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是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惜一遇到具体问题，又感到缺乏法律依据。欲依法治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文件体系作为基础，那显然是行不通的。现在有了一堆法律，可为什么到一些带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上又感到缺乏法律依据呢？因此一些理论派，就不断向人大提出意案，拟出台新的法律条文；同时对以前的法律条文还在不断修改完善。其实，不少问题并非是没有法律依据，或是法律条款含糊不清，或是依据人治的原则无视法律条文，或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举例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县长大于宪法。在几次普法后，此现象依然存在，这还不是百姓头脑不清，而是现实就是如此。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之

“第三条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上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下涉及到每个国民。如此事管国计民生的大事，其主法也有令人含糊之处。上条第一款中“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是哪条法律？没有明示。总不能以此来说，哪个权力部门发个文件就是法律吧，就得照此执行吧！就说开征新税款一事，一个部门张口就来，要开征什么税了，于是就向全国范围内进行征收。我不禁要问，谁授权给你了，你依据什么就提出开征这个新税。就连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基数要放宽些，某大部掌门都说，这个需要报人大研究讨论通过，可提高某税税率，就是他们自己一个红头文件，一夜之间就必须执行。这个时候怎么不说要报全国人大研究讨论通过呢？再有，某部说要征收版权使用税，某部说要征收污染排放税，某部说现在要开征物业税，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一大堆理由或依据，更有甚者的说法是某某国家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些权力部门看起来居然是理所当然的事。这还有个法律文件规定着，他们还肆无忌惮地置之不理，莫非权力大于法律？不然也不会令百姓们感到“县长大于宪法”了，因为他们比县长可大多了！法有没有，有，但是不清晰，至少逻辑关系表达是含糊的。

    还有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但是法律之间相孛，且不管是否合乎法理，却硬要推行。这样的法律出台显然意味着法律体系管理的不完善和不合理。就以近年出台的那个颇受各方关注的《物权法》来说，其中有两大硬伤。在《读书》杂志（2008年第9期）上刊登了一位业内人士（孙XX）也撰文评论此事。他不是说该法不好，而是找出一些理由，为之辩护。该法的两大硬伤：一是有违反宪法的地方。这位孙居然说，要说违反宪法的，那目前就有不少法律（具体什么法，该文未指明）与宪法相孛。众所周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法理地位是高于其他一切法律的。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你凭什么为违反宪法而称道？如果是宪法有问题，那为什么没有修改？二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所拥有的土地（主要是耕地）没有提及。这么大的一个领域，这么重要的一种物权，在那些精英眼中居然视而不见？我看决非这个炮制和倡导者的疏忽，其背后定是有原因的。最起码在开发商进行土地扩张时，就可以绕开法律这个高压线，直接与当地政府融通后，就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获得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是达70年之久的使用权（这与所有无大差别，因70年后，这些当事人早已化为灰土，那时情况怎么样就不用现在当事人关心了）。同时由该法出台后，发生的多起土地纠纷案件，为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少数人曾想到了这个《物权法》，但翻开一看，大失所望。由此可见，他们在炮制该法时，就惦记着不要把自己编织的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如此仓促出台的法律，自其出台之日起就引起了各界的争论不休，为什么没有听听各届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完善后再出台呢？说的不客气些，就是为了那些已经把掠夺了大量公私财务变为自己财富的“新兴阶层”做一个法律保护伞。反正人大是个“橡皮图章”，谁能量大就可给谁盖上。这不是贬低人大的权力，而是自那些权力部门起，与那些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地家伙们根本就没有把人大放在眼里，在那里就是例行公事而已。由此可见，仅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法律条文在不少地方还有缺憾。而有些缺憾则完全是人为的。

    有法必依。这个问题更是值得商榷。现在最基本的法律之一——刑法，就是对各类犯罪进行刑事处罚的法律，其内容和条款几经修订，作为一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应该是比较完善的了吧？其内容也是尽可能满足对一般犯罪处罚的要求了吧？但实际上并不尽其然。就拿最常见的刑事犯罪之一——伤人致死来说，杀人者偿命，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用道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条款订立的很清楚吧，从罪行到量刑，都有。从轻到重也都标得很清楚。可司法实践呢？今年最典型一个例子，湖北某县城管队员行野蛮执法之时，一路过旁观此事者举起相机将其情景拍摄下来。不料被执法者发现后，竟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暴打，致使其当场死亡。而且全国各城市中，城管野蛮执法，殴打他人的事件屡屡被暴光，以至在全国人大上都有了取消城管的提议。可最后的结局呢？也就是城管队长撤职开除并被拘留。难道这个故意伤人致死的案件不能套用刑法？难道这些公务人员犯了法仅仅适用了行政处罚？《刑法》条文如此明确规定，我们的司法部门怎么不有法必依？重庆还有个典型案例，某少年（不满18岁）被派出所传唤，三天后则被通知其父母去领尸体。他的妈妈为此不断上告，后来告状不成就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之所以是漫长，因为此事上访历时18年，还没有结局。最后有关部门在各方压力的胁迫下（直至被电视暴光），不得已与之面谈，以求一解决办法。可出面的人最后竟说出，这个事情时间很长了，当事人都调换了，无法追究责任了。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法的有效追朔期是基于所应判处的刑罚为依据的。要是犯罪者应该被处以极刑，那追朔期应该是在20年以上。仅用当事人已经调换了岗位就推脱责任，这明显是违法的。更何况这还是执法机构。至于那个少年的行为，大概最多不过是治安条例处罚的范围，弄不好也就是个写出检查就可了事的小事。但贫民百姓受到如此欺虐，焉能不要求伸冤？今年陕北某县，当地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家园（由于其过度无序开采，造成山体滑坡，已对农民的家园构成威胁）把乱采乱挖的煤矿主告到县法院，谁知竟被判为败诉。以至当地农民称这个法院是“煤老板”法院。要我说，这样的法院大牌子上的“人民”二字真应该给抹去了！还有就是最近被各界都关注的“杨佳袭警案”的审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

