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共很多年很多时候不敢讲真话，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发生了异变，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许多今天在我们这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都在他们那里出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曾郑重其事地予以揭露：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

　　话题到这里，不妨岔开一下。当年苏联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比，孰重孰轻，人们心中自有定论。1992年—2005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200余万件，处分党员干部195万余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60余人，地厅级干部5200余人，县处级干部65000余人。在十六大之后的2003年，被媒体称作中国的“反腐败年”。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施政的第一年，这一年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达13人。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705件，结案16659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08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66人、厅（局）级干部431人、省（部）级干部16人。2006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就有15人。他们分别是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青岛市前市委书记杜世成，福建省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大学前校长单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黑龙江绥化市原书记马德有句话：“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但愿这话不能成为现实！

　　言归正传。苏共长期遮掩存在的问题，不向人们讲实话，最后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教训岂止是苏联人民的？

　　敢于说真话、实话，是一个政党有力量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取得必胜的根本保证，没有听说，也没有看见哪个不讲实话、真话的政党能够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能够长久处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苏联解体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其深刻而又极其浅显的道理。

　　高尔基说谎了，其实是一个政党在说谎，那么他所执政的国家解体也就只能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选择第二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