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舵手缘尽北大
他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京大学，他把最成熟的学术带给了南开。前者是自我选择，后者则有些无奈。被誉为“北大舵手”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整整110岁。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天津报道
1948年，是当时大知识分子的生命关口，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留在大陆，还是离开故土。离开北平的最后一架飞机飞走了，郑天挺选择了留下。
1952年，是郑天挺人生更大的关口，不过，这一次没有选择，他必须离开曾经为之服务了28年的北京大学，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任教。
北大不仅仅是郑天挺的服务之地，更是他的母校。郑天挺对于北大的感情，一生系之。从北大到南开，对于郑天挺来说，是真正的“人生逆旅”。
“抡才”与“沦才”
郑天挺于北大结缘始于1917年，那一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人生岁月会如此紧密的同这所大学联系在一起。
其时，蔡元培出长北大不久，提出了被后人时常征引的八字办校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校长的网罗之下，单是文科，就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垣、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等人。这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在当时，涵盖了中国与西洋，兼容了激进与保守。
朝夕相处的是这样的学术群，日夜呼吸的这样的学术空气，不仅让郑天挺成长，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让郑天挺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小事，为防止考生中暑，当时的北大考场，每个教室都放有一块天然冰。
1924年郑天挺任教母校之后，郑天挺不仅对学生关爱细微，在学术上更是体现了“思想自由”的北大校格。
“ 何先生——”1944年的夏天，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何炳棣回过头，叫他的是郑天挺。
“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郑天挺说。
看着何炳棣满脸的疑惑，郑天挺说出了在心中隐藏了很久的一件事。阅卷时，郑天挺发现一份奇特的答卷。对于比较容易的题目，比如同光之际有哪些人主张改革，答得不好；但两个重要的题目（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和建树），不但答得好，而且颇有创见。根据对学生的了解，郑天挺觉得，这份考卷应该是何炳棣的。
“你自己打多少分？”郑天挺笑眯眯地问。
五道题目三道答得不好，而且还是史实性的问题，放在今天，肯定分高不了。当时的何炳棣也这么想：“只能打四五十分。”
“你考了74分，最高分。”听到郑天挺的话，何炳棣才千肯万定：今番考取了！
极力保持住表面的镇静，何炳棣和自己的师执开起了玩笑：“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
郑天挺提高了声音：“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按照客观原则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
当然可以说国民时期的学术制度建设“不客观”，但是大师独特的学术眼光是客观的。正是这种客观的学术眼光，造就了今天的史学大家何炳棣。怪不得何炳棣的晚年，除了自己的业师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有自己的“恩师”郑天挺。
北大舵手
对学生，郑天挺不仅仅是一个授业者，在众多受业弟子的眼中，他更像一位慈父。他的弟子们，也是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王永兴、罗荣渠、戴逸……
王永兴生前怀念自己的老师郑天挺，说他“对学生像慈父一般”，罗荣渠的感觉则是郑先生“真正是在关心我们”。这位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如此感叹道：“先生之关心学生，在今天买卖式的教学法中似乎是要绝迹了。”
郑天挺在北大发挥重要作用，是在1933年。那一年旧任北大秘书长辞职。11月28日，北大浴室突然倒塌，压死学生一人，重伤二人。北大学生不好管，人命关天，向来是学潮多发地的北大，又一次学潮爆发了。
秘书长不可一日无人。秘书长在今天看来是个“官”，但是过去的学者有个“毛病”，不愿当“官”。
郑天挺接过了这个“热山芋”。一接就是17年。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图书馆、地质馆以及灰楼学生宿舍，都是在郑秘书长走马上任后主持兴建的。“七七事变”之后保护师生安全转移、西南联大时期出任联大教务总长、抗战胜利之后返平接管北大、北大1946年复校……北大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闪现着这位秘书长的身影。
西南联大时期，有个口口相传的谚语：正所长是傅所长，副所长是郑所长。原来，当时的文科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但傅斯年另外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无暇顾及文科研究所事务，真正的实际工作，是由副所长郑天挺负责的。
前不久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回忆，1946年他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北大是真正的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校长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学校后勤。
秘书长就是郑天挺。他每天坐镇在一间不过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工作是负责六大学院、上万名学生、几千个教员的“吃、喝、拉、撒、睡”。
按理说，这么忙碌的行政工作，脱离教学也情有可原。但是郑天挺不，不管行政任务多重，始终不脱离教学。甚至在后来八十岁高龄之后，还依然坚持。
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但在紧张时局之下，校长胡适和部分教授已经乘坐飞机赶往南京。五十年大庆，参加人数竟然寥寥，完全不像今日北大校庆如此轰轰烈烈，反倒有几分凄凉的味道。出席师生抚今追昔，感慨非常。
但秘书长郑天挺还在学校，让师生心中多少有了几分主心骨。
那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感念郑天挺对学生的保护和关爱，特地敬献了红绸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是“全体学生敬献”。
在师生的掌声中，郑天挺接受了锦旗，也成为了北大校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物。
人人心中有杆秤，郑天挺获得“北大舵手”的称誉，不单单是对学生慈善和蔼，在历史学家向达以及当时北大一些学术团体写给郑天挺的心中，道出了个中缘由：
“局势骤变以来，全校校务及师生安全端赖钧座筹划保障，辛劳备至。敝会同人兹特谨致慰问之忱。自胡校长南飞后，钧座肩荷益形沉重，敝会同人决尽力支持，俾校务得顺利推进，师生安全能得完全保障也。”
选择
胡适在南京天天盼望自己在北平的朋友们。从北平到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来，胡适亲自到机场迎接，没有看到老同事兼老朋友郑天挺的身影，胡适心里有一丝丝失望，也有一丝丝惆怅。自此之后，他与这位老友将天隔一方。
在此之前，胡适校长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时的大知识分子都已经做出了选者：去台湾、去海外、或者留在大陆。
作为后人，很难推测当时知识分子们内心的境况。但是，郑天挺至少有自己选择走和留的余地。
任继愈提前知道了郑先生的选择，有一次他到办公室去，正遇上郑天挺和别人通电话。电话那边问郑天挺走不走。任继愈记得，郑天挺的口气安详稳定、慢条斯理：“不——走。”
可是别人还不知道。东单练兵场新修了小飞机场，是国民党为了“抢救”教授专门修建的。郑秘书长会不会走呢？这是北平解放前两天北大全校师生最关心的问题。
北大民主墙上贴出的一份谈话记录给出了答案。在那份记录中，郑天挺对去访问他的学生说，他平生注重“敦品”，意即遵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抄写的学生特意把“敦品”二字写得特别大。
这大大的“敦品”二字，像一颗定心丸。安抚了北大师生不安的心。
郑天挺为什么不走？除了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土地，他更舍不得北大，自1933年出任秘书长以来，至今已经15年了。15年，他为这所大学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郑天挺没有想到，4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他倾注了心血的大学，而且，没有选择走还是留得余地。他的人生下半场，与他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年华的北京大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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