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运亨通之十
　　龚明德
　　
　　近两个月，成都送仙桥北侧的旧书市场总是有让我热眼的民国书刊出现，有一个周末甚至是一大片珍贵稀见的民国书刊整齐地分作几排码放在一个地摊上，摊主是东北人。
　　就在这个东北人开设的旧书地摊上，我以一千二百元买了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印行的《中国文学》，是自创刊号至第六期的完本杂志。回家一查，这刊物共出十一期。这第一至第六期的《中国文学》是从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流出来的，图书馆藏书印被摊主给刮去了不少，但依然可以辨别出字来。或许在东北各公家图书馆，此类“汉奸文学”期刊存量丰富，但在西南地区，难得一见，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民国书刊特藏部就没有这个杂志。
　　这一回买“汉奸文学”期刊《中国文学》的一千二百元，还是临付款前找一个熟识的成都青年书商小严借的。今早我多带了一两千元，拟把欠债还掉，可没有发现小严。正欲离开旧书市场时，老熟人的地摊设主唐兄说他有鲁迅著作的毛边本。我让他拿给我看，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九二九年五月的印本，仅缺封面的标准毛边本，当然要弄到手。熟人反而不好压价，以二百元成交，外搭一本《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的小册子。
　　只有四十八页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由“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写，一九五八年十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印行了五千册。这个小册子于我有一个近二十年的“心结”，可以一叙。
　　应该是一九九二年夏天，我每周周末都去成都西郊的光华村一家地方党校大图书馆处理图书中选购旧书。记得是五毛钱一本，我可能买了至少三五千本，全是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书。这本《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就是其中一本。然而在这一二十年的理书中，就从来没有发现这一本我非常看重的一本小书。不料这回终于得以弄到手，大喜。
　　看时间还早，就又转圈。看到一堆古书和民国书刊，摊主拿出《时与潮文艺》，说是头三期，要一千五百元，说已有人给了一千二没卖。我明白这三本刊物，摊主的心理价格就是一千二了。我有近十本《时与潮文艺》，但没有头三期。就又挑了一本茅盾《清明前后》，是一九四七年十月的第五版，要求和《时与潮文艺》头三期，一共一千。摊主很难受地表态：“我一千二都没有卖啊，龚老师，你让我倒贴？”
　　我又挑出一摞《抗战文艺》中的总第十三期，说四本杂志一本书，给一千二。摊主坚决不同意，说《抗战文艺》十本只要五百，可让给我。但我已有《抗战文艺》头十二本了，实在不想花这个冤枉钱了。最终以一千二把头三期《时与潮文艺》和茅盾《清明前后》弄到手了。
　　走了两步，另一个摊位上有一本封面模糊难辨书名的一九三〇年二月上海南强书局印行的《新术语词典》，内文纸张是很好的道林纸，蹲在那儿读了几个条目，感觉写得简明扼要，有大量的文学条目。要回到文学史现场，对一些当年的名词只可以用当年的释说来理解，这书在我又成了“吃饭的家伙”了。问价，摊主喊三十元，以二十五元成交。
　　回到家里，在阳光充足的南花园，我打理刚弄到的这些宝贝的旧书刊，还真庆幸没有遇到债主小严，否则口袋里的钱不够开销的。
　　《时与潮文艺》头三期，原是用两只自制粗铁丝钉装订的，被我用虎口钳拔出，又剪去原装订线，成了活页本子，方便使用了。与原有的《时与潮文艺》放在一个地方，每一期用厚牛皮纸各做一个护封。这三本《时与潮文艺》是重庆市文联资料室的藏书，封面上盖了两个印章，一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资料室”椭圆形章、一为“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资料室”，——其实是一个“单位”。估计原藏处不止这三本，因为封面上有一个带圈的阿拉伯数目字—，当然还有也该资料室自己装订了的续本。查了一下，《时与潮文艺》共出版二十六期。按说，公家图书馆应该有这刊物，但比如四川省图书馆的丰富的民国书刊，我这十多年，每次去，都被告知“新馆还没建成，成捆的书还没有上架”，让你一脸地失望，还找不到人来骂。
　　对于那些以“高深理论”的“宏观研究”者们来说，原始的老旧书报刊当然作用不大，但对我这类“实证”研读者，没有原始的老旧书报刊，在学术上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比如，我在出版界打工时费大心思出过一部《凌叔华文存》，下卷收有凌叔华散文《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第六百八十四页的该文出处就不准确。这是见了我今天买的《时与潮文艺》才自我核查出的，可见该书的集稿人陈学勇教授也没见到原刊。凌叔华此文出自《时与潮文艺》双月刊某期，而不是《凌叔华文存》上的“《时与潮》文艺半月刊”某期。
　　这一两个月的旧书刊开销，已突破五千元了！书运亨通的同时，我的钱包也越来越不挺括了，像韦力说的，我也得赶紧打工赚钱啊，否则见到有用的民国旧书刊也只可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