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起，伟大的思想家们就开始梦想一个单一的‘世界文化’，甚至梦想随着启蒙运动何全球化的发展，一种‘世界文学’将会盛行。”[1]两百年过去了，我们来到了世纪交口，以全球性问题为核心言说对象的纪实文学终于使“世界文学”梦想成真。
如果我们不否认将人际交往行为及其方式和频率纳入全球化话语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将好不费力地得出如下结论：自人类诞生并开始社会化交往地那一刻起，全球化过程就开始了。应该说，这符合全球化理论地基本内涵。相对于全球化整体进程而言，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全球化乃是该命题的重新设定和当代追问，即新全球化，或称“相对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性(Globality)已经成为世纪之交的热门话题。辨证地看，全球性是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属性和必然结果，反过来有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样态。全球化过程可能也必然带来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导研究员、俄罗斯哲学会副主席、“全球学”的积极倡导者丘马科夫博士的话说，“全球性问题是一个由当今世界的各种反映整个人类生存严重危险的紧迫矛盾构成的极为复杂的综合体”。[2]
正是这种“紧迫矛盾”所构成的综合体，强烈吁求一种关于跨文化沟通的元话语。当此之时，具有现代潮头意识和忧患文化身份的纪实文学健步走来，勇敢承担起拯救人类的理性责任，重新唤起人们关于道义的诗性记忆，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学所面临的深刻困境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鉴于此，本文从生态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全球化趋势中纪实文学空前勃兴的文化渊源、纪实文本的人文关怀以及信息时代纪实文体运作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作出初步描述。旨在说明，取材上社会事态的严重性、主题上人文关怀的深切性、运作上电子传播的快捷与互动性，使跨世纪纪实文学机遇大于挑战，一个新的纪实文学时代正在崛起。
自然的呼唤：异化生态的沉重回应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代全球性问题”。“‘当代全球性问题’这一概念是人类的那些性命攸关的问题的总称，它们决定着当今时代社会进步的继续。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这一概念得到广泛普及。在词源学上，‘全球性’的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地球。因此，被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是那些具有全人类性并不仅涉及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且实际上涉及地球上任何地方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问题。它们是世界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对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它们的解决要求把地球上一切人的努力联合起来，同时，只要它们尚未得到解决，它们就会以其严重的后果而威胁着未来的人类。”[3]可见，有识之士所关注的“当代全球性问题”,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过程所必然导致地生态学意义上地负面效应。分别召开于1988和1993年地布莱顿和莫斯科世界哲学大会地研究成果表明，那些与人类既定目标事与愿违地全球性问题以及人类寻求克服此类问题地兴趣正在增长。
人们已经注意到，正当罗马俱乐部地“全球论”对全球性问题忍无可忍时，国际文坛随即响起“纪实文学”的强音。罗马俱乐部所代表的关于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沉重思索，与纪实文学的救赎意愿一拍即合。显而易见，当代纪实文学之于全球性问题极不轻松地审视，既是特殊“人学”内在结构地规定，也是全球化时代对于文学的必要。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多灾多难的时期。劳资矛盾引发了欧亚大陆戏剧性的政体转换，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以沉重打击，聊以自慰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在带给人类以便利和实惠的同时又以“疯狂”的形式异化着日渐可怜的生态，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能源萎缩、人口膨胀、粮食短缺，核威慑阴云密布，艾滋病惊雷满耳，厄尔尼诺、拉尼娜鱼贯而出。所有这些，使地球的生长极限和人类的终极家园问题终于摆上了桌面。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伴随着高科技的迅速产业化及产业规模化，人们“发现经济与科技的盲目开发、利用，竟意外地造成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地矛盾，使人类越来越面临全球性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危机”。[4]
在如此这般的严峻的情势之下，人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赏罚分明玩离现实人生十万八千里的虚构型诗歌和小说，通往“象牙之塔”的艺术之路一时间被大众化的“世俗”趣味强行关闭，文人经由数千年苦心经营起来的“理想国”顷刻瓦解，广大读者被通俗化的纪实文学先行拦截，即时报告和名人传记比《诗经》、《神曲》、《红楼梦》、《红与黑》之类地作品还要红火。尽管固守者惊叹“文学沉沦”，狂呼“读者归来”、“救救文学”，无奈过于沉重地现时语境已经并且正在以更为强劲地势头迫使纯文学“退场”，传统“经典”文本在遭受无情嘲弄之后被再度边缘化，暂时“搁置”地命运已不可避免。普通老百姓至为关切的是自身以及与自身一样的平民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活多久、怎么活。究其实，所谓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现实主义等中国诸“新”以及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之类，本质上都是隐含苦衷的文学语言话语方式，表达的多半是生存的痛苦、选择的无奈和寻找的无望。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自然和社会生态均被严重扭曲的时空，过于发达的超现实想象反倒不合时宜。质言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认识自我的现存环境和未来生活的起码依据，更需要通过报告文学、深度报道、大特写、体验新闻及其他非虚构文本莱获取关于人类介于今天和明天之间真实的周边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以报告文学为中坚的当下纪实文学，不是“向内转”，而是“向外转”。
