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新疆建设兵团新闻办高调回应网上盛传的“最牛团长夫人”事件，宣布该兵团农十二师党委决定，免去221团副团长陈伟、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于富琴夫妇两人职务。此前，于富琴与丈夫乘公车在敦煌莫高窟旅游时，因不满触碰壁画遭阻，与随从人员扇了解说员两记耳光，后遭网络曝光。

　　“最牛团长夫人”以及历年来多次被网络曝光的如深圳大嚷“屁民”的林嘉祥、某要占领天涯的大学主任等，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说明网络民意影响极为广泛，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为什么这类“口出狂言”的官吏们总能横行？其根本不光在于官吏的素质问题，还在于官吏的监管制度上。从这一点，古代的做法值得今人借鉴。

　　我们现在说到“官吏”，一般都笼而统之，一概叫“官吏”。实际上，自古以来“官”与“吏”乃是两山对峙二水中分的两回事。

　　 就其来源来说，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对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官应当是需要选举的人员，吏就是公务员。官的来源非常清楚：通过科举考试政府任命——所谓“朝廷命官”是也。而吏的来源却很复杂的：很多没有科举能力的人开始从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最著名的就是绍兴的师爷，而师爷是高级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级的了。对于基本的算术中国的进士是不会的，而治理一方水土是离不开的，因此科举成功成为官就一定要雇佣师爷的，主要的有刑名、钱谷和书办等，他们掌握专业的法律、人口、文书等，这里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为中国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钱谷师爷世代掌握，而法律中国是支持习惯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是离不开当地的师爷的。譬如，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就其功能而言，中国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牵制的。首先，表现在责任上：由于吏为官所直接雇佣，所以一旦这个吏有什么过失，承担责任的是官，这个责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责任，绝对不是什么领导失察的问题，吏贪污就是雇他的官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都明确到个人，因为是谁的吏谁的幕府是很清楚的，绝对不是什么集体领导找不到负责人。所以官对于吏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在没有了这一层限制后，恶吏是怎样的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其次，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官与当地的吏过分的勾结，中国古代还有非常严格的回避政策，对于县官，辖区必须离开家乡150里，对于州官，辖区就必须离开300里，如是巡抚一级，辖区就必须离开家乡500里了，同时还规定在任内不能娶当地女子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连任超过两任，这样当官不在自己的家乡当官，为官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样在地方的裙带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与现在的地方官，尤其是基层的地方官基本均为本地人有极大的不同。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古代中国在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也有严格规定——在古代，这个比例达到了900：1，不要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可见其管理的效率。一个政府如果没有限制，一定是膨胀下去，而官与吏之间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有效的控制了官吏数量和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严格的回避政策和比例控制，所以能够在那样交通通讯的情况下统治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国，这一点上中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欧洲的大帝国一般是环地中海，地中海没有什么风浪就如大内湖，海上交通很便利，而且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管理方式是分封不是中央集权。

　　当英国开始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管理体制，后来日本明治维新从英国学习，到中国改革开放相学习西方这个制度时，结果是从日本到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的大清朝，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好的东西早已砸烂了，连找文献都要到外国去找了。

　　再看看今天的中国。跟古代比，首先，当然是名称不同了：现如今官不叫官,也不能称做官，叫领导。吏不叫吏,也不能称做吏，叫工作人员。由于领导工作繁忙，帮助领导工作的工作人员又分为一般工作人员和领导身边工作人员。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职位有办公室主任秘书、警卫、司机、保健医生等。其次，官吏的关系不一样了。古时候官与吏的关系比较简单:吏听命于官，官用本部门的钱粮养活吏，官升吏也跟班升,官走吏也走。现如今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比较复杂：工作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按理应听从国家的,但实际上是听领导的。所谓叫西不上东，撵鸡不打狗。领导喜欢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了不能名正言顺的带走，但领导有的是其他办法。再次，官吏与百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古时候老百姓怕吏胜过怕官，现如今百姓怕领导还不如怕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县官不如现管。秘书一个电话,曰：领导说了,马上去办。事后得知乃秘书私人意见。领导出访基层,本怕挠民,警卫作主交通管制。下面百姓稍提异议，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句：出了事你负责?吓得百姓还敢言?真是怕极。

　　看了这些古今官吏的不同，我们或许对马克思当年“我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一感慨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