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新京报》“评论周刊”发表专访《教育专家杨东平解读“总理督学” 让“教育家”来主导教育》，全文转载如下。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到北京三十五中初二(5)班连听5堂课，发表了详细的点评以及对教育改革的看法。此后，新华社全文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在教育学家杨东平看来，温家宝总理的督学方式“非常个性化，前所未有”。而温家宝总理发表的讲话“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他看来，“表达了强烈呼吁改革教育的姿态”。
本报邀请杨东平教授详细点评温家宝总理的督学行为和改革讲话。
总理督学体现出对教育的真爱
总理的这次听课给渐渐变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加了点温。
新京报：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看，总理亲临一所中学的课堂听课并做出点评，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工作方式，你印象中，国内国外过去是否有过这种政府首脑亲自到中小学督学的例子？
杨东平：这种做法非常个性化，前所未有。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反映了温家宝总理对教育的真爱，真的了解和真的热爱，和他出身教育世家应该有关系。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韩国总统大选，每一个候选人都会提出一整套非常完备的教育改革方案，教育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治领袖的一个基本功课，成为获得选民支持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
总理的这次听课同时也给渐渐变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又加了点温。今年2月份之前教育部曾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教改意见，但此后就没有关于《规划纲要》的消息了，重新回到“内部人”决策的老路。
新京报：温家宝总理在听课后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说，总理的这种行动和言论，是对80年代停滞下来的教育改革的重新启动。你怎么看？
杨东平：这应当说是一种政治表态，也是对教育现状的一种判断和评价，表达了强烈呼吁改革教育的姿态。
虽然目前对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对什么是好的教育远没有形成共识，无论是领导层还是老百姓。人们认为好的教育就是人大附中、北京四中这些重点学校，能把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就是接受好的教育了。
然而，重点学校的现代性大可质疑，还是讲求升学率、应试教育的那一套。在教育的文化观念、制度环境这些大的方面没有改变，而仅仅在微观的教学的层面改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我们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却始终不能变为教育现实的原因。
改革观念和教育家办学是核心
总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更懂教育，他提出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改革教育。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温家宝总理的这次督学有哪些亮点？
杨东平：温家宝总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更懂教育，他提出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改革教育，而不是我们经常讲的重视、发展、扶持教育。第二个是教学改革。第三个是根据社会需要创造社会人才。
我认为温家宝总理高于很多教育官员的两点，一个就是他强调改革教育，二是他抓住了改革教育中的两个核心环节，即改革观念和由教育家来办学。
新京报：你认为，总理选择一所中学来督学，以及集中在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进行点评，是否意味着教育改革将最先从基础教育和教师教学本身入手？
杨东平：温家宝总理出身教师世家，他对教师和教学向来是很重视的。如果他真的认为应当把教育改革的重心放在基础教育上，我个人是非常赞成的。
因为我们过去主要盯着终端，强调出创新成果、创新人才，但我们真正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基础教育。现在在基础教育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问题。现在小学生厌学情况很严重，一个小孩从小就被考试压倒了，丧失了好奇心和想像力，怎么指望他成为优秀人才呢？
“读书做官”今天反而发扬光大了
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到每个课堂，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是我们今天要改变的。
新京报：温家宝总理谈到素质教育成效不明显时，提出“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你看来，这里的“传统观念”主要指什么？
杨东平：总理主要还是从教学过程的角度来提的，就是毛泽东当年提出来的，反对满堂灌、死记硬背、填鸭式，要提倡启发式、手脑并用等教学内容和方法。
我个人认为，如果把突破传统观念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构建，不能仅仅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首先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温家宝总理的这次讲话里没有展开这一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如果要“破旧”，这个“旧”究竟指什么？
杨东平：这个“旧”在中国有两个来源。一是科举时代形成的旧的教育文化，比较典型的就是读书做官、出人头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变为一种非常狭隘、功利的谋求功名的教育。当年被贾宝玉和蔡元培批判的“读书做官”的价值，今天是不是反而被发扬光大了？教学方法上，就是死记硬背、唯书唯上、考试至上之类的传统教学模式。陈旧传统的复活和强化非常触目惊心。
另一个“旧”来自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教育模式、培养目标和教育制度。有些和传统模式是合拍的，有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比如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计划管理，这和封建时代官学之外还有非常活跃的私学、“学在民间”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到每个课堂，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是我们今天要改变的。
当时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实际上培养的大多是统一规格的工具性人才，学校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五分加绵羊”，就是学习优秀加上驯服人格，也有人称之为“老实听话，本事不大”。忽视人的个性发展，甚至把人的个性磨掉，改造成统一规格的“标准件”。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没有推行
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完全背离了教育教化陶冶、树人育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功能和使命。
新京报：总理提出“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你认为，什么样的理念算是先进的教育理念？
杨东平：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新中国的教育发展。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共同纲领》规划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但事实上，一进入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就把这条推翻了。随后就进入了一个严酷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批判胡适、陶行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个理想没有实行过。
新京报：之后呢？
杨东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到60年代初“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最后在“文革”中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五六十年代形成“党的、阶级的、政治的”教育文化。
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完全背离了教育教化陶冶、树人育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功能和使命。
新京报：改革开放之后呢？
杨东平：80年代教育的恢复重建，大致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翻版。伴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教育价值也发生宏观的转变。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新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
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教育仍然只具有一种服务性、从属性，而且明显偏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两个时代教育价值的折衷调和。
80年代末，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断，重新陷入高度政治化的旋涡，教育发展低迷缓慢。
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宏观转变
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
新京报：怎么评价90年代以来的教育？
杨东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民办教育的兴起，消失已久的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传统开始恢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和发育。
