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故事”：与罗伯特·希勒教授一席谈
王 永 钦
（本文已刊于《经济学家茶座》第42辑，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这两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合著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今年2月份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近期也已由中信出版社推出。期间恰逢我在耶鲁大学公派留学，中信出版社便委托我采访希勒教授。这本书的手稿在出版前两年曾经被希勒教授在耶鲁的一门课上用作内部使用的教材，2008年秋天我还在耶鲁买了这本供内部使用的手稿。因此，在该书正式出版前我已经拜读了这本书的内容。我于200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约见了希勒教授。会谈是在他考尔思经济研究中心（Cowles Foundation）的办公室进行的。围绕本书的主题，我准备了几个问题，与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希勒教授在耶鲁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气质儒雅，文质彬彬，与他谈话一个多小时，如沐春风，如品香茗。现撮取一二余香, 与诸茶客分享。
书写了五年，准备了多年
我首先问了希勒教授写作这本书的背景和动机。他说这本书写完前后共花了五年的时间；另外从1994年到2007年这十四年每年的冬季，他和乔治·阿克洛夫还组织了“宏观经济学和个人决策（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研讨会，这些会议也可以看成是本书的准备工作之一。写这本书是旨在为他和阿克洛夫在过去十多年中提倡的“行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深入浅出的总结。所谓的“行为宏观经济学”，指的是将某些人类心理方面的特征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从而可以解释很多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其实，作者之一的阿克洛夫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说时的题目就是“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行为”。
社会公正的重要性
当我提到社会公正问题的时候，希勒教授便开始侃侃而谈。在《动物精神》这本书中， 他和阿克洛夫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公正感的重要性。通过公正感这个视角可以解释现有理论解释得不足的现象。例如，根据经典的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效率工资理论”，非自愿失业的出现是因为企业内部道德风险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监督工人存在着成本，所以效率工资（即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存在，会诱使工人更努力地工作。这是因为，效率工资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从而存在非自愿失业；而恰恰由于市场不能出清和存在失业的威胁，才使得效率工资成为一个可信的承诺工具。因此，效率工资是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时的一种次优制度安排。这当然是一个天才的理论，目前是解释非自愿失业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希勒和阿克洛夫则认为，上述的效率工资理论过于简化。大多数雇员和他们的雇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们希望雇主多付一点工资，希望雇主对他们的劳动有更高的评价；同时，他们也有工作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会随着他们感受到的公平对待而变化。工资不仅仅是一种激励，也是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一种“礼尚往来”（gift exchange）。如果他们觉得雇主对他们非常公平，他们就会“投桃报李”，全心全意地实现雇主的目标。公平的效率工资往往较高，如果普遍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上就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相反，如果他们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就不会有责任感，尽量消极怠工。这种基于公正感的解释与夏皮罗-斯蒂格利茨的效率工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当我提到19世纪初在英国发生的路德运动，即英国多个城市发生的工人破坏机器的运动时，希勒教授认为这是缺少公正感引发的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例。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社会公众的公正感越强，均衡的工资水平会越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即供需平衡、没有非自愿失业的水平），而这反而会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我认为一个更深的问题是，公正感的基准来自何方？公正的工资水平可能取决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规范，这种规范可以与市场的竞争性均衡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市场的竞争性均衡并不存在的时候；如果这种公平感的基准是市场的竞争性均衡，那么他们的理论与夏皮罗—斯蒂格利茨的效率工资理论也就殊途同归了。
可见工资的水平和决定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劳动力市场运作不是很完美的时候，需要替代的机制来发挥作用，这些机制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同时考虑到公平和效率的因素：因为公平感也会影响到效率，两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让我想起了近两年围绕中国劳动法的各种争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应该非常谨慎才行。希勒教授也不忘提醒说，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也不宜过度推进，否则就适得其反了。
政治家要说真话
我们接下去谈到了信心，这也是《动物精神》一书中非常强调的一点。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人们往往对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并节衣缩食，这使得经济会进一步下滑。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恢复公众的信心。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人们是完全理性的，没有信心存在的余地；即使提到信心，也无非是对未来理性预测的同义词。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看来，信心不只是对未来的预测，还包括信任（trust）。要理解信任，我们必须超越理性。真正值得信赖的人往往忽略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他得到的信息。
他们认为，在好的年景中，人们会有信任感。他们自觉地做出决策，并相信他们会取得成功。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经济就会高涨，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信心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来涵盖的行为。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当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经济史中充满了这样的信心爆棚和信心暴跌的故事。
