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楼先生的旧体诗词
董宝瑞
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的父亲刘雨楼，曾经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后来多年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庶务主任。他的文学根基深厚，喜好吟诗赋词，可惜留下的作品不多，迄今能读到的仅有7首。
刘雨楼先生的本名为“润春”，“雨楼”为其字，其一生以字行，人多称之为“刘雨楼”。
刘雨楼先生是昌黎县城附近的两河村人。1888年6月3日，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廿四日，他出生于两河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冠儒是两河庄的一个种庄稼的好手，曾经拥有较多的庄田和较大的院落，为“庆丰堂”的堂主。刘雨楼自幼在家乡私塾求学，1905年秋天到永平府参加童试，在停办科举令下以后，与李大钊等考生一起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成为李大钊的同班同学。1907年夏天，李大钊到天津考学时，他也赴津门考入了长芦银行专修所。由长芦银行专修所毕业后，学校以其成绩优秀，拟保送他到日本继续深造；由于父亲不同意等原因，未能成行（民国版《昌黎县志》记其为“天津银行学校专门毕业”）。嗣后，他投身金融业，先后在大清银行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经理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转到同乡李书华任常务副院长的北平研究院工作，任庶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随同北平研究院经上海、香港等地，转移到云南昆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随同北平研究院返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同被整体接管的北平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总务处工作。1954年，刘雨楼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66岁。
刘雨楼先生在年青时与新集附近的新庄子村谢家姑娘结婚。他到天津求学时，家里经济拮据，其正在守寡的岳母杨氏（碣石山下的十里铺村人）典卖一些土地，资助其完成学业。据说，他从长芦银行专修所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被学校保送到日本留学深造；因父亲反对，而没有成行。他与谢氏共同育有三女一儿，长女植莲、次女植兰、小女植荃，儿子植岩。刘植莲（1910～1952）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结婚成家后留在北平艰难度日，为贴补家用以“雷妍”等笔名从事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成为北平沦陷区著名的女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植岩（1918～1967）、刘植荃相继离开北平，参加抗日斗争；刘植兰留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植岩，参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先后任中共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太岳区第一地委书记、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岳北地委宣传部长兼屯留县委书记、岳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岳北地委书记和太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相继任岳北地委书记、晋南工委运城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工委委员，及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军分区、晋绥军区第十一军分区、运城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5月，刘植岩从山西回到北平，被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长、第一局副局长。自1952年秋天起，他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管理处副处长、综合干部管理处处长、干部管理处二处处长和部务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从1961年起，相继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组织部部长，任代秘书长、秘书长；1965年，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受到父亲刘雨楼的影响，刘植岩也自幼比较爱好文学，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时，开始学写新诗。1936年10月，著名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在上海创办的《新诗》月刊，刘植岩以“上官橘”为笔名，将自己的诗作《喟》、《无题》、《窗》、《树林》等寄去，被分别发表于1937年的第1、4、5期《新诗》月刊，成为《新诗》月刊进入1937年推出的“新诗人”。
