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民有化论与绝当品火暴，挑战的是什么？
关键词：国有资产民有化 保8 陈志武 绝当品 二手商品
中国经济的“国富民穷”与“国进民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国民收入与所掌握的财富、话语权以及切身利益，并没有跟随中国长期以来的GDP迅猛增长而同步提高，相反，民众在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与养老等各方面状况都在不同程度地恶化并在无助中饱受煎熬，城市化更使得强壮的劳动力拥挤在异乡的都市中，感受着以前在战争时代才会有的漂泊生活，而那些重体力活的负担不能不由那些被留在农村的老人孩子与妇孺等等体弱的人来承担，这个因素与其他很多因素结合，农村出现大量的土地撂荒，这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以及为了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以陈志武、谢国忠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将国有资产民有化的解决思路。仅以陈教授的观点看，他认为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
陈教授认为两组数据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 20.6%。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这些政府收入当然还不包括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从1999年到2007年，家庭储蓄率从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储蓄率从原来的2.7%升至8.1%，企业储蓄率从13.7%升为20%。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业和主要资产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不仅不用分配利润，而且其资产升值也不会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在目前国有资产实际由政府所有的体系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就是中国的全部家底。
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同时这也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
在本人致力于对城市化运动进行深度研究的同时，陈教授在2008年7月提出了一个具体办法，那就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虽然言之有据，并言之有理，但本人认为陈志武教授、邹恒甫教授的这种做法跟中国当前的状况不相符合。甚至那是在挑战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与基础原则。
中国的国企央企都不差钱，差钱的是中国的百姓与民间中小企业，让财主把自己的资产跟穷人平分，这是真正考验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也是考验执政者的人性态度的根本，这怕是两难选择。
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中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对中国的民间中小企业见死不救，甚至在把他们朝死路上逼，把中国的中小企业置身于市场的火热竞争与资金的寒冬之中。
60年国庆之后，媒体纷纷对当铺的绝当品以及二手商品的火爆进行疯狂炒作。
在本人看来，这种市场越是火爆，就越是让人感觉心里冷飕飕的。
首先，是谁支持了典当行业？
一方面是穷人，另一方面是无法从银行等正规渠道得到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在金融领域，有句形象的说法“银行是富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银行”。
那些绝当品与二手商品，哪个不是花高价钱买来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会拿去典当呢？而在典当的时候，那些典当品的价钱都是极大程度地被压低的，除了败家子之外，任何人都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被典当的物件赎回去。而那些绝当品，对于当铺而言想来也没有什么大用，无非就是加上一些利润拿去卖，就跟比较有信用的二手市场差不多。
其次，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收益未必随着风险而成比例提升。中国最近典当行业的复苏，是中国资金融通行业的悲哀。
当银行把资金给了原本没有资金压力的企业，即使要求比较低的资本回报，都会在无形中加大难度；原本富足的企业撑的要死，而那些富有活力的企业却由于饥寒交迫，被迫走上了当铺等民间资本机构的道路，自然民间渠道的成本比官方的成本要高得多。
这就是制度的不均衡所带来的特定行业的非理性热潮。
假如更多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或者家庭不能不用典当的方式来度过一时的难关，还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但那么多绝当产品被留在当铺是双方的损失，这首先是物品主人的损失，其次是当铺的损失。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损失，才出现了去搜罗那些绝当物品者的意外得利。至少比购买新商品更实惠一些。
第三、绝当品与二手产品的热潮会推迟经济复苏。
那首先对一手产品或者是新产品是一种冲击，毕竟刚刚复苏的市场，消费冲动本来就比较微弱，而那种冲动又被绝当品与二手产品所削弱，支撑企业研发与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就更加微弱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不鼓励当铺这种形式，更不是要消灭这种业态，而是把国家的资本，政府的资本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应用。
既然政府是国家资本的暂时保管者，是发展方向与各方面因素的主导者，就应该承担更大比例的责任，出现问题就要有勇于担当的气魄，而不是出了问题就装聋作哑，没有办法就百般推诿，推诿不下去就找个替罪羊。只要保住自己的帽子、椅子、权杖，就无所不用其极。
再来看保8的目标。
保8是谁的需求？是政治形象的需求，是政府政绩的需求，而不是草根百姓的需求。没有多少人会切实感受到GDP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即使有也不会那么敏感，不是说GDP增长了，百姓的实际收入就成比例提高了，生活水准也成比例地提高了。不管有没有GDP的增速多快或者多慢，百姓该吃早点还是要吃早点，该喝水还是要喝水。
除非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高比例的税收，没有天文数字的基础建设，没有天文数字的国债，没有城市化运动所带来的高房价、没有产业化的教育与医疗等公共设施、没有洪水猛兽一般的进口商品的冲击。
假如以上的那些因素都不存在，假如中国依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假如没有汇率的波动，百姓的生活水准恐怕也能够得到提升。
但现在这些东西哪样不是在左右中国人的生活呢？
不管是国有资产民有化，还是呼吁更深层次的改革，甚至是中国的开放状态的暂时关闭，发展方向性的微调。
来自不同角度的建议，都是对执政者的善意提醒，如果对从专家到民间的这些呼吁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势必要走上物极必反的道路，否则就是各方面的矛盾难以调和。
“闭关反思”之后，才会去盘点得失成败，才会有更清晰的发展之路。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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