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不满意发行市盈率高企和发行人多圈了钱的人们，只知道责怪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殊不知这里面其实另有玄机。武汉的一位教授一语道破了个中奥秘。他说，我们的主板正在成功尝试IPO定价的“市场化”规则，市场化定价机制不仅有效“封杀”了二级市场的“炒新狂潮”，而且它也正在逐渐地改变着投资者传统的“打新习惯”和“炒新观念”。
笔者无意在这里讨论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本身的是非，但是，圈钱者和寻租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联手在一级市场抬价抬出来的高市盈率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和追究，反而还被说成是有利于遏制二级市场爆炒新股的大好事，这除了说明对一级市场功能定位的理解有问题之外，同时也反映了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歧视。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股市文化。
任何股市文化本质上都是一种商业文化，它的票房价值是通过股价反映出来的，而股价所反映的则是市场各方利益团体的利益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股市文化也是市场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高市盈率发行的大行其道，深受其益的除了溢价圈钱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之外，无非就是享有网下认配和网上申购双重特权的机构。在经过了长达近10个月的暂停之后，新股的发行上市分别受到久旱逢雨的一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热情追捧，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打新炒新两重天，打新者个个有利可图，而炒新者则无不血本无归，市场表现如此之不公，则很难说是很正常的。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一二级市场是一个在功能定位上有分有合的整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一级市场的参与者都是投资者，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就都成了投机者。事实上，任何一个股票，如果离开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参与，也就没有了交易价值。这不要说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投资的失败，就是对于圈钱到手的上市公司来说，除非他们愿意一上市就退市，否则，也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可言的。把一级市场高市盈率发行当成惩罚二级市场炒新热的对策，甚至说成风险教育之一大创新，简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异端邪说。
中国股市的股市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对此，历来争议不少。2001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一句“中国股市太黑，连赌场都不如”，不啻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但是，当它被视为一种对中国股市文化的盖棺定论的时候，对于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来说，无形之中却酿成了一种甚为深重的灾难。五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家刘纪鹏先生气愤地说：“赌场论”让中国股市整整暴跌了4年。刘先生的激愤之言也许不算太过份。事实上，随着泡沫论、赌场论的大行其道，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错误政策借着“教育投资者”的名义纷纷出台，给中国股市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其影响所及一直到今天也未划上休止符号。
笔者本人在2002年发表的《中国股市酱缸文化》中，曾以不无调侃的语气说道：“中国股市就象一个大酱缸，青菜、萝卜、豆荚、辣椒固然不失为腌制新鲜泡菜的上好料材，而即使是什么死鱼、烂虾、老菜邦子、霉豆子、酸豆腐之类，只要朝那个缸里一塞，又何尝不会摇身一变，成为一道美其名曰具有特色风味的佳点名肴呢？”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股市“没文化”，而是说，中国股市文化中的某些貌似赌性的成分，不仅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与初期的股市文籍中大量赌场语言的未经批判的流入不无关系，而且，更是同西方精英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推倒重来”分不开的。而中国股市文化的酱缸化，与其说是一个观念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投资理念，而且也在一定层面上影响到上市公司治理，影响到市场规则，影响到监管。
中国股市无疑是一个政策市。中国股市文化，根据陈志武教授的说法，也是一种政策市文化。陈志武说，“如果一方面监管部门说‘买者自负’，另一方面，在每次股市大跌时，又通过社论鼓励人们进入股市，通过给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施压只许买进不能卖出，严格限制新公司上市以抑制股票供给量，监管部门以各种方式托市，把监管市场等同于管理股市指数，那么，最终会没有人对真实有用的上市公司信息有任何需求，因为与其分析上市公司，还不如赌政府的救市政策走向。”中国股市的每一次起落，几乎都可以成为陈志武版的“政策市”或“政策市文化”的蓝本，此次伴随新股恢复发行而形成的再生性牛市行情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尽管这一波的上升行情充其量只是去年的过度暴跌之后的报复性反弹，尽管伴随指数修复而来的市场信心的恢复同时也为市场融资功能的恢复创造和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尽管正如尚福林主席所说，市场运行反应了经济启稳回升的预期，市场走势与基本情况基本吻合，但是，股指一涨，就被视为资产价格泡沫，市场一牛，就有人发出“人造牛市”的惊呼。这种对股市存在“赌博”、“投机”的历史偏见和上面所说到的对“炒新”如临大敌的紧张心态如出一辙，说到底，都是歧视投资者的股市文化在作怪。在他们的眼里，中国股市司空见惯的暴涨暴跌与市场基础和交易机制无关，只是与投资者的投机习性有关。暴涨暴跌恰好给了一个以教育投资者的名义教训投资者的理由。
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正在发生一种有着太多的“政策市情结”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变化，那就是政策的行政干预更多地穿上了市场化的外衣。当这种“市场化”迷失在“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盲目崇拜之中的时候，“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中之重也在悄悄地偷换成“教育投资者”为重中之重。这就使得“市场化了”的某些改革充其量也就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新兴+转型”的中国股市与其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认识局限或谬误，更多地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的理性认识，造成了股市文化扭曲。这是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动向。
股市文化，说到底就是信心文化。“信”者，从“人”从“言”，意即信心不能不受人言之影响。而对于政策市的中国股市来说，以何人之言为重，则决定着股市文化的取向。中国股市在发行、监管以及公司治理等基础性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制约着上市公司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高以及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制约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制约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制约着股票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集中表现为制约和影响中国股市健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现阶段而言，中国股市告别政策市未免为时尚早，但是，要使广大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有信心，中国股市文化的重塑则无疑是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刘纪鹏先生认为，重塑中国股市文化的要点在于股权文化的确立。对此，笔者是不能完全同意的。因为，如果以股权为重的话，那么，目前一切唯大股东大机构马首是瞻的政策市文化也就没有改变的必要了。在笔者看来，健康的股市文化应当“以人为本”，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互利互惠为基础，诚信建设为保障。什么时候有了懂得善待和尊重投资者的股市文化，中国股市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也就有了希望，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