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博士群在官场，最大官场在高校
最大博士群在官场是最大的学术不端
（作者：龙敏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了解，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钱江晚报》10月27日）
官场多博士，几乎众所周知。“学而优则仕”，继而“仕而优则学”，戴上“博士”、“荣誉教授”大帽不足为奇。不过，倒可以给纪宝成颁个“实话实说”奖，毕竟，像他这种敢于说实话的人并不多见。
就在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按说，本该赢得公众欢呼，抑或举国同庆，只可惜，公众并不买账，还有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学位证、硕士证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举个最近的例子，据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断不会只重庆才有。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两到三年的学习研究，而官员带职读博，除去工作娱乐交际时间，所剩无几，如此境况下大多官员尚能两年就能拿到博士结业证书，其证书的含金量绝对是个问号。
官员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相得益彰，促进社会进步。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相合作、相得益彰，只是得益者并非社会和公众。
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某个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学历，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官员谋求最高学位——博士滋生了土壤！
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说到底还是一种学术不端，当行政力量可以换取学术头衔时，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各种不合情理的学术氛围，也自然而然出现并泛滥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日，学术批评网同日转发 ）
最大的官场又何尝不在高校？
作者：张贵峰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浙江在线 10月27日）纪校长想说的显然并非官场的知识化、学术化，而是行政权力越来越侵入、渗透到高校中，左右着教育学术，并使之愈来愈政学不分、权学一体。
据教育部数据，我国2007年博士授予数量已居世界第一，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正是重要一环。据《半月谈》报道，“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官员何以能如此迅速“博士化”？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所指出的，“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文凭都是混出来的”——“在课程学习中，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由秘书代为上课、考试；至于毕业学位论文，天晓得有多少是领导干部独立完成的”。
其实，既然“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能够成立，也就同时证明了中国高校本身也早已官场化，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高校也是最大的官场！不妨看看以下数据对比：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省级的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的大学却高达1000多所。这正如人们在形容高校官场“盛况”时所说：“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试想，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组成如此蔚为壮观的“官场”？
以最近曝出腐败案的武汉大学为例，据报道，“武大一次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可容纳700多人的逸夫楼礼堂居然都坐不下，而文革前，武大副处级以上干部不过10多个人”。而作为此次腐败案主角之一的陈昭方，虽然“一天没教过书”，却拥有“博导”头衔。“一天没教过书’也可以在大学当“博导”，没有真实学术能力和水平的官员凭借手中权力“博士化”，当然也不奇怪，这实际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要想为官场褪去华而不实的博士泡沫，必须与学术、高等教育本身的去权力化、摆脱行政附庸地位同时进行，同步切割，否则，在最大官场的高校奢谈“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只能一厢情愿——如果博导、教授本身就是“一天没教过书”的官僚，即便“教授治校”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来源:《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日，学术批评网同日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