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8美元，2009年购买力人均GNI水平为6000美元左右，根据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钱纳里、罗斯托等的工业化理论与发展阶段理论，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恰好正处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临界点上。由于政府近几年一直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追求的重要施政目标，国内经济增长结构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多年以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显露无遗。但是为了尽快度过经济危机给我国造成的经济影响，政府为“保增长”实现的政府投资的刺激方式再次把经济增长方式重新拉回到投资依赖型的增长方式，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4万亿投资效果的逐步显现，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种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强调要把“结构调整”作为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人均JDP登上3000美元，我国处在了启动消费主增长的关键时间节点上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把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向成熟阶段的方向发展，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也具备了向大众消费阶段方向发展的条件。根据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理论分析：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一旦达于成熟阶段的终点，即可能启动大众高消费阶段。按照有关专家研究，在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经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

另外根据联合国利用PPI数据计算的人均GNI水平，2008年中国人均GNI水平为6020美元，基本已处于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钱纳里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消费比率的提升，同时服务业的比重将显著上升。

人口红利递减与结构变化推动向消费主增长主题转变

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生产因素市场价格变化有利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转换。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09年达到高点之后，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弱，2015年人口红利将基本消失，我国的抚养比将呈大幅上升趋势，同时我国的劳动人口在2010年后也将呈下降趋势，尤其是15-25岁阶段的人口将呈快速下降趋势。人口红利下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抚养比上升，在出生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抚养比上升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青年人比重下降，将会导致国内储蓄率下降，国内资本过剩的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会影响资本要素的价格，资本要素价格的提升可能会降低投资的动机；而劳动力的减少，前期无限供给的状况也将发生逆转，劳动力成本必然将呈快速上升趋势。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变化将会间接改变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投资与出口都会带来负面效应，而消费将受益于劳动者报酬收入上升。

人口结构变化中期也将对消费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中国198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正在进入结婚、置业、生子阶段，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2010年开始25-35岁的人口群体在后期将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25-29岁的人口在2010年后上升速度更快，未来五年内这部分人群的绝对数量将增加上千万，这部分人群的结婚、置业行为将给相关消费品带来增量的刚性需求增长。

经济危机为启动消费主增长结构转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好契机

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不仅使我国近年来以投资和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同时也为国内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的契机。从目前全球经济复苏预期来看，虽然近期受去库存与补库存短周期的影响显示全球经济复苏有所加快，但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受金融系统修复缓慢、信贷市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危机后美国消费者对过度负债的自省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长周期的复苏可能会非常缓慢，外需未来几年对国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将会难以达到前几年的高峰水平，而外需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也决定了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持续性，因此扩大消费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唯一可行的推动力。

此次经济危机之后，众多学者与政治家把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而把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重要表象归结为：中国的过度储蓄、消费率偏低、巨额外汇储备，同时表现为美国家庭的过度消费、高负债率和巨额外汇赤字。而改变这种不平衡增长方式的结果之一就需要美国人提高储蓄率、而中国人加大消费。因此，从重构全球经济平衡的国际压力来看，需要中国对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从投资出口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从消费占比和国家刺激政策看，中国的消费需求深有潜力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私人消费支出目前占比不到GDP的40％，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占GDP的60％甚至更多。金融危机后期，中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重点集中于社保及消费方面，致力对偏重于投资及出口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借着此轮经济危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对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转型进行思考。可以预计，中国的内需消费会在未来的经济架构中占比越来越重。

中国目前也存在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潜力，在某些传统领域找到增长点就足以将经济拉出低谷。比如服务业、传统消费行业，它们的增长动力已经开始显现，并有能力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11月，由于我国采取了“家电下乡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使得我国通过拉动内需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同期增幅比城市高0.6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增幅首超城市，税收拉动汽车消费增长，黄金周零售额增长18％等等，都说明中国的消费刺激比想象的更容易一些。只要政府愿意采取措施，消费需求深有潜力。

农村商品配送建设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可以让中国的消费马车跑得更快更远一些

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将着力加快农村商品配送中心建设，2010年，商务部将把工作重心从农家店转向农村商品配送中心，在继续建设改造农家店的同时，加强农村商品配送中心建设，力争到2010年底实现农家店覆盖90%的县、85%的乡镇和65%的行政村，农家店商品统一配送率达到50%以上的目标。商品配送中心的建设与完善，必将促进大物流大发展，为农村消费铺平道路和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根据国内外预期和有关研究资料显示，人民币渐进式升值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在让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还要防止资产泡沫的形成，在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还要保持稳健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进一步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内需，特别是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可能再出台类似于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政策，可以预见，下一步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为国民经济贡献更大力量。

启动内需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发挥消费主增长优势推动和改善中国严重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失衡经济结构，已经成了全国上下众盼的希望，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当此之时，我们要果断促进消费主增长时代的到来，张开双臂迎接消费主增长时代的到来。相信随着中国消费的“雄起”，中国下一轮新的增长周期也必将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