。行霸道的君王，儒家知识分子就不背书他的权力，如果人民反抗也是合理的，这就是孟子所言「但闻诛一夫纣，未闻弒君也」。籍此理论，知识分子可以限制皇权不至于太过扰民。

知识分子不止在思想体系上要对抗皇权下乡，在实际行动上亦有一定的作为，靠的是社会学者费孝通所言的政治双轨制，一方面皇权由上而下到县城，县官是由中央派任，属层级制度的一员，另一方面宗族权力由下而上，士绅是地方自组织的领袖，但士绅却不是层级系统中的一员，所以不从属于县官。士绅多是退职的官吏，在官场上有一定的人脉，政令如果太难执行，士绅可以向上找到关系反应给代表道统的文官集团，如果士绅曾经宦游京城，就可能直接找到中央官吏反应舆情，透过士人集团的抗议，以道统的理论争议政令的不合民情，是霸道，或弹劾地方官的执行不当，太扰民。这在实际行动上给了地方自组织一层保护。

面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对权力的滥用，学者专家们往往表现的没有某些新闻记者有良知。

另一方面，面对由下而上基层自组织出来的权力，费孝通则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他以为在地方自组织之内，长老政治有的是施行教化的权力，如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族中长者对事务的裁决等等，被教育的人不同意也必须要接受，所以不能称为同意的权力，更不能称为暴力，而是长老的教化权。在乡土中国，教化的权力是最核心的权力，有事情开祠堂，平常没事就要讲学说理，形成一个行为规范。教化首先要说出一套道理为受教者所接受，「理」的背后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念，对于中国人的治理来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一套「礼」，形成礼治秩序。知识精英之所以被薛教授认为凌驾在百姓之上，正是因为他们要以「礼乐」来「教化」百姓。

但这和精英阶层想为草根社会作决定是不一样的，「礼乐教化」的目的刚好是要教育群众一套自我组织的方式，能自己协调出秩序，否则自组织之内就可能乱成一团，再不然，几个自组织之间也会相互侵权，为维护自已团体的利益而伤害其它团体。就好象会议进行时需要议事规则，知识分子要教化的正是这种「议事规则」，而不是越俎代庖，为会议作出结论。

当然，我们不乏喜欢为草根社会越俎代庖作结论的知识分子，也不否认传统知识分子夹在两股权力之间，还是挡不住皇权的扩张，显得十分狼狈。

面对由下而上兴起的权力，逐渐失控，变成暴力之际，学者专家更是维护“清誉”，不敢置一辞，远没有韩寒对网路暴力的冷嘲热讽来的有勇气。

只有既敢对上呼籲也敢对下呼籲，两面都不讨好的人，才配称为知识份子。一群不能展现良知与勇气的学者专家，是得不到别人尊敬的。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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