第一百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公诉案件）

该案在审理时，虽然挂着公开审理的牌子，但实际并没有外发一张旁听证。只是临近开厅时，一连串的小车拉着若干神秘人物进入了法庭。自此就开始审理。其实这个案情并不复杂，结论也是众所周知的，只是大家都是想知道，杨佳为什么要如此冲动，甚至明知不敌也要拼命。也就是被他们所常说的犯罪原因。经有知情人暴料：此事的起因，是一个姓吴的督察，年龄不足30，然此人的背景很深，系当今皇太弟的孙子。就是因为有这层背景，故上海闸北区法院宁可违法也不会公开庭审！这也是有法必依吗？司法、执法部门尚如此“遵守”法律，还怎么去指导公民严格守法呢？！！更何况此案中还有一些违法事件，上海的司法界也没有一个说法，如杨佳的母亲为什么要被带到上海去协助调查？她到了上海后的情形等等。难怪杨佳的父亲在一审后，立即提出一定上诉。

    执法必严。上述一些事件已暴露的问题，这样的执法队伍如何能够严格执法，自然令人起疑。或许那些肆意胡为的城管队员，对严格执法颇有新的见解外，还有更多的执法问题。在此就不一一例举了。只说一件事，原国家统计局长丘晓华，任职期间发表的统计数字就令各方有识之士困惑不解，同时其包养情妇，生活糜烂；收受贿赂达600多万元。按法律解释，不可不称之为数额巨大。按《刑法》规定，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就丘晓华的情况而言，应至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实际上他不过被关押了200天就转身一变，成了国有某大企业的高级调研员。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是正部级干部，难道“双规”他就是那点所谓生活作风错误？无怪在网上登出丘晓华的转身是“法律人的悲哀”。而且有此前车，还能不会再有后辙？当年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以及倪献策、陈希同等被处的刑罚是不是有点冤呢？如果不是，那当时公布丘晓华被“双规”的依据就是错的！不管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如果执法偏差那么大，这个法律的弹性未免太大了一点吧！

    违法必纠。上述的事情违法多多，我们的司法、执法部门又纠正了多少？更何况我们的司法、执法部门自身都常被暴光的发生违法事件，那还能让谁信服呢？再就是有些法律底线过于偏底，比如关心到每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一行人横过马路，没有走在人行横道内，即可被定位于违法。法律是什么？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它上面还有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不道德和违法不是能够混淆一起的，违法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不道德只能受到他人的谴责。把法律底线定的过低，稍不留神就成了违法，这样的法律也未免过于苛求了吧。

    在《读书》2008年第九期，几乎是法治专版，前几篇主要文章都是关于法治。我看到，其中一业内人士提出：他们的意见，法律是在追求永恒的正义。在此，我想说：有这样真知灼见地人士还在法律范围里产生影响，这样的法律真是只有无奈了！法律是什么？无论古今中外，法律的核心是统治者（阶级）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它既不永恒，也不意味着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只能是对普通百姓而言，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从国外泊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今社会中不争的事实。法律这个统治者（阶级）的工具，自有阶级出现而诞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灭亡而被消亡。自“文革”结束后，纠正了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可并不意味着在我们国家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像那么被揭露出来的社会丑恶现象，难道它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些黑社会横行不法（据报道：广东某县其黑社会横行了12年，才被铲除）的地方，难道这也算是内部矛盾？不提这个说法，也不等于说全国上下就是一样的人了，还是存在着阶级、阶层。难道不是吗？真正到了人类实现了社会大同，不在把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生存的第一需要，人之间没有那么大贫富悬殊差别，而从事各种劳动仅是社会分工和个人自愿的结合，不再为什么治病、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诸多社会民生而发愁，每个公民的基本素养都达到一定程度，公共道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标准，或许那时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或许这是我幻想的乌托邦社会（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