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谈谈网络将会给大学生带来哪些变化?
胡泳:我愿意先谈谈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用一个比喻,当你多少年前在乡村的时候,你的角色都是很固定的。认识的人、接触的世界,也许一辈子可能就在方圆多少里,这是可以计算的,顶多是进京赶考可能走远一点,但大部分人终老于乡土,所以说你遇到的人全是熟悉的人。
后来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化是什么概念呢?城市化也就是陌生化,邻居互不来往,在一起的其实是陌生人,当你到了城市以后,你首先有一个什么感觉呢?第一感觉是解放感,终于没有邻居的大妈大婶来说你如何如何不好,干什么也没人知道了,你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想干什么干什么,有一种特别奇特的解放感。早年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初始的经过都是很幸福的。
但是城市领域核心问题就是一群陌生人怎么彼此信任,在一个空间下生活。如果说陌生人之间在血缘关系以外建立信任,取决于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如何。那么用这种比喻来看,我写文章叫“比特城里的陌生人”。比特就是指互联网,现实世界的人刚开始移民到网上的时候,跟农村到城市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你非常解放,想干吗干吗。而且你可以匿名,你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在网络上扮演任何你愿意尝试的角色。当然你可以去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交个朋友,可以跟任何人讨论任何问题,这种解放感非常巨大。
与此同时,作为比特城里的陌生人,在这些陌生人中怎么建立互信?可能遍地都是陷阱。人类其实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互信的建立没有完全做好,虽然今天你要问农村里的人,他到过城市以后,他还想回到农村吗?大多数时候,他绝对不想回农村,绝对不想,城市里给他的诱惑、机会各种东西都大不一样。但是即使是说大家都从农村动物变成了城市动物,并不意味着农村动物到城市动物的飞跃就是从猿到人的飞跃,就完全是好。
我们现在说现代社会都是所谓的原子社会,大家都很冷漠,相互之间也不来往,彼此之间没有核心的信任,没有社区生活,这个过程不好。我觉得网络上一样,我们正在尝试建构网络社会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完成好与不好很难判断。就跟一个农村人到城市里一样的,到处都是陷阱,没什么好稀奇的,但是反过来说,一旦有了新的生活空间,你愿不愿意退回去呢?你不愿意啊,打死都不愿意回去,即使受到伤害、受到摧残,也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这跟人的本性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会调整自己。
现在来谈谈网络对年轻人的影响,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孩子他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沉迷游戏。因为他在初中、在高中阶段没有快乐,被各种各样的压力压得只能去背书考大学,所以当他到了大学或走上社会后物极必反,一旦没人管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可以想干吗就干吗,这时候他最容易沉迷游戏,沉迷游戏这种特点为什么在欧美,反而不是一个那么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他整个学生阶段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去做户外运动,包括交朋友,包括社会工作,有很多体验来丰富自己,他是理性的,他有思想,他有独立的能力,包括自律。
我们的年轻人,似乎只会像钟摆一样,从一端,直接就摇摆到另一端。这是一种后成熟,而且在有些地方他心理成熟,有些地方他心理不成熟,是一个典型的成年人和小孩儿的混合体。这个人格是很悲哀的,因为天真的东西很可贵,但是如果你始终是幼稚的,你就成不了任何事情。这样的混合体遇到网络这样到处是陷阱的生存环境,让我感到悲观。现代中国当然比以前好了,更宽容,更个性化。比如说你今天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男生戴着耳环,你觉得也无所谓,但巨大的危险也在其中。比如说,前阵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引起关注的事,叫“90后贱女孩”,是北京的一对双胞胎孩子,她们的博客叫“90后贱女孩”。实际上她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反叛的形象出现,写给老师的信,写给父亲的信,写给母亲的信,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说,你们那一套不灵了,现在我们根本瞧不上你们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之类的。这个东西你开始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反叛,她用了贱女孩的这种称谓,“贱”在中国本来是一个特别贬义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个女性,如果你骂一个女性为贱的话,这是一个极其侮辱的词,表面上看都是文字游戏,实际上指向都是说我就是要颠覆你老一代原来的那一套,靠打颠覆价值体系的牌,来吸引眼球。
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你接着再往下观察,你会发现这一对“90后贱女孩”,在引起关注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叛逆观点或向上代挑战的理论,不光是没东西,甚至还是悲剧性的结果,她们揭露说,她们是被一个所谓的演艺包装公司所操纵的,就是幕后有推手。到这一步也还不令人恐慌,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有很多东西都有很多推手,所以也不可怕,但最后你会发现,又近了一步,她们会说,我们在被推手推的过程当中,我们被迫跟他发生了性关系,我们其实从人格,甚至到身体都被伤害了!我举这个典型的例子,你观察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反叛的背后是从众,不是特立独行,也不是独树一帜,从众的背后是商业利益的操纵,商业利益操纵的背后其实是对她们自己那种人格、身心一个极大的打击。这就是网络融入生活的残忍。
现在回到大学的教育上来,至今为止,我也不能说我对大学有多深的了解,因为我主要的工作领域还是在媒体,教书是最近的工作。但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因为网络,这个时代的资讯在迅速地倍增,知识也像是牛奶,保鲜期是非常短的。在资讯——知识——学问——智慧、思想这个链条上,因为网络的出现,前面两项变得更容易,但后面的难度大大增加,少有人愿意研究学问,更多的人甘愿放弃追寻智慧与思想,因网络而更加盲从。
我其实对大学挺悲观的,我是主张大学里要减少必修课,大量地开选修课,事实上鼓励学生打破现在的专业范围,到处去旁听选修课;减少上课的规模,开有效互动的那种课,多进行讨论或者交流,不是演讲,而是纯粹的研讨。
《学人》: 你的想法的基础或者说你的立论是说知识可能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一种能力?
