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亿万年前，远古的先民为什么要创造文化？象所有其他的生物一样，人类如果也只是懂得捕食、生存、繁衍不也是同样幸福快乐的吗?j据说，当年苍颉造字的时候，石破天惊，鬼神哭泣，何也？我私下不止一次思,大概和天神盗天火于人间一样，文化将给人类乃至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遭上帝的嫉妒吧！不然，古巴比伦的通天塔为什么只建到一半就被中途中止了呢？有人传说，正是因为有了文化，才使得人于人之间便于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协调行动，而这种文化的最终结果会使人变得愈来愈聪明、愈来愈团结、愈来愈能共同面对自然的挑战甚至敢于向天上的上帝发难。上帝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人类侵犯而断然打破人类语言的统一，让地球上散居四方的人们从此彼此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形不成团结协作的合力，借以削弱人类的力量。
上帝是自私的，它禁止人类拥有统一的语言！
无独有偶，人间的统治者也是自私的，它也禁止人们发表自由的言论，阻止人们协调统一自由的思想。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禁止人们发表自由的思想言论只能奏效于一时，决不会长久。纵观古今中外，凡是遭禁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人类的思想、书籍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昌明，最终也必将重新获得新的认识、评价和流行。俗话说的好：有政策就有对策，有压制就有反弹。上帝禁止人类言语相通，不让人类自由交流。人类就发明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历史上一批批遭禁的文化和书籍，后来最终也都尘封再启，重见天日，焕发出不朽的生命张力，并被广泛流传和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说，禁毁书籍，是一种历史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古今中外都有先例，其之所以屡屡发生，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论理等变迁都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禁书行为同样也和这些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孔子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把学诗做为从政、教育工具和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有机的联系起来，初步表现了利用文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张。孔子论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用这个标准对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许多诗歌大加删减，使春秋以前的众多诗歌至今仅存三百余首。孔子删《诗经》开启了中国古代书籍“不禁而禁”的先例。其后商鞅“烧诗书预演”，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晋民间禁止民间收藏天文图论、唐律禁所谓天文、识书、兵书、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至宋则通禁与儒学不同的“异说书籍”，禁止书坊刻印书籍，使禁书的目的一下子上升到了强化统治思想专一的轨道；到明清时代，禁书范围之广、之烈、形式花样翻新之多与以前历朝历代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使封建专制文化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就像生物界需要丰富性和多样性一样，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也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院。一统的文化专制，强制性地禁毁书籍除了说明统治阶级过于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对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认知存在偏颇之外，同时也表明了封建统治的虚弱性和其与生俱来的对人民大众的恐惧心理。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在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为什么会停滞不前？中国的天文、地理、理性思维为什么总是片言之语不成体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对一些自然科学书籍的禁毁阻碍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创造性发挥，把大批杰出的人才都赶到了八股文的独木桥上去啃噬那些充满腐朽味道的所谓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开放的社会必须以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化相适应，容纳不同的思想文化。允许发表不同的声音，对于一些纯学术性的东西要允许争鸣、允许讨论，在辩论中找到真知灼见。相反，奉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最终将会扼杀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造成文化上的裹步不前，迫使社会无可奈何地走向必然的衰落。