外转的纪实文学首先在世纪末的中国报告文学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破译为例，既往文学思维确认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在于征服自然，征服自然的标志是改造自然。我国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则清醒地认识到，认识和把握自然地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和谐共处、互利互惠。这是现代伦理观念在文学层面地敏感投射。
这种一改过去地敌对意识而为朋友关系的亲和心态，使报告文学作家有可能窥视出，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人日趋急功近利，甚至开始了不及后果的野蛮攫夺，人为加剧了天人的矛盾。据资料显示，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整体酸雨面积达国土总面积的30%；荒漠面积占总国土的27.3%，且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全国66%的河流和1000多万公顷土地惨遭污染。罗马俱乐部主席贝恰博士早就发出警世：“在这个世界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布停止作为这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蠢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终。”[5]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们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面对大自然痛苦的呻吟和沙哑的呼唤，作家们以文直谏。哲夫的“绿色文学”堪称表率。但真正产生警劝作用的，当推八十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针对首都地区水资源极度短缺的严酷现实，正告人们：“我望见了自然界虎眈眈的眼睛，听到了自然界咬牙切齿的诅咒”，“向往着找到这八十年代剧烈演变着的城市终归会矣自然界重归于好的答案”。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母亲河遭遇的可怕亵渎表示焦虑和悲哀。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诘问，以及《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超载的土地——二难境地的中国人口问题》、《西部在移民》、《民以食为天》、《中国生存的悲歌》等诸多也许还来不及精雕细刻的“快餐文学”，无不表现出厚重的关于现实生活境况和人类生存依据的忧愤心态与守护意识。科技出版社“贵耳丛书”中的《人满为患》、《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塑造未来的大趋势》以及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严重态势，已经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人与自然关系改善意愿的日渐真诚和不断明朗，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熟。在一批精英作家的启蒙与推动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这历史的转折埋藏，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6]事实确乎如此。而今，有关异化生戊的救赎性回应本身也呈全球化趋势。俄罗斯的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艾特玛托夫等当代知名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惊吓过度的自然“招魂”。阿斯塔菲耶夫指出：“地球已经需要我们的帮助了。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不仅是砍伐，还应当栽种的时候了。我们现在不应当再夸耀自己是大自然的征服者，而应当把自己称之为地球的主人”，并发出殷切召唤——“保护地球吧！”[7]日本的《复合污染》，英国的《的控诉》，美国的《家园》、《漫长的诉讼》等，都是饮誉全球的经典型生态报告文学。
同时也应看到，并非所有的工业文明都给人类带来或主要的造成灾难性影响。英国G·H·梅就在《前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从保护都市环境的角度看，电子通信技术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在于，它缓解了交通拥挤的状况，其结果，既节省了油料，又减轻了城市的污染。”[8]此种提示，对于避免在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一同倒掉是有益的。
“人道管理”：纪实文学的人文关怀
