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所谓的边缘的“远东”，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上一再缺席，遭遇了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不断被误读、曲解和妖魔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就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

以研究东方学著称的赛义德，其《东方学（东方主义）》却使我惊醒。[1]

 “东方主义”是西方人那种“看”东方时所惯用的西方中心主义方式。赛义德在书中研究了“近东文化”、“中东文化”，而对“远东文化”研究甚少。在这本书中，“中国”居然只出现了十次，而且是作为名词出现的。在西方眼中，近东是整个欧洲文明的来源。古希腊文明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古老文明并加以发扬，创造他们的科技、语言和其他各个方面。中东是西方现代性的能源地——石油高产区。20世纪的“近东”和“中东”，被西方重新阐释并深入到文明内部问题的研究层面，而“远东”问题则落在了西方研究中心视野之外。赛义德《东方学》尽管是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研究的经典，但书中谈的“东方”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中东”，而“远东”则落在了他的视线之外。赛义德坦率地说：“东方的观念是极具弹性的，而这也正是我的论点之一。它可以用无数的方式来指涉与我们不同的对象。我集中于伊斯兰世界只是为了分析方便，因为这一个东方（an Orient）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整个东方（the Orient）。我在《东方学》中也讨论到一点，那就是‘那个东方’（伊斯兰或中东）逐渐被一个更遥远的东方（中国、日本和远东）所取代。但我也要说，这些不同的东方之间彼此关联，因为都代表西方的对立面，而且它们也是可以使用的旅行的术语。举例来说，阿拉伯人在西方被称为东方人，但他会说中国人才是东方人，而自己则不同”。[2]

“远东”对西方来说太遥远了，远东的主要国家印度、中国、日本等。印度的国语是英语，可见其已非常西化。日本虽为远东，但它要脱亚入欧。剩下的远东还有谁呢？就是中国。但中国没有被赛义德认真地关注。连赛义德都不能关注中国，那些西方学者就可以说对中国几近无知了。北大曾邀请一位研究美学的德国教授来北大讲演。一个同学提问：您怎么评价中国的鲁迅？他就转身去问翻译：鲁迅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鲁迅是个人还是物？对中国学生而言，不要说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通，就像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他们都能谈几点，而声称对中国还很有好感的教授，居然还不知道鲁迅是谁。

当代中国学者在发现东方中遭遇到西方强大的语境。在西方学术体制中心走红而身为东方人的赛义德、斯皮瓦克等，[3]至今仍以东方为中心坚持“苦大仇深”地申述自己本土文化立场，为自己故国文化的发展而强调“东方”意义，而中国却少见学者在全球化时代为本土故国述说“东方文化”的重要性，相反，看到的大多是假洋冬烘的对西方全盘崇拜。

可以说，在近两个世纪，西方不断在误读东方，或无视东方，或俯视东方，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失衡。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正成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如何通过多元世界和多极世界发现被忽略的东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但是全盘西化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有人一听说弘扬传统文化就认为是张扬那些已经僵死的东西，是在走回头路。其实，弘扬不等于优劣不分地照单全收，批评是弘扬的前奏。经过五四批判运动之后，再没有人可以“弘扬”裹小脚、缠胸、“一个茶壶四个杯子”纳妾理论（辜鸿铭），更没有人去弘扬那些抽鸦片的劣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生生不已，没有随历史的延续而博物馆化，那是因其仍然秉存存在大道之故。中国成为一个被不断误读、妖魔化、平面化的国家。

我们的“东方”是真被发现了，还是掩盖了？是被阉割了，还是被正确地阐释了？是被人家真正地理解了，还是被隔膜了？我们都在巨型幻想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肯定是周游环球而不止。其实，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还根本没有进入现代化，更没有引起西方的兴趣！这是谁之过呢？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学者之过。由于我们在一个世纪中坚定不移地“抄袭”西方的时候，忘记了中国文化，忘记了应该怎样去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的意义。

那么，谁来阐释中国？中国形象因为什么而“被看”？中国历史究竟应该怎样重新阐释？谁来关注更为东方化的“远东”的中国？谁来阐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形态？谁来描述“中国现代化”说不尽的意义？谁来关心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命运？谁来塑造21世纪的中国形象？谁来为中国说话？于是，阐释中国成了一个当代焦虑。西方人不可能，假洋鬼子不可能，像赛义德这样在美国的中东学者当然也不能为“远东”说话。

虽然西方不少汉学家早已关注和阐释中国，“汉学”（Sinology）研究阵容之强大和研究著作之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4]但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汉学研究能够取代“国学”研究吗？汉学研究是否可以能够取代“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工作？是否我们的文化输出难以超越他们以往的成绩？是否中国学者的眼光在全球化时代不具有国际合法性？我认为对这类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因为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材料的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国学或中学与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文化实体，但因研究者的文化血统迥异，文化背景相悖，致使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出发点、视角、方法、结论很有不同。……汉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是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对中国人来说汉学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5] 事实上，汉学研究在西方主流文化中仍然是边缘的，汉学研究相对于“国学”而言在中国也是边缘的，尽管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并不能取代中国学者对国学的研究。因此，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工作的主体仍然应该是中国学者。书法界出现过令人深思的个案：在一批书法家的书法展上，总评委却是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倒是说了句老实话：“我对中国书法根本不懂，这是中国的艺术，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评论书法的优劣”。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已经虚心到这种程度，让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人对中国文化指手划脚做最终评审，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然很可悲了。

然而，现代性对第三世界的压制，使中国学者习惯于到西方或西学中找“阐释中国”的方法，中国仅仅成为需要处理的客体化材料。今天，这种“作为处理材料的中国”以验证西方理论的作法已然过时，或可转向“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知识话语本身形成一套方法，不需要借用西方方法，而只需用中国的方法将研究对象主体化。[6]我认为应该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使“中西之争”让位于人类性问题，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合奏。

在我看来，从西方同中国的关系看，尽管从马可·波罗到近代的传教士，再到现代汉学家费正清、宇文所安等，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翻译有其历史意义。但这类读物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和思维，从政治立场出发，按照其国家策略和国际关系重心的不同来阐释中国文化，其结果不乏对中国文化的俯视和误读。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解读并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7]

在“发现东方”的问题意识中，我注意到海外华人学者并没有走向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进行着积极的中国文化重建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8]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9]

中国“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不可能靠西方“他者”，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由中国学者自己发掘出中国文化新精神和新生命，避免中国文化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在借助“他者”力量的同时，中国文化应该自己说话，在新世纪的全球文化平台上“发言”。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出真正的“东方之音”——中国的声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