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作为城市战略专家很早就开始关注达沃斯论坛，尤其对论坛背后的成功奥妙及创造者施瓦布其人深感兴趣。2001年达沃斯会议期间，他有机会亲自来到这个著名的瑞士小镇，近距离考察体验。回国后王志纲在《南风窗》杂志上发表了“达沃斯探秘”一文。揭秘达沃斯现象，探讨其成功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这次王志纲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受邀以观察家的身份参与了与施瓦布的对话。再次聚焦达沃斯，对话之后王志纲意犹未尽，现整理他对达沃斯现象的评述和观点，以飨读者。
达沃斯的成功之道
我在2001年前往达沃斯的时候就曾一直非常好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恐怕民间各种论坛有千千万万，为什么达沃斯能够30年不衰，且越来越有价值？为什么一个世界顶级论坛不是在美国、英国而是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取得成功？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一个普通教授——施瓦布有什么魔力，能吸引全球的顶级政商大佬们对于达沃斯——这样一个天高路远、人烟稀少（仅有一两万人）、像《林海雪原》中夹皮沟一样的冰雪小镇趋之若鹜？
考察之后我才搞明白，正是因为瑞士和施瓦布的独特性成就了达沃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瑞士的中立立场为达沃斯的聚会营造了一个非常融洽、平等的氛围和环境。在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的欧洲，中立的瑞士是一个超脱的存在，各方都能接受。而且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要想在大国的夹缝中立足，保持中立成为它的生存原则。而周围那些总是打仗的大国们也希望留下一个缓冲和换气的地带，这个地方有它无多、无它不少，所以保留下来。最后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不仅是达沃斯论坛，许多国际会议、国际组织都选择了瑞士，所以论坛在瑞士的成功有它的必然性，是一种特殊的多元文化哺育了它。
其次由于论坛的民间性、非赢利性，建立了公信力，反而成为无冕之王。它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很多在别的场合不可能见面的人都愿意来这个地方，很多在别的场合不好说的话可以在这个场合说；持不同政见的人可以在这里平和地交流和沟通。比如曼德拉和布塔列基的会面，比如东西德总理的会面，比如像吴建民院长讲的九二年李鹏总理借这个平台回答西方对中国的疑问，比如九八年李岚清副总理在这里向全世界表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态度，这都是非常关健的时刻关健的人碰到一起了，这些事情要通过一种正式途径对话会很复杂，但是在这里讲很自然，而且全世界都能听到。
还有，因为这个平台是开放的，能够海纳百川。施瓦布说这个平台是平等的、非正式的、发人深思的。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这样做短期的效果看不出来，但是长期下来就能看出效果。三十年来，达沃斯的影响从空间上不断扩展，先欧洲，后西方，最后到全世界；从论题上，先从企业管理到世界经济，从世界经济到世界政治，最后到人类发展的方向，能量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种需求，需要这个平台。因为作为官方的论坛有排他性，作为企业的论坛容易追求短期行为，而一个真正成功的论坛，其价值就像茶壶的茶垢，是需要养的，时间越长积淀越多就越有价值。
达沃斯能够走到今天，跟施瓦布这个人有很大关系，他爱好马拉松滑雪，说明他是一个耐力型的选手，他的成功在于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来，相信同时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论坛，但能冒出来的不多。他着眼于长线，不像我们一些人总是希望一拳头就打出个油井来。达沃斯论坛这个品牌培育了三十年，不断沉淀和积累才达到今天的境地，急功近利不可能走到今天。
而我认为施瓦布又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断为达沃斯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他为什么很早就来中国寻求合作的原因，也是达沃斯有持续吸引力的原因。“小演员需要大舞台，小舞台需要大演员”，施瓦布从一个小舞台做起，但因为他擅长发现、扶持潜力股，放大潜力股。促使很多曾经的小角色成长为大演员，像微软、时代华纳。最后大演员和大舞台之间相互捧场，由此形成了一流的平台，一流的角色。
由于达沃斯设置了一个权利和财富的高门槛，使入门的人解除了戒心，不仅使重量相当的商人们聚会在一起，缩短了生意的距离，而且权贵想认识商界人士，商人想结交权贵，大家都在这里碰头了，而世界顶级人物的聚会对媒体来说，也是一个吸引世界目光的机会。由此形成一个类似于“骡马大会”的超级名利场，所有人在这里各取所需。
在我看来，施瓦布还是一个是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一个超级活动家，一个优秀的服务人员，三十年来老是能赶上一波波浪潮，政治上东西德问题，南非问题，包括在1979年就开始邀请中国，在90年代初在西方封锁的困难时期，顶着压力支持中国。经济上关注那些新兴产业，互联网、IT产业，他的目光敏锐而且长远，这些长线越到后来越看出其价值。他由此开辟了一个时代，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的不依附任何政府组织的独立机构、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最后成长为一个“经济联合国”，话题慢慢从管理到经济，到哲学，到社会，到宗教，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从而实现达沃斯的成功。