就人性的呵护与优化而言，全球化时代更需要适当的“人道管理”。具体到纪实文学方面，就是应该极力张扬与人性的普遍原则相协调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集中体现为遵循、倡导并追求人类普遍信守的生命意念和行为规范。这在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矛盾关系的关怀性纪实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戈雷申提出：“如果在考虑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各种问题时不以最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主导思想，如果不仅在对待自然资源的利用，而且在对待文化和人的个性的生物学立声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准则，那么，即使不发生核战争，人类也会灭亡。”[9]因此，蕴含清醒的理性精神及浓郁批判意识的纪实文学本质上是“远观”而非“近视”的文学。诚如荒煤所说：“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有力和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10]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纪实文学客观上充当了大众文化时代人类精英意识的合法守护者。
中国作为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上的大国，即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任何重大事象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全球意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工程的启动及日益深化，中国作家的世界视野已被打开，传统儒道文化的入世、圆满及天人合一的理性关照，决定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仁义礼智信的文化特质和温柔敦厚的处世先见。它们沉入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形成独特达到的民族心理结构及文化表达方式，潜在而有力地制约着中国作家对于世界不幸和人类苦难的文化敏感。对此，不少学者已经作出深刻阐释。谢冕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结论，自19世纪末至今，“忧患是一种贯彻始终的情致”[11]。我们同样可以认为，钱中文倡导的“现代性”实质是一种现代人文关怀。他认为，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懂得一种理性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2]
以此作为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便不难看出，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就已经拉动了人文反思和社会解放的杠杆。继之而来懂得《命运》、《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胡杨泪》等作品，站在历史和民族的高度，从人文立场对那个人不为人的变形年代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作家们以对生命高度负责的额使命感，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反人性、非人道以及肆意践踏真理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挞伐，表达了对道德、良心、正义和理想正当而强烈的吁求。正如诗人所描述的，当人失去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候，想与人群对话，但“话未出口就变成空气”；想变成鸟儿逃脱，但“还没起飞就折断翅膀”；“嘴在哪里”，“心又在哪里”？所以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在异化境遇下，文学家应该有勇气以文学来捍卫人性。
实际上，恩格斯早就标榜过“艺术家的勇气”。国际报告文学大师基希之所以称报告文学是“最危险的文学样式”，是因为它甚至要以鲜血乃至生命为代价。《震撼世界的十天》、《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为《西行漫记》）、《可爱的中国》等范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敏锐感应，新时期报告文学较其他文体更多地蕴涵了忧患意识与学理因素。《沂蒙九章》、《忧患八千万》、《中国：与贫困决战》，将民众的温饱视作重大社会问题予以检录，民本情怀尤为炽烈。不容忽视，现代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几乎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倍显突出。新时期报告文学以挑战者的姿态率先入围，以《人妖之间》为契机，带动了一大批：“反府文告”，如《一枕铜官梦》、《毕竟东流去》、《无声的浩歌》、《检察官汤铁头》、《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失控的权利》、《“岭南虎”的毁灭》、《没有家园的灵魂》等，汇成浩荡的“反贪风暴”，把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与反腐败话题纳入批判日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显示了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的不失光明的前景。《恸问苍冥》、《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生者不应沉默》、《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罂粟之狱》、《世纪之泣》、《性之魔——全球爱滋病追踪》、《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挑战》、《落泪是金》、《马家军调查》、《遭遇下岗》、《恶魔导演的战争》、《中国不可欺——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特急报告》等作品，以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泣血之章，传达现代公众对个人、家庭、民族及人类前途的凝重思索，具有动天地、惊鬼神的震撼力量。
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透过以上远非全面的陈述，不难判断，人文关怀确实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基本主题，并业已引发社会“疗救”的广泛关切。有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不是因为它有着直接参政议政、瞬间改变现实秩序的能量，而是因为它以“不得不发”的艺术报告的方式，在现实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以最迅捷的体认和最明快的色调予以把握，从而唤起昏睡的人们及早觉醒。
