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作为文革后的首届高考生，我带着对文革的困惑和4年工作的磨练，背着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包袱走进了师范校园。

       那是一个百废待生、急需拨乱反正的年代，一入校我就赶上了全国报刊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原有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激烈的冲撞，心灵深处开始发生了裂变。可校园静如死水，波澜不惊，人们依然读着那些散发文革气味的书本，理论着阶级斗争的是是非非。政治课测验，我没有按照教科书答题，而是借用了李一氓访问南斯拉夫后写的一句诗：“愿为时间添认识，愿从存在看山河”，论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有些东西被定为修正主义不一定对。老师对此观点给予斥责，言称试卷不能及格。

       社会变革的信息进不了课堂，我们只能在寝室里争执得面红耳赤。僵化的教学体系，根本不闻窗外已发生的深刻变化，仍然循规蹈矩、不知疲倦地按文革的思维模式教育人的校园环境，典型地再现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征兆——沉闷、压抑。它使我的灵魂在寂寞和封闭中挣扎着，渴望着有雷电闪过，撕去密布的乌云，欣赏那满天的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