达沃斯为什么到中国来
简单地说就是互有所求。中国是最大的潜力股，中国这个舞台是全球所关注的。施瓦布先生也说：我们讨论的是全球性的话题，瑞士是一个小国家，它的发展已经定型，人们到瑞士去不会想要谈论瑞士什么，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那么大，变化又那么快，现在是全球化的重要环节，人们到中国来，当然需要谈中国。
从另一个方面，中国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各省市层面，需要在全球舞台上聚光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而施瓦布也需要寻找新话题来实现论坛的持续发展，两者一拍即合。所以达沃斯在中国到底在哪里举办就相当于抢新娘，大连、天津还有许多城市都在抢，成了香饽饽。
虽然施瓦布教授一再强调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一样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在冬季达沃斯看到的是一个红酒party的话，那么在夏季达沃斯上看到的就好比是“乡长嫁女”，这些市长书记相当于乡长，要把亲朋好友都请来，皇亲国戚能请来更好。这两个达沃斯表现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夏季达沃斯要排场气派；而冬季达沃斯则尽量营造一种平实，平等的环境。
夏季达沃斯现在还是一个政府行为，有着许多政治色彩在里面。总理捧场，市长书记跟着去捧场，企业家平时见不到的高官现在都去了，更多的商人都想挤进去。不像冬季达沃斯，那些常客已经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随便在一起吃早餐，拿杯红酒站半天。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
中国参加达沃斯的状况反应了这三十年我们国家的变化。80年代我们国家最初参加达沃斯的主要是政府官员或者国营企业的领导，由国家置办西装，只有很少的零花钱，有些甚至是带着方便面去的，也就是开开眼界；之后民间企业家开始去达沃斯，但是也没多少实质性收获，最典型的是最早去达沃斯的牟其中，顶多是利用达沃斯作为吹牛的资本；现在去达沃斯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开始能利用这个舞台学习甚至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反映了中国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可以说，中国目前完全民间性质的成功论坛还没有。2001年我与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创始人，亚布力滑雪场的投资人一起去达沃斯考察，他就曾想效仿达沃斯的模式，利用办论坛的方式拯救亚布力。他有点想当然，认为达沃斯是滑雪圣地，亚布力也是中国最早的滑雪场，两地都是偏僻的小地方，地理上相似。所以他自己出钱组织了王石等一批企业家去滑雪，顺带开会。但可以说基本上是自娱自乐，没产生什么影响，勉强办了几届就难以为继了，更不用说拉动亚布力的滑雪经济了。倒是后来中国开始滑雪浪潮，亚布力才有了起色。最近听说澳门老板收购了亚布力，在中国这种偏僻的地方必须有大的投入才能拉动，不是花点小钱开个会就起来的。博鳌亚洲论坛是个特例。我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种作法相当于要喝一杯牛奶，先自己养一头奶牛，之后又办一个牧场。所以想靠会议赚钱，急功近利，只能适得其反。市场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有相对超脱的空间和积累它才能成长。何况那时的中国企业还在忙着解决生存问题，还没到“吃饱了撑的”地步，对务虚不感兴趣。在中国，由企业或者协会办论坛，有些可以赚点钱，但似乎都很难成大气候，而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介入就好推动了。施瓦布先生很早来中国推动中国的达沃斯，但起色不大。听说他对于财富论坛在上海的巨大成功还有些失落，从去年起他改和大连政府合作，今年在天津，这一来就省事多了，声势也大多了。
现在，达沃斯来到中国，起码是有了一个双轨制。冬季达沃斯是传统的五百强，夏季在中国的达沃斯是第五百到一千强，门槛降低是为了发现未来的商业领袖，为达沃斯积蓄后备力量，这样才能不断持续。夏季达沃斯设计的议题，更多中国话题，因为不同阶段的企业家由不同的需求。成长中的企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到冬季达沃斯去可能交流的效果也不会好，但是作为未来的成长力量来说又值得关注，所以搞这么一个论坛，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施瓦布这个全球的外交家，活动家，和平台搭建商，服务商，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延续了老施的青春活力。现在施瓦布已经七十岁了，看起来还相当精神，还没有考虑接班人估计他还能再干十年。
施瓦布创造的达沃斯传奇对于中国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达沃斯作为一种现象很值得我们研究，从中可以体会出很多东西，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人只是看表象，没有人去挖掘后面的东西。
链接：
达沃斯探秘（2001年2月王志纲赴瑞士达沃斯考察后撰文发表于《南风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