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悦耳指数上来说，呐喊绝对是等而下之，它岂止是不悦耳不动听，根本就是刺耳和难听，但如果你在街上散步没留神正走向一个没盖的污水井、在公交车上没注意一只别人的手正伸向你的钱包、在家里喝牛奶没想到有工业原料，这时候一声呐喊却是比任何美妙的音乐有用。曾经，伟大的鲁迅先生发出了铁屋中的呐喊，让小民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唤醒了一代人，而今在和谐社会，或许是社会进步了，或许市场经济让智者们更聪明了，发自屋里的呐喊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在我等小民逐渐习惯了没有智者的呐喊，逐渐习惯智者们的呵斥的时候，这时一个来自屋外的呐喊声却让我们震惊——“仇富”，难道我们的处境真的很不堪么？

　　《仇富》是一本评论集，收录的是作者薛涌与时下极为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教授论战的檄文，其中主要针对吴敬琏、江平和茅于轼等人。作者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北大，在国内供职几年，后到美国任教至今，生于体制内置身体制外的他对于目前中国经济中很多问题的看法与上述专家学者针锋相对，原因就是他接触了多年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又对我们自己的情况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意见相对独立，这就使其成为敢于说话、敢于呐喊、敢于挑战权威与权力、敢于向既得利益者发难，成为公众意见的领袖，为公众与不公正辩论。他喜欢辩论，而且辩论起来数据确凿、理论科学、文风严谨，概括起来他在本书中的意见主要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普通民众薪水过低。对于张五常等学者大肆抨击中国劳动力成本过高，薛涌通过中美两国普通工人收入数量上、比例上、内容上的差距，一针见血的指出： “比较一下世界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的低薪，恐怕只能归结于市场改革不彻底、社会制度不公正，乃至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当年就指出，工商势力的垄断，限制了工人工资的上涨。作为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他首先出来为工人的低薪打抱不平。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低薪辩护。几年前我就曾亲耳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工人工资太高，没有竞争力。确实，二战以来，美国的工人一直享受着独体的家庭住房、长期的休假等等“贵族工人”的待遇。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人的日子比现在更有保证，与其他阶层比起来的相对生活水平更高。但是，美国的竞争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还要均富得多。一个美国的老板在电视上说：‘如果你一提高工人的工资，你的公司就要破产，那只能说明你的企业太缺乏竞争力，根本不应该存在，被淘汰掉对经济有好处。\’这话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真理：如果企业可以靠‘自由\’地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娇惯坏了，不去考虑提供管理水平和开发新技术，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同理，中国的经济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中国人就应该变得更贵一些”。

　　二是土地权等产权被肆意侵犯。通过重庆钉子户的抗争与妥协，薛涌分析了其中深层次问题，“首先中国有了《物权法》，并不意味着就有了产权。我们能否有产权，能有什么样的产权，需要在未来的博弈中完成。重庆钉子户事件，是《物权法》颁布后第一次关于私有产权的重大博弈。双方是否都赢了，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却还没有赢。在我看来，输赢的标准，是要看这次博弈是否为以后的类似的事件建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游戏规则\’。现在看看，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吗？我看没有。其次我们不能把法律和行政混淆起来。当法院只是地方政府的一枝时，法院的命令就不过是行政命令。这不过是一场行政失败而已。这种所谓‘法律是输家\’的意见，恐怕很能代表起草《物权法》的江平教授的立场。当他听到钉子户以拆迁不涉及公益为理由拒绝撤出后，发出了那句著名的质问：‘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认为，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可惜，虽然法院判了必须拆迁，网上的民意调查，竟有85%以上支持拆迁户；支持执行法律的人，还不到10%。一个没有十分之一的人支持的法律，还能成为法律吗？”

　　三是为富人服务的权力、权威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这主要是针对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及其观点。薛涌认为，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ＧＤＰ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第三茅于轼所谓的“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至少会好心办坏事。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到了九十年代，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你把富人当作创造财富的人，把穷人当作需要帮助的人，把各阶层这样脸谱化，你就会在穷人心灵深处塑造一种被扶助的情结，降低了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培养了他们对救济的依赖，最后使贫困固定化、世代化。也就是使贫困遗传。所以，到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论，实际上也如同“伟大社会”时代一些自由派的理念一样，充满了精英主义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以为某些人是创造财富的，需要保护；某些人是需要帮助的，要给他们办事。这其实是制造贫困的理论，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善良。我希望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要为穷人说话，让穷人自己去办自己的事情。这才能让穷人有尊严地走出贫困。

　　总的来说，读薛涌之书感觉很激进也很激动，让我们用一种制度外的观点审视自己的处境，好比被人指点着站在住了很多年的屋子外边看看自己的居住环境，他的声音多是批评与呐喊，让很多专家、权威与之论战，让很多媒体将其封杀，当然他的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是在时下的中国，几千年难遇的大变革之时，如果总是一派的表面和谐，总是让一些御用的、既得利益的人们占据着话语权，能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呢？能不能让民众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并尝试去改变呢？

　　还是有那一声屋外的呐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