放眼全球，纪实创作已成为国际文学新潮。欧洲、美洲、俄罗斯你追我赶，佳作迭出，不断掀起轰动效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的《绑架逸闻》和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总统笔记》的发表与畅销可为佐证。尤其是以美国“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写作潮流为代表的当代纪实理念，以其鲜明的反叛精神、执著的现实关怀和浓郁的文学色彩，彰显了别一种人文意味。
1952年，《纽约人》刊发了莉莲·罗斯的报告小说《影片》，尝试以小说方式“报告”真实事件，吹响了“非虚构文学“的哨音。此后，卡波特懂得《在冷血中》和汤姆·沃尔夫的《糖果色桔子皮流线型孩子》相继问世。1968年，“新新闻”写作主将诺曼·梅勒将亲身参与的向五角大楼示威的经历写成《夜晚的军队》，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1969年，汤姆·沃尔夫又发表反映吸毒问题的《电冷却酸性试验》。同年，盖伊·塔利斯以生动的笔调叙述他在《纽约时报》的几位上司真实故事的《王国与权利》面世。至此，纪实文学升格为美国文坛主流风景。统计数据显示，60年代以来，非虚构纪实文学占美国创作与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二。
非虚构纪实文学在美国的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美国人自称，“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更象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大学、黑人区、法院、监狱也成为冲突场所，摇滚乐、宗教狂、性解放、黑手党、反战游行、嬉皮士等所谓“各种时髦事物来去匆匆，掠过社会的表面……但是变幻莫测的时髦事物中却蕴藏着社会情感、道德观念和政治气氛的深刻变革的线索，这些变革将影响最偏远的社会角落。”[13]“新新闻”作家恰恰把镜头对准了这些阴暗部位。
作为代表作家，诺曼·梅勒除前述《夜晚的军队》之外，还发表了《迈阿密和芝加哥之围》、《玛里琳》、《刽子手之歌》等重要作品，被誉为“用一种记者在社会观察中无与伦比的分析能力对小说家的眼力进行补充”，“为人们提供了近期美国文学的一部分极其丰富的乐趣”。70—80年代，美国纪实文学再攀新高，出现了诸如约翰·艾荣《戈普尔的世界》、奎特尼《恶性循环：市场黑手党》、拉辛·拉蒙《校园惊闻》、帕特里夏《一个真实的、令人厌恶的故事》、戴维·沃尔夫《犯规》、莱登《中国人的黄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电台主持人特克尔走出播音室，把话筒对准70位性别、年龄、职业、政见、经历各不相同的市民，完成了“口述实录”体纪实文学《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令人耳目一新，出版后倍受青睐。接着，他于1970、1972、1980年连续推出《酸辛岁月》、《干活儿》、《美国梦寻》。受其影响，中国新时期纪实作家也接纳了这种创作方式。安顿的《绝对稳私》、《回家》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83年，布泽·赫布尔和拉里·卡诺根据俄克拉荷马城原子辐射事件编导的电影《西克尔伍德》，前后花费9年时间，通过实施调查采访，以铁的事实为受害人申冤，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由此可见，短短20年间，纪实文学便完成了由文字到声像的传媒转换。
另外，“新新闻”在写法上也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参照。“新新闻”之“新”，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此前纪实写作“客观真实性”的颠覆性重构，并由此强化了纪实文体的文学性。“在新新闻主义者看来，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所谓‘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的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那些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似乎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社会表象才能做到‘客观’、‘真实’。‘新新闻学’论者从一开始就破解了‘客观性题材’的神话，把注意力转移到主流媒介所漠视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黑暗领域，后者被认为是比那些浮华表象重要得多、更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社会事实。”[14]迪克斯坦认为，50-60年代的美国。“中级文化”病入膏肓，“高雅文化”的等级基础被打破，“人文主义的理想和民主的信条已经过精心探讨，现在是努力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时候了。”[15]为此，必须重建“一系列被传统新闻所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16]在他们看来，“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未加分析的事实的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只是对原来事实进行了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17]完全可以认为，“新新闻主义”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所从事的人文阐释工作，有效地增强了新闻文学的表现力度，客观上恢复了纪实文学的文化身份。因而，“当虚构小说（‘纯文学’）致力于主观想象和实验技巧而远离社会实际事物的时候，新闻文学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承担了特殊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文学确实把新闻和文学的使命合二为一，以一种不可代替的方式守望着社会的公正和人性的尊严。”[18]
尽管人们对“新新闻主义”及随之而来的新纪实文学现象尚有争议，但其业已存在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的事实耐人寻味。它使有明白，任何文体都不存在绝对封闭、恒定不变的一维模式，全球化趋势正为艺术本体的开放结构及全球纪实文学的深度衍化和多元掘进提供种种潜在的可能。人们也有理由想念在充满战机与希望的新世纪，纪实文学将借力于信息科技的春风，继续高扬“人道管理”的大旗，转变运作方式，再铸新世纪的辉煌。
