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与108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原湖北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在狱中写了几本狗屁书，就被两次减刑3年半，其中一次就获减刑2年半，创造了张二江所在监狱一次性减刑最长的历史记录。

央视导演赵安服刑时负责狱中电视台的编辑工作，最终10年刑期减为6年。

周久耕及其周边人，也一定是借鉴了张二江、赵安的成功经验，鼓励周久耕写书。这不？周久耕在未正式被判刑前，就已经写下了3.5万字的官场小说，摆出了一幅即将获减刑的架势，这是在向法律示威，向老百姓示威，向网民示威。

反方认为，“周久耕写书不可减刑”的理由至少有四点：

其一、贪官出书，是否真是这些贪官在狱中所写无法考证

有些贪官，在位的时候就喜欢出书，如山西临汾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号称文坛快手，原来是雇请写作班子来写，出书时署上了王月喜的大名而已。

狱中他们再依法炮制，即使在位时未写过书，进监狱后学学王月喜，雇佣枪手写作以图减刑，也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雇枪手写书、出书的费用，那也不在话下。由于贪官在任时所铺垫的人脉，进监狱后也还是比别人享有更多的便利。因为一些在其掌权时得益的人，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贪官失去自由后，他们会在外面接济狱中的贪官，这些人可以公开送钱给狱中的贪官，此时送钱，双方又都不会构成行贿罪、受贿罪。因此，有很多贪官在狱中手中有很多钱，这些钱干什么用？除了通常的贿赂狱警，以牟取在岗位上、生活上的照顾外，花钱请枪手写书，以获取减刑资格，也是不值得奇怪的。

其二、现在是“写书易”，“做出重大贡献难”的时代

现在写书难出版，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现象，除非你是名作家。而身在狱中的张二江，几年却能出版四本书，而且这些书还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难以相信。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策划班子，这些狗屁书一般连出版都只能是梦想，更不要说引起“正面反响”了。

现在是“有钱就说好话”的时代，所谓的专家、学者也是概莫能外。有了书，有了给书说好话的专家、学者声音，减刑就有了由头，犯人家属和狱警，双方策划也就大功告成。

其三、写书获减刑，标准难量化，易滋生腐败

张二江、赵安被减刑的理由，均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可是，从张二江先后撰写的《〈风〉类诗新解》《白话兵经——孙子兵法译注》《白话兵经——尚书译注》《〈雅颂〉类诗新解》这四本书种，哪一本能对社会有重大贡献？还有那个赵安，给监狱电视台编辑一些节目，就成了“重大立功表现”了，这样的减刑标准是不是太低了？对普通的罪犯也能适用吗？其中道理，不言自明。

贪官如果因写书而减刑，就失去了法律惩处贪官的初衷，违背法律本质。

其四、狱中能写书、能做出“重大立功”，又何必要减刑？

既然贪官在狱中能写书，且写出的书对社会有很大贡献，说明监狱环境适合他们写作，监狱成了他们创作的风水宝地。为了让他们写更多的书，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不但不应给他们减刑，还应该让他们在监狱多住一些时日。监狱又何必给他们减刑呢？他们又何必在乎减刑呢？

周久耕未判刑就高调写书，说明贪官因写书而减刑已经成为一种诟病。就目前发达的出版业而言，我们还很少看到有哪一本书能对社会的发展能做出重大贡献，而张二江们却能因此而被减刑。写书，已经成为贪官在外面危害社会后，进监狱后仍继续破坏社会法制环境、腐蚀监狱管理干部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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