然而，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改变，甚至出现“官本位”价值的回潮。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并举，“官场”和“市场”的价值并行，人的目标乃至国家的目标逐渐模糊，教育价值观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异变。
教育乱收费、炽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使得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新京报：新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有没有进展？
杨东平：从2003年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之后，教育已经被视为是一项重要的民生事业，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宏观的社会发展观已经开始转向。
教育公共政策也发生了宏观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正在成为新的价值。
但是，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远未形成共识。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需要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将“全面发展”改为“个性发展”
新的培养目标，可以表达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新京报：在你的改革设想里，你所提倡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是什么？
杨东平：我们认为，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新的教育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可以分解为很多方面，包括对教育功能的认识、新的培养目标、教育方针、生活教育等等。
从培养目标来看，我们现在的提法还是上世纪50年代提出、80年代做了一些改进的“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提法是在阶级斗争年代形成的，已经完全不适应今天全民教育的现实了。“接班人”的表述是比较政治化和针对特定人群的，与中小学教育全民性、基础性的价值不尽一致。“劳动者”、“建设者”的表述则较缺乏科学性，并且隐含了对人力资源价值的偏重和对人的发展的忽视。因此，新的培养目标，可以表达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实行大众主义的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将构建终身教育体制和学习化社会，这一转变势在必行。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政府要为城乡人民提供基本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优先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人群的教育，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另外，过去的教育方针强调“全面发展”，我们提出当前应强调的主要是“个性发展”。我们这么多年来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想，现实却往往是“平均发展”甚至“平庸发展”，是以忽视或抹煞个性为代价的。因为“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并不适合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教育实际的指导方针。我们需要确定新的坐标，不能还在50年代的坐标上徘徊、犹疑。
改变“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
把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改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家来主导的教育。
新京报：总理最后还指出，“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事实上，“教育家办学”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来了。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在高等教育领域，未来的教育改革会真正从“教育家办学”入手开始改起？
杨东平：温家宝总理特别重视“教育家办学”，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这个命题，这是其他官员所没有过的。
这的确指向了我们普遍的教育行政化的现实，需要改革“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的教育局面，提出了一个制度创新的命题。
新京报：“教育家办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杨东平：“教育家办学”是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非常根本的部分，就是要把我们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改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家来主导的教育。
这一变革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形成一种新的政校关系，即学校不再是政府的行政下属，而是一个和政府平等的委托代理服务的关系。学校天然拥有各种办学自主权。
第二是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以及学校的现代治理模式。
教育改革路径有多种可能
现在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教育部的改革，它是以机构改革、转变管理职能、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等为特征的政府教育治理模式的改革。
新京报：教育改革除了更新教育理念，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教育体制的改革，你提出这个部分的关键在于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现有的中小学择校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和高校行政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和路径会是怎样的？
杨东平：教育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具有多种可能性。例如，以高考改革为先导。
高考制度连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关联高校制度、地方教育管理、教育评价制度、教学制度等各个方面，关涉教育公平和人才质量，在教育系统中问题最突出、影响最大、社会反映最强烈、改革压力最大，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
同时，高考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也较充分。这种众望所归的重要性，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突破口”，由此深入到高校管理制度、社会参与制度、教育评价制度等相关改革。
1977年就是通过高考制度来改变整个教育的气氛，它比教育行政化的改革要容易得多，不直接触动什么人的利益。
又如，可以“985高校”的改革为带动，进行以政府放权、大学自治，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制度为特征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从落实大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开始的，最后对全国的中小学都会起到一个辐射和示范的作用。
此外，以教育行政改革为推动。实际上现在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教育部的改革，它是以机构改革、转变管理职能、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等为特征的政府教育治理模式的改革。经过系统设计、自上而下地开展，具有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利于从顶层开始，解决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这是最理想化，难度也最大的改革。
现实的改革，既可能是上述的某一路径，也可能是综合性的，各项改革参差并举，重要的是建立这一改革的启动机制，使教育体制改革能够进入操作过程。
80年代改革的经验需要继承
直到今天，教育部门放权、恢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任务也并没有完成。
新京报：你经常提及，上世纪80年代在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的教育家，创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典范。比如深圳大学的校长进行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育体制改革等等。今天来看，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教育资源和改革经验呢？
杨东平：80年代的教育改革非常明确，是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的决定就叫《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体制改革是以放权和实行校长负责制为核心。
直到今天，教育部门放权、恢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任务也并没有完成。80年代教育改革的经验是今天我们需要继承的。
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相对，我们也应该重视自下而上、因地制宜的改革经验。许多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在地方已有成功的探索。例如沈阳市、铜陵市等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实行教师流动制度，成功地取消了择校竞争。地方的教育制度创新日趋活跃，预示着一种变革的气象。重要的是允许改革，允许试点，这也是重要的改革启动机制。
最近，深圳市筹建南方科技大学，采取国际通用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产生了校长，并准备通过制度创新，革除大学行政化弊端，也是大可期待的。
本报特约访谈员 吴珊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