走进新时代：共谋电子纪实“神话”
任何视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当代科技革命对艺术行为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当代科技革命对于文艺最为独特和突出的影响，当代性最为鲜明和强烈的影响，关系文艺的全局和面貌的影响，是迅猛发展的信息科学和信息产业对传统的艺术格局的强大冲击。”[19]这种冲击显然与全球化有关。我们所称当下纪实文学的运作方式，主要有三重内涵：一是电子信息系统对写作工程的全方位渗透；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纪实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间的关系空前亲和；三是与传统运作路径相比，当下纪实文学更多地考虑了受众的阅读需求，受众首次真正成为写作行为的逻辑起点。这将从根本上扭转传统写作方式对接受者客观上的殖民局面。
人们同时意识到，“在当今信息时代，既然任何大众传媒都具有大面积传播的技术保证，真正的竞争就不会简单体现在传播的空间范围，而是信息的传播方式、速率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接受兴趣。”[20]换言之，信息时代的文学生命，除前述真实性、当下性及人文关怀外，还应最大限度地顾及受众兴趣并积极更新传播方式、追求传播速度。就目前情势来看，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网络广播与电视等，已以快捷方式将受众由幕后推至前台。受众的信息期待以及对于网络的信任和依赖极大地促发了电子传播，同时，电子传播又与受众期待一道，联手逼使作家“换笔”。这正是当今纪实写作的主导流向。
最新统计表明，包括网民在内的现代受众的主要阅读目的在于获取新闻，占受众总数的56.8%，远高于其他各项，而且该比例还在继续攀升。此其一。其二，在新闻取向上，依次为重大国际新闻、国内要闻、特色性区域新闻和体育新闻。其三，深度报道、信息饱和度及周转频率成为受众的普遍要求。综上所述，新闻性、纵深度、快捷性构成具有跨世纪意味的接受“三元素”。承此，借助现代传媒成长起来的既具有新闻性又拥有艺术性的电子纪实文学就有着无可比拟的生长空间。
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尤其是因特网的开通，地球“村庄化”的趋势明业加强，对新奇、重大时事的瞬间领悟成为受众的首选目标。这无疑刺激了纪实作家的表达热情。可以肯定，在这个长了“翅膀”的第四传媒时代，所谓文学霸权并不一定以“大吃小”、“强吃弱”的面目出现，而是更可能体现为“实吃虚”、“俗吃虚”、“俗吃雅”、“快吃慢”。当此之时，亦俗亦雅、大俗大雅的纪实文学以其靠得住、展得开、读得懂、跑得快的现代文本品格昭示出发展与繁荣的必然性。
深度报道、大特写、体验新闻等新型纪实文体的全球性走红，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早在广播、电视远未大面积普及的前传媒时代，有关国家的一些作家就凭借报纸来强化新闻作品的社会表现功能。20世纪50年代，深度报道畅行美国，人称“全息摄影”式立体报道。作为“一种系统而深入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总是阐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实质，追踪与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的新闻文学，深度报道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亦即说，受众不再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想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发生，意味着什么，与自己关系如何”。[21]这种与日常新闻文本有着一定距离的纪实理念，稍前我们称之为“亚报告文学”，实质上是纪实文学的拓新样态。
80年代中期以来，深度报道走进我国传媒。1985年12月《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系列报道《大学生成长追踪记》，被认为是我国深度报道的突破口。1986年及其以后，我国深度报道创作成绩斐然。《中国青年报》的《第五代》、《西部贫困探源》、《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等，《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光明日报》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直到1988年新华社播发的《关于物价的通信》等，以其更为博大的发行界面弥补了杂志型纪实文学的某些缺憾，接受域更广，影响尤为深远。特写本来就是报告文学的前身，大特写在传承特写基本质素的同时，热点追踪性更强，时空背景更为深邃广阔，广角性、全息性使之更适合当下受众的口味。至于体验新闻，对作家提出出了亲历性、体验性的高难要求。贾鲁生依据丐帮体验写出的《丐帮漂流记》，为体验式纪实文学提供了新的范例。
现在的情形远不同于80年代。电子网络传输系统的出现，为当代纪实文学的写作、传播的快速度、动态式、多媒体、交互质、共享性诸特征，在使用权人对未来产生信心与豪情的同时，又每每陡生一种不谈网络即被淘汰、不言全球即非现代的惆怅与压抑感。不过，现代网络世界给人带来的多媒体、立体式的“漫游”享受，又使人无法拒绝由现代科技和文学艺术达成奇妙默契之后所产生的巨大诱惑，对所关心的信息以“立方”方式加速度运转的今天和明天反倒生出几分感激、依恋和憧憬。
这一点很快被现实确证。当我们迎着新世纪的展钟，以多少还有些保留的心态面对黎明时，蓦然发现，新的文学地平线已火红一片。海外留学华人经办的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由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芬兰等6个国家20多个城市的30余位编辑通过网络组稿发排，借助Internet在数分钟内发往全球电子用户，真正实现了古人“天涯若比邻”的梦想，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1995年上网发行后，月览人次突破1000万。日本《朝日新闻》于同年8月10日上网运行，仅第一周游览人数就达100万。美国《休斯顿记事报》的采编人员借用网络创立“多媒体特写（Multinedia Features），记者带上数码相机、摄像机从事采访活动，即时编制文字、图像、声音一体化的多媒体第一手特写，使网站访问者迅速获取身临其境的参与和认同感。