文学是一种艺术，其主要功能在于娱乐身心。我们的原始先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间隙为解脱沉闷和寂寞而发明了文学，但是人类是毕竟不同于其他一般动物的高级动物，她有着丰富的内在情感和复杂的宣泄反映形，喜怒哀乐也概不相同。所以《礼记·乐记》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政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这里，统治阶级硬是把文学和政治紧紧的拴在了一起，文学也就不再是单纯的表达个人情感的唯一方式，而成了一种民众运用情感反映和评价统治阶级政治优劣的晴雨表。也许正是为了钳制民口、压制民怨、镇压人民反抗、保存封建统治的需要吧，《礼记》从理论上和舆论上为统治阶级禁民之口打开了一道理论缺口。
中国文化上的繁荣和灿烂，首推先秦，次为汉唐，至宋则趋于式微，何故？文化专制在作怪也。先秦为文，随感而发，汪洋恣肆，任意率作，劳动人民和艺术家的原创性喷薄宏发，各种文化都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汉代承先秦之余盛，文化继续发展，至唐宋和明清，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师如柳宗元、如欧阳修、如姚鼐等因感于文学华丽浮躁，也曾一次有一次地发起古文复古运动，借以缘求先秦时代的求实文风，虽然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广为摇旗呐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最终没能泛起多大的浪花。唐朝时候，封建文化专制稍有松动，儒道佛家思想杂陈，社会相对开放昌明，一些民间作家开始尝试传奇小说的创作，或记述传闻，或驰骋想象，或描慕男女情爱，或宣扬神道之不诬，种种人生体验均无所规避，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另开了一条清晰的支流，促进了文学的又一次大繁荣。所以鲁迅先生曾说“遥想汉人多么闳放”、“唐人也还不错”，汉唐之所以经济文化繁荣、民族强盛、国运恢宏，其相对开放的文化政策，儒道释并存，允许民众发表不同见解声音，是至为关键的一点。
宋元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日趋没落，程朱理学更是将封建纲常礼教推到绝对的高度，理学成为社会的绝对权威。所谓“宋诗释理，唐诗求趣”，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唐诗反映的是人民的真性请，宋诗追求的是对纲常论理的推解和意旨的阐发。尽管官方的文学理趣很强大，但是在民间，由于宋朝城市文化的兴起，在城市的勾栏瓦肆之间，通俗的小说文体开始出现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虽然当时的小说作者也大多以“经世阐道”为标榜，或攀经附史，或强调因果报应，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冲破了许多封建伦理的束缚，表现出了许多与封建统治思想所不相同的异质，中晚明时期和整个清代对世情小说的屡屡干禁，个中原因大概也是因为象《水浒转》、《红楼梦》等作品中蕴涵了某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反抗精神和自由思想吧。
如果说《水浒转》里面包含强烈的反抗意识、《金瓶梅》“特衍诲淫之谬种”，属于当该查禁之列，《红楼梦》描写痴男痴女之性情，其描写语言诗化含蓄绝不露“淫”字，又何以屡造禁毁呢？想来大概是其令人目想神游，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婚姻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家族的事情，礼教规定的男婚女嫁要“上以事庙，下以继后世”，它关乎整个家族的声誉和生命。《周礼》上说：“游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可见封建的男女性爱是排除一切人类情感的，男女情爱上都附着着很多的礼教使命。《红楼梦》作为宣扬男女自由性情的作品，以意宣淫，当然会被封建礼教认为是有悖人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她所宣扬的自由思想和整个封建文化也是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封建礼教的蝎渍和挑战，多多少少也动摇了封建礼教的基石，所以《红楼梦》的被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不同于中国正统的典籍文化，它源于市井中的街谈巷议，从虚化的角度来讲，它是用美学的方法完成的历史―――风俗史、心灵史和民俗史，当然也包括社会历史，如果将小说置于民族的全部文化来看，小说更关注蕴含在其中的审美价值和其他文化价值，或者也可以把它当作探索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保存资料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小说因其通俗性、直白化而较孔孟程朱、庄老佛禅更易于为劳动人民所接受，所以小说在传播文化、浕淫心灵方面与中国古代正规典籍相比，也显得更为灵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和正统典籍互为补充，才使得中华文明显得更加辉煌灿烂。
勿庸置疑，禁毁书籍就是禁毁文化。对于异样的文学作品，宜采取引导和规范，讨论和争鸣，让好的文学作品、文化精品在历史的检验中证明它自身存在的价值。若过一味采取一禁了之的态度对待异样文化和作品，不惟无益于文化，也无益于世人，或许也无益于社会。
文学是艺术，它负载历史，也直面当代。当一个作品背查禁的时候，是重现实，还是重艺术，或者是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客观地分析之后再下结论，实在是一件值得深入商榷地重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