信心的存在还自然地将我们的话题引到了凯恩斯主义。希勒和阿克洛夫认为，约翰·希克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凯恩斯思想的解读过于简单。尤其是，他们认为应该用“信心乘数”代替希克斯的简单乘数概念。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阐述的思想吸引了很多人，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凯恩斯的乘数的思想，并用其来揭示大萧条之谜。希克斯版本的乘数理论说明，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所花的每一元钱最终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这些人按照一定的比例（即边际消费倾向MPC）将这些新增收入的一部分花掉，这产生了第二轮支出。这轮支出最终又成为某些人的收入，这些人再将收入中的某个比例花出，这又产生了第三轮的支出；以此类推。政府最初花费的一元钱在经济中就会产生1/(1-MPC)元的总收入（支出）。没有政府干预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人们的消费每削减一元，就会带来一轮又一轮的削减，经济就会快速下滑。
希勒和阿克洛夫认为，应该在上述希克斯乘数的基础上加上信心的作用。如同消费乘数，可以将信心乘数看成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会更有意思。信心的变化会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每一轮的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但我认为，他们基于信心的这种解释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例如，按照海萨尼传统（Harsanyi Doctrine），人们一切信念的不同只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不同；如果他们获取了相同的信息，他们最后的信念就会相同。所以，人们的悲观和乐观最终还是他们理性推论的结果。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但政策含义是相同的，即政府应该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发挥积极的作用，走出分散化市场决策的“坏均衡”而达致有效的均衡。
既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和信心，人们自然会问：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廉价谈话（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价的信息传递）来实现既定目标？希勒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公众对经济的基本面会有自己的认识，对政府故意做出的乐观表态会有自己的理性预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骗出一个好的均衡”。政府必须做出一些切实的承诺，如实施经济刺激方案，向经济中投入实际的资源。在希勒看来，这才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克服分散化的市场协调失败而做出的可信承诺。所以，政治家应该说真话，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还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都应该如此。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故事”
希勒和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一书中还强调了“故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类的心智是记叙式的，将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动态变化的事件，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人类行动的很多动机来自我们生活中的故事。小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国家的信心都是如此，伟大的领导人总是出色的故事创造者。
还没等我说，希勒就主动说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也是一个“故事”。的确，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故事，并且通过这些故事，创造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和社会体系。这些故事往往是跟特定的历史人物相联系的，比如，邓小平、张瑞敏、柳传志、马云，等等，你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名字，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符号和故事的主角。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果人们相信人们相信这样的故事， 依此类推（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个故事要成为“共同知识”），这种故事背后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基因就会在全社会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中国故事”。当这个故事跨越中国的国界，使得全世界的人也相信这个故事，使得全世界的人也相信全世界的人相信这个故事，依此类推，成为共同知识的时候，外国人来了，外资也进来了，产品出去了，中国便成为“世界工厂”。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中国奇迹是颇有新意的。在这里，“故事”成为一种协调行动、从多重均衡中挑选出一个均衡的方法。从原则上来说，中国故事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发生，但是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发生呢？这固然与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系，但更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改革开放措施，向世界传递了可信的信号和承诺有关系，这使得中国故事成为可信的故事。这里的道理与上面讨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可信承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发展史上也不乏缺乏基础的、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故事。希勒和阿克洛夫在书中写道，在过去50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信心在何塞·洛佩斯·波蒂略的任期内（1976—1982年）达到了顶点。波蒂略在1965年发表了一部小说《羽蛇神》（Quetzalcoatl）, 羽蛇神是阿兹台克人的神，人们期待他像耶稣一样在伟大的转折年代复活。该小说在1975年波蒂略竞选总统之前再版，变成了关于墨西哥伟大未来的故事。当时，恰逢墨西哥发现了新的油田，而且石油价格由于1979年的世界石油危机暴涨，墨西哥便开始演绎做梦也想不到的财富故事。波蒂略助长了人们的信心，推动了墨西哥的经济繁荣。在他任总统的6年内，墨西哥的实际GDP增长了55%。不幸的是，在他卸任的时候，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波蒂略创造的故事终于幻灭了。
墨西哥的故事告诉我们，政治家的承诺必须是可信的和切实的，能起到协调出一个好的均衡的作用，否则虚假的信心和繁荣最后必然破灭。中国故事的开局不错；不失时机的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变革才会使得这个故事完美地演绎下去。“再过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面貌会大不相同”，希勒最后说。
让我们参与、见证并期待着，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