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调”

1951年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的部分师生，组成中南土改工作团，到南方参加红鸿烈的土改运动。当时正在北大法学院进修的钟文典（曾在北大历史系读书），进修任务还没有完成，也报名申请参加。当他向郑天挺汇报时，郑天挺说：“好，那也是学习近代史的好课堂。”并且表示他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参加。果然，之后的不久，郑天挺就随土改参观团到了江西。

1952年1月，北大开始三反五反，接着转为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北大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正在江西参加土改的郑天挺毫无所知。

郑天挺是“被校长打电报催回来的”，面对开展的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突然发现自己的两名属下涉嫌贪污，北大为此还专门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北大历史系对于郑天挺也开始议论纷纷。据郑天挺当时的学生回忆，郑天挺曾经对他讲，一听此事，“就闭门思过，等候审查，从来不知道应主动检讨。”

针对两名办事员，动用如此之大的阵势，矛头指向的，分明是郑天挺。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那场调查“究竟结论如何，不知。”

大概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2月3日，郑天挺约了邓广铭、李克珍等同事，试做检讨，但“只是历史交代”。4日，郑天挺在史学系教师组内非正式检讨，23日，郑天挺面对全系师生做正式检讨。听众们要求郑天挺揭露蒋梦麟、胡适主政时的内幕，检查对史学系教学工作的缺点。

哪有什么内幕呢？郑天挺只好“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作风敷衍塞责，八面玲珑，不当面得罪人，处处讨好”。有人质疑郑天挺：担任秘书长十八年，不可能没有贪污。

纵然是“八面玲珑、处处讨好”，但是一生清白，郑天挺哪能受这样的侮辱？

“你是不是因为从东北回来，系里聘请你，未给讲师职位，心里不满而这样逼人呢？”

那位先生一时语塞。郑天挺立刻改容：“刚才我失态失礼，实在对不起。”性格使然，纵然发怒，纵然委屈，也不愿让别人难堪，这就是郑天挺。

紧接着是思想改造。据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回忆，郑天挺从江西回到北大时，“学校正以重点改造对象迎接他”。郑天挺作了几次检讨都不能过关。于是北大成立帮助小组，帮助郑天挺过关。所谓“帮助”，就是让几个学生到郑天挺家中去，教训老师如何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做好检讨。有一次，郑天挺在学生们的“帮助”之下，几乎要哭了出来：“我同蒋、胡等的关系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了，如果你们不信，多年来我都记日记，你们可以拿去审查。”

思想改造之后是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南开大学。关于此，郑天挺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奉调任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思想上颇为波动；多年从事清史德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也不得不离开南京到天津去。”

南开与北大，有西南联大的一段渊源，“调”郑天挺去南开，看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关于郑天挺的离开，后人也一律沿袭郑天挺本人的说法。但，与其说是“奉调”，倒不如说是“贬谪”。

南开久负盛名不假，但那是张伯苓开创的“土货的南开”，是注重实用科学的南开。至少在那时，人文科学，在南开，吃不开。

当时的南开历史系状况是什么样呢？创建于1923年的南开历史系，直到1951年11月，“仅有教师10人，学生20人”，更不要说学术影响，这，怎么和鼎鼎大名的北大历史系相比？那里可是大师云集。

人生逆旅啊！

 

“拔根”

关于郑天挺的离开，季羡林生前曾经提出疑问：为什么把阵容整齐的北大历史系人为地搞得支离破碎？

已故史学家何炳棣也为之多年不解：“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至少从1933年受命为北大秘书长起），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

“拔根”不假，不过，不是拔郑天挺的“根”，运动的发动者要把的，是胡适的“根”。据老一代知识分子讲，思想改造运动，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肃清胡适过去在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

仔细梳理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北大学者的名单，确实可以发现，他们多与胡适关系密切。

郑天挺与胡适的关系早有渊源，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胡适已经是北大教授，有师生之谊；之后有长期同事，特别是1949年之前的几年，一为校长，一为秘书长，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有同僚之情。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那时在胡适家出入最频繁的，一位是毛子水，另一位就是郑天挺。毛子水是去陪胡太太江东秀打麻将的，被戏称为“胡公馆行走”，而郑天挺没有“打八圈”的闲暇，每一次去都是和胡适谈公务。

胡适的办事能力，用傅斯年的话说，是“真不敢恭维”的，于是郑秘书长就成为胡校长的得力助手，而郑天挺的尽职尽责，也确实深得胡适的赏识。

昔日的旧谊成了今日的麻烦。学术在政治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时至今日，关于郑天挺“奉调”南开时的心境，虽然是不少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却无从说起。郑天挺与人交谈，从来不涉及私事，郑家的几位子女，对于此也讳莫如深。郑天挺倒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记日记，但不知是郑天挺去世之前有遗嘱，还是郑家子女商量的结果，郑的日记至今没有公开。

“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日记在大姐那里，而且我们子女多数不赞成公开出版，我一个人也不好作主。”几年前，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扬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南开历史系教授张晓唯正在计划为郑天挺写传，并且看过了郑天挺的日记。“据张老师说，郑先生的日记里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内容。可惜他外出不在天津，否则你可以问问他。”张晓唯的一位研究生告诉《中国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