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以来，每周西蒙娜-韦伊都去做礼拜，但1943年8月22日这个星期天例外，她在伦敦的格罗维诺结核病院去世了。据说，她去世时很安详，主治医生晚上八点钟来查房时还以为她在熟睡。韦伊34年非凡的殉道生命在熟睡中结束。病榻旁没有牧师神甫，父母在巴黎，哥哥在印度。她要所有来看望她的人向她的父母和哥哥隐瞒病情，直到她去世，她的亲人还以为她在伦敦过得很好。韦伊一生穷究宗教问题，超级体验，过着酷刑般的圣徒生活，却直到临终也未受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徒。在她病危期间，圣兰西神甫多次看她，也准备让她受洗，而韦伊也说过一旦我昏迷就让我受洗，可睁开眼，韦伊就拒绝了，原因是“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解决。”即使她虚弱得难以拿起一本书一把勺子，也未曾停止过对沦陷的祖国、人类命运、宗教圣事的思考，在“38°C到38.5°C的体温中苟延残喘”，实际是韦伊想的依然是回到法国直接参加同法西斯的战斗，在法国沦陷后未能和自己的人民共同战斗成了韦伊一生最大的遗憾。为了能回到法国，韦伊躲避体检，隐瞒病情，找各种关系疏通，终因战局变化而未成行。在给克罗松的信中，她对法国收复后的政局看法以及对戴高乐将军权威的质疑，均有先见之明，对韦伊来说，对政局的关注和对上帝的追寻从来就是一回事。因为上帝是一种“完美精神”，不容任何回避、割舍、无动于衷。

     西蒙娜-佩特雷蒙特是西蒙娜-韦伊的中学同学，也就是著名的亨利第四中学“卡涅”班的同学，那个班是只有三个女生。这本传记跟先前的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在写圣徒而是写圣徒的生活，它没有宏大叙事，不是精神思想传，只是从自己的亲眼所见娓娓道出一位朝圣者的高贵苦难的一生，一个女人在谈论另一个女人，一个同学在回忆另一个同学，一种思想在感受另一种思想……

    与法国很多同时期的思想家不同，韦伊不仅是思想家，更是自身思想的践行者。她出身名门，却对劳动和直接战斗有一种天然的共鸣，在上中学时，她远赴伊坦登半岛当渔民，在透骨的寒冷中拉网捕鱼，在汽车厂烟熏火燎的车间，她每天运送五千块铁块，“累成一滩泥”，在罗尔河谷的庄稼地里，她一埋头就是七八个小时。西班牙内战爆发，她去了西班牙；法国沦陷，英国成了反抗运动的前沿阵地，她离开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舒适地方纽约，飘洋过海来到伦敦，因最终未能置身沦陷区而抱憾。在伦敦医院，她每天的进食少得吓人，她的主治医生说如果这样下去无疑是自杀，她的结核病菌住在吞食她的免疫能力，而对抗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增加营养，可想到法国同胞战时食品供给之少，她就无法下咽。很多传记说，西蒙娜-韦伊是饿死的，这等于说韦伊是自杀的。佩特雷蒙特的传记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但不否认是饿死的。生命的盛宴充满耶稣的奶血，大卫那倒塌的帐篷在韦伊的饥饿中重建。韦伊自虐的生活，早在她们还是“卡涅”班同学时，佩特雷蒙特就亲眼目睹。那时，佩特雷蒙特看到她的左手手背上很长时间都有一块圆形的伤痕，“很深，仿佛是烫伤，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痊愈，韦伊不愿意解释伤痕由来。”可是后来，佩特雷蒙特想起，“韦伊在整夜工作时，用香烟头使劲摁住自己手背上烫，为了考验自己的毅力，或者是为了惩罚自己犯下的错误。”佩特雷蒙特特别强调，“它们可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微不足道的小事对韦伊就是天大的事，如果不能确定她吃的面包少于或等于一般供给定量，她就会拒绝吃它。她的许多不尽情理的举止行为令她的亲人好友难堪，但她从来就不妥协，也不会说道歉。

    对韦伊影响最深的人就是亨利第四中学的哲学老师阿兰，在道德的基础是重建科学，把意志和科学融为一体，这是他们的梦想，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韦伊像研究数学概念一样陶醉于“直线运动”，最纯粹、最简洁、最明晰地生活，因为也最困难、最深邃、最神秘地生活。即便被她的朋友仔细地整理，但包括《重负与神恩》一书在内，韦伊的许多表述也让人感到语焉不详、逻辑不通，但那也是从灵魂出发的“直线运动”的结果，难道神还要遵守人为的语法和逻辑？韦伊不是一个神学家，上帝对她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观念或一种哲学，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解决之道。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她的种种苦行，种种磨难。对上帝感情是的认同与理智上的抵触自始至终在困扰她，这种困扰会衍生三种结果：信、不信、神秘地有条件地信。韦伊的著作成为20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的代表，从根本上源于她自身的困惑与纯粹，韦伊不能违心地承诺任何事情，而一旦承诺，她就毕其一生地去实现，比如对绝对与纯粹的心灵追求。她一直拒绝受洗和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之外，但她的朋友、《重负与神恩》的整理者梯蓬坚持认为韦伊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