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索引：
记者的核心是民众，对“民体”的关心重于“官体”，在官员和民众之间，记者们不是一家平直的天平，而是会倾向于百姓这一边。如果一个记者让官员放心了，那他就未必一定让老百姓放心。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周明华先生在《广州日报》撰文，认为“将新闻媒体当作自己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的“官体”一定就会少得“怪病”。”仇和书记能够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监督，这说明他对现代公共管理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但是，当我们用现代人文的视野来反思“保健医生”这个角色定位，就必须坦诚地说，记者既不当不了“保健医生”，也没有能力“看病”。
在很多国家，大多数老百姓和官员的接触，并不是通过直接会面，也不是通过一对一的交谈，而是通过新闻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来了解他们的“父母官”。比如，在美国，10个美国人中，就有6个人说自己是通过来获得政府和时事的各种信息。记者们更像是“眼睛”，公众通过媒体来随时随刻地“审视”官员，把他们的管理作业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阳光要照得到每一个角落，这是“知情”；其次是监督官员们遵循法制，依法管理。有人说“将新闻媒体当作自己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的“官体”一定就会少得“怪病”。”其实，记者的核心是民众，对“民体”的关心重于“官体”，更多地去关注民生，在官员和民众之间，记者们不是一家平直的天平，而是会倾向于百姓这一边。
比如，1734年，《纽约报纸》的约翰·彼得·曾格(JohnPeterZenger)刊发了一篇猛烈抨击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文章，他的文风非常辛辣，痛批总督未经立法议会同意，而设立法院，而且擅自剥夺殖民地人民加入陪审团的权利，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当不了陪审团成员，就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结果，总督大怒之下就把曾格以“诽谤罪”告上法庭，认为他的文章不尊重自己，容易引发民众对自己的厌恶。曾格却认为自己有权发表对一个失职官员的批评，只要批评属实，即使失职的总督受到人民的耻笑也未尝不可。结果，陪审团作出判决，曾格无罪，因为他的批评属实。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判决，说明当一个问题官员“犯病”时，记者只会让他痛苦不堪，而没有药到病除的舒畅。记者们也并不是“御医”那种服务生的角色，而是平等的批评者。记者只对批评的真伪负责，而不会为自己的态度好坏负责。一个人，和官员社会角色平等，不计态度地提出批评，这哪里有一点点“保健侍从”的感觉？
能够保证官员们“健康”，只有“依法施政”。遵守法制，关注民生，是官员们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治病良药。用媒体监督官员，用法制监管媒体，总督挫败，曾格无罪，这就是法制力量的公平制衡。在法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里，官员和选民是主要角色，记者能力有限，他只是选民的“眼睛”。不必把记者们加封为四品侍卫，如果一个记者让官员放心了，那他就未必一定让老百姓放心。能够立法明确记者的权责，尊重媒体的相对独立性，这才是今天需要做的实事。
记者的核心是民众，对“民体”的关心重于“官体”，在官员和民众之间，记者们不是一家平直的天平，而是会倾向于百姓这一边。如果一个记者让官员放心了，那他就未必一定让老百姓放心。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周明华先生在《广州日报》撰文，认为“将新闻媒体当作自己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的“官体”一定就会少得“怪病”。”仇和书记能够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监督，这说明他对现代公共管理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但是，当我们用现代人文的视野来反思“保健医生”这个角色定位，就必须坦诚地说，记者既不当不了“保健医生”，也没有能力“看病”。
在很多国家，大多数老百姓和官员的接触，并不是通过直接会面，也不是通过一对一的交谈，而是通过新闻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来了解他们的“父母官”。比如，在美国，10个美国人中，就有6个人说自己是通过来获得政府和时事的各种信息。记者们更像是“眼睛”，公众通过媒体来随时随刻地“审视”官员，把他们的管理作业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阳光要照得到每一个角落，这是“知情”；其次是监督官员们遵循法制，依法管理。有人说“将新闻媒体当作自己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的“官体”一定就会少得“怪病”。”其实，记者的核心是民众，对“民体”的关心重于“官体”，更多地去关注民生，在官员和民众之间，记者们不是一家平直的天平，而是会倾向于百姓这一边。
比如，1734年，《纽约报纸》的约翰·彼得·曾格(JohnPeterZenger)刊发了一篇猛烈抨击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文章，他的文风非常辛辣，痛批总督未经立法议会同意，而设立法院，而且擅自剥夺殖民地人民加入陪审团的权利，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当不了陪审团成员，就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结果，总督大怒之下就把曾格以“诽谤罪”告上法庭，认为他的文章不尊重自己，容易引发民众对自己的厌恶。曾格却认为自己有权发表对一个失职官员的批评，只要批评属实，即使失职的总督受到人民的耻笑也未尝不可。结果，陪审团作出判决，曾格无罪，因为他的批评属实。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判决，说明当一个问题官员“犯病”时，记者只会让他痛苦不堪，而没有药到病除的舒畅。记者们也并不是“御医”那种服务生的角色，而是平等的批评者。记者只对批评的真伪负责，而不会为自己的态度好坏负责。一个人，和官员社会角色平等，不计态度地提出批评，这哪里有一点点“保健侍从”的感觉？
能够保证官员们“健康”，只有“依法施政”。遵守法制，关注民生，是官员们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治病良药。用媒体监督官员，用法制监管媒体，总督挫败，曾格无罪，这就是法制力量的公平制衡。在法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里，官员和选民是主要角色，记者能力有限，他只是选民的“眼睛”。不必把记者们加封为四品侍卫，如果一个记者让官员放心了，那他就未必一定让老百姓放心。能够立法明确记者的权责，尊重媒体的相对独立性，这才是今天需要做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