“香港回归网站”是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在新华社支持下组建的具有深度报道性质的现代网站，面向全球3000多万网络用户，专门发送与香港回归有关的信息——回归历程、档案库、图片史、香港百科、行政长官专页、庆归活动等。由该网站，全球网民得以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盛况。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以及《决胜》、《百年沧桑》、《澳门岁月》、《大三峡》等，被圈内人士称作电视纪实文学。好莱坞斥资近2亿美元精心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也被誉为反思型报告电影。凡此种种，使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语言屏障和文化霸权的逐步克服，“全球无缝隙覆盖很快就要实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都有望能通过开放的接口、多样化的终端进入网上世界，从而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欣赏，‘随身影院’、‘移动剧场’将成为可能。”[22]
新的受众和新的传媒呼唤新兴作家，新兴作家正以新的姿态回答现代科技的挑战，应对现代受众的期待。诸多迹象表明，网络纪实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纪实作家的肩上。如果说，现代受众正由“读书”转向“读机”，那么，纪实作家已经和下在正经受换笔的历史考验。我们不能轻易判断传统手写方式是否过时或面终结，但电子书写显然更能调动作家的写作潜力，更能达成交互式多元对话，更容易使创作者品尝到创造的喜悦。面对光子计算机、超导计算机、神经网络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新的“朋友”，以善待、接纳的心情与之交流应该是明智的选择。除键盘输入外，光学字府识别（OCR）、语音识别（ASR）、文语转换（TTS）、表情识别技术等，已经来到作家们中间。正在开发中的脑波通讯技术也已走进作家视野，其类人生物特性将使作家更为真切生动地体验电脑写作的美妙。就中国大陆而言，中国电信网、吉通通讯公司的金桥网、中国讯业集团、东方网景数据通讯公司、联通实华开公司、笔电新人公司等，为不同题材的网络接入服务敞开了新天地。但勿庸讳言，就当前情势看，具备相应艺术素养的新闻记者在网络纪实文学方面暂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英国广播公司（BBC）1998年7月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英美各有55%和93%的新闻记者在实际工作中使用互联网。对专业作家来说，这可能是个不太轻松的数字。另据预测，至2005年，全球将有1.97亿个场所与因特网相联，用户数将逾5亿，上网总人数将达10亿。这又表明，纪实文学将随之拥有日益扩大的“买方市场”，网络纪实前景广阔。
现在，我们的一只脚已迈入21世纪的门槛，举目四顾，发现“全球化”是如此全面而又有力地包围着我们，我们无法脱身。同时，作为一个包罗万象、内涵丰赡的跨世纪话题，全球化话语将伴随全球化过程的始终。在这个危机四伏、挑战迭起又激动人心的过程中，纪实文学在生活事象、接受大众、传播媒介诸方面找到了可靠的资源支持和拓展机遇，争取其更大的再生空间并非痴人说梦，其未可限量的网络路向将使共谋中的电子纪实“神话”更显迷人。
在行将完成这篇文稿时，我们愿意再次引用贝恰博士的话来作结，它或许更能带给我们以富有启示性的到来。他说：“所谓世纪末，在任何时代都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大的时刻，引起过人们各种各样的想象力。……我感到我们现在下处在一个历史的巨大转折期。在过去，人类命运的兴衰，是以这种或那种文明缓慢的兴隆或衰微为象征。而今天，各种变化正席卷全球，许多事物会给所有的人们带来没有先例的幸运或不幸。”[23]
[1][英]霍布斯鲍姆：《国家与全球化》，引自《文摘》，1999年第8期。
[2][俄]A·H·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3][俄]A·H·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页。
[4]冯江源：《全球化与综合国力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的重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5][意]贝恰、[日]池田大作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6][意]贝恰、[日]池田大作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7]引自《苏联文艺》，1992年第2期。
[8][英]G·H·梅：《新技术与都市环境》，载英国《前景》杂志，1998年第9期。
[9]转引吴萍：《大自然的呼唤——前苏联生态文学管窥》，《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10]荒煤：《让事实说话》，载《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4期。
[11]谢冕：《忧患：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12]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3]转引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页。
[14][17][18]王雄：《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维度》，《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15][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16][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19]严昭柱：《当代科技革命与艺术格局的变革》，《文艺报》，1999.5.20.
[20]文敏：《INTERNET与新闻运作和传播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21]杨青：《电视深度报道的勃兴对报纸的冲击与对策》，《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22]黄鸣奋：《电脑时代的文艺变革》，《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3][意]贝恰、[日]池田大作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