胡泳:对。当然这种挑战,对大学来讲也很大。比如说老师是不是适应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你至少可以在你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做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在大学里讲课的时候,我是完全开放的,我基本上会大量地请外面的人来讲,有大量的互动,让学生做很多的案子,实际上他们不光接触外来的知识,而是接触很多的实践,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做的,当然大的气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学人》:要问你的一个问题,作为现在的大学生,如果他们将来也希望像你一样跨界发展,那么你会给他们什么忠告?
胡泳:我觉得他第一要认识到今天的知识就是牛奶,刚才说了保鲜期极短。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在大学里的光阴一定是浪费的。何况现在我们课程的设置本来就不如意,如果你自己再不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更糟,你可能在大学里就吃喝玩乐了,最终对自己是极不负责的。因为你出来以后你发现你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
第二,我总的感觉,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了,换句话说,他可能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在想着好工作,挣一份好工资,然后考各种证,事实上,如果说你始终以一种技校生的心态来度过你的四年大学的话,那最终可能你得到的那个技,保鲜期也很短。实际上,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学之所以不同于技校,还是说你怎么让自己的身心有一个全面的发展,而不是说你最后大学出来以后,你什么证都有,有律师证,会计师证,有英语四、六级的证……但是你这个人不是由这些证来决定的,你这个人归根到底还是由你的素质来决定的。关于能力与素质,网络也许可能帮助你,提升积淀的速度与浓度,也可能败坏你,让你因依赖而丧失。
《学人》:另外一个话题关于大学生创业的,您在《赢在中国》做了两年多吧?
胡泳:实际三年,后来我到北大教书了。
《学人》:你对大学生创业这个事怎么看?
胡泳:(沉吟许久)你是不是适合创业?这个东西是有争论的。有一些创业的人说,创业跟性格无关,任何性格的人都可能创业,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在所谓知识、能力之外,还要进入另外一个维度,你有没有创业的激情、素质。是不是天生那个料。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冒险。
《学人》:你认为这种天生的素质是不可改变的?还是可改变的?
胡泳:我觉得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大家一定会说是环境的价值?还是遗传的价值?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生的?探讨这些都要立足于中国的土壤,因为中国很多要素市场是不全的。
如果你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包括外部环境,包括团队。还能够尽快调整,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抗压能力;人际的沟通能力和感召能力,说服他人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如果这些能力和素质强就行。我为什么强调中国土壤呢?我举几个例子,国外看到很多创业的搭档,比如说咱俩创业,我对外强,但是我管理弱,你管理强,但是对外弱,我们俩组成很好的搭档,把事做成了。
你看到许多高科技大公司有多少都是搭档做成的,像Google、雅虎、微软、苹果……都是的。所以说这是两人互补型能够创业成功,但是在中国极难找到两人互补而能够走到底的。早几年,大家都知道中关村的地震、方正的地震、联想的地震,最后两败俱伤,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你要说没有文化因素、没有气候因素,我觉得不现实。就是文化因素,即使两人互补,能够走到多久都是有问题的。
在国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创业者在一定程度后,的确可以持续,有职业经理人的介入,Google挖来艾瑞克当CEO,管得很好。在中国你说要请一个职业经理人,你信任他,他也肯给你干,不说难于上青天,也是难度很大。所以在中国来讲,对创业的要求,我不是说创业是不可学的、是先天的,但由于这些苛刻的要求、由于这些环境气候和文化土壤的作用……你要很谨慎、你要度量自己这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学人》:很奇怪,你做《赢在中国》这么长时间,却得出需要高度谨慎这样一个结论,这和这档节目所鼓励的初衷不太一致呀,栏目是希望更多人加入创业队伍来是吗?
胡泳:总的来说,我不反对大家创业,创业是这个社会活力的表现。创业为什么值得鼓励?创业最核心的东西,我不给你打工,我要当老板,背后是人的素质的提升。从这个角度讲,当然值得鼓励。因为自主的个人增多了,这个社会才有活力。
《学人》:从采访的过程看,你对职业理想的实现、对互联网的未来、对大学教育都有着一种悲观的色彩,谈到人生意义,你说道:“人肯定是悲剧性的,最终你所有的丰功伟绩不就是一捧黄土嘛”,为什么会有这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胡泳:这个问题,简单地答,就是帕斯卡尔所说: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是可悲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的,但他又确实是伟大的,因为他认识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认识到自己是可悲的固然可悲,然而认识到自己是可悲的又是伟大的。
仔细地体味帕斯卡尔的精妙比喻: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正是面对无限感到自己的有限,面对伟岸感到自己的渺小,面对宇宙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惧和战栗,可是人决不会因此放弃和松懈他的努力。
我并不一味悲观,只是一面哭泣一面追求。
《学人》:你现在也只是人到中年,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期待?还会涉足新的领域吗?
胡泳:未来,我其实生活得很简单,无非三件事而已:读书,因为书会把人带向远方;教书,因为学生会使我年轻;写作,因为社会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将我们碾压到一个单一的、平坦的表面上,写作,就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抵抗,就是要留下一点对抗现实的痕迹。
写作是将世界的噪音关在门外的一种方法。它给我带来独处,但这种独处却并不孤独。
无论读书、教书还是写书,好奇心把我带向哪里,我就会去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