刘雨楼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即喜爱吟诗赋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作为常务副院长李书华的主要助手，随同北平研究院经上海、香港等地，转移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没有将自己的不少诗稿带走。那一年冬天，在他离开北平几个月后，有人指证其家有男人出外抗日，他在北平的家宅突然遭到侵华日军的搜捕，并把他的大女儿刘植莲和二女儿刘植兰带去审讯。刘植莲一口咬定父亲在家务农，丈夫在南方铁路上工作，自己是回娘家生孩子的，没有兄弟。她与妹妹被放回后，为防止再出意外，便把父亲和弟弟的日记、诗稿等统统烧毁了，这使得刘雨楼先生的旧体诗稿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作为刘雨楼先生的外甥女，刘琤女士保存的刘雨楼先生的诗词手稿计有7首（阕），其中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仅留有一首七律《春寒》；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先后写于上海、香港和昆明等地的《浪淘沙·感怀》、《诉衷情·忆故乡春景》和七绝《过香港》（二首）、七律《即事》、五绝《念植岩》等，均为感时伤情之作。
刘雨楼先生于1937年4月13日吟出的七律《春寒》，充满了惆怅之情：“满城湿气净尘沙，一路迟迟感岁华。衣上晓寒昨夜雨，眼前春色故宫花。十年鬓发愁边去，四塞关山雾里遮。举首不需颦怅望，家乡虽近似天涯。”“举首不需颦怅望，家乡虽近似天涯”，显然透出的是他在感念日军疯狂侵华，不仅占领东北，还使冀东变为伪防共政治政府的变相殖民统治区，北平和天津等大都市也危危可岌的危机形势。其家乡昌黎一带，距离北平也就三四百里，却已成为侵华日军及其帮凶伪军横行的天下，“家乡虽近似天涯”了。
《浪淘沙·感怀》，吟于1938年1月在南迁途中之上海。“终日雨帘纤，遥望云天，申江不似北方寒。篱畔冬青犹作态，绿叶婵娟。 腊向客中残，惆怅难言，一家五处盼团圆。今夜梦魂何处去？迢递关山。”刘雨楼先生在这阕小令中主要抒发的是家人因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得不“分”在“五处”， 不得相聚的如焚忧心。当然，他最惦念的是留在在老家昌黎农村生活的父母，还有不得不留在北平的岳母、妻子，两个女儿及两个年幼的外孙女（一个尚在襁褓中）。他们留在暗无天日的敌占区，正在饱尝“亡国奴”的滋味。
“东风袅袅雨初晴，日暖远山明。菜花红紫相映，双蛱蝶忒憨生。 春草浅，野烟轻，午鸡鸣。一溪流水，几树垂杨，鹭立沙汀。”这阕《诉衷情·忆故乡春景》，是刘雨楼先生1938年2月3日在上海过春节时所吟。那一天是农历戊寅年正月初四，上海那里已经春意盎然，而家乡昌黎尚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他在惦念留在沦陷区的亲人时，不由怀念起故乡的春景来。
写于1938年4月16日的《过香港》，由两首七绝组成，其一为：“纷纷冠盖此盘桓，似到桃源得暂安。国耻重重数不尽，鸦片一战是开端。”其二为：“随槎迈进不知程，海水茫茫万里情。灯火半明人尽睡，此时伴侣是涛声。”这两首七绝当是刘雨楼先生乘坐轮船由上海去广州，经过早就被英国人侵占的香港时所吟。“国耻重重数不尽，鸦片一战是开端”，一语就道出了国家在近代屡遭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历史悲剧。
《即事》与《念植岩》，均吟于昆明，一首吟于
刘雨楼先生仓促地随同李书华和北平研究院的同事们离开北平南下后，最惦念的是那时也急急撤离北平，到山西等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儿子刘植岩与小女儿刘植荃，特别是儿子刘植岩了。“三晋阵云深，遥知雪满岑。念儿常结梦，救国更萦心。详尽明真理，推敲作苦吟。但求偿宿愿，不敢问归音。”也许是知道了儿子刘植岩正在和战友们在太行山区的敌后地区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刘雨楼先生在1939年即将过去时，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吟出了这首五言绝句。“三晋阵云深，遥知雪满岑。念儿常结梦，救国更萦心。”儿子刘植岩正在北国的冰天雪地里与战友们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怎么能不使他昼思夜想，萦绕在心呢！“详尽明真理，推敲作苦吟。但求偿宿愿，不敢问归音。”他是深明大义的人，不能不对儿子追求革命真理、立志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义举表示理解与支持，尽管“不敢问归音”，但求的还是能与爱子早日团圆。这首五律，把一个父亲对留在最艰苦的沦陷区奋勇杀敌的儿子的关切与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是一首极有情韵的“念儿”诗。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研究院设立在昆明的8个研究所，除生理研究所暂设于上海外，其余各所均迁返北平。刘雨楼先生随同李书华和北平研究院的同事回到北平，大约已是1946年的事情了。在这之前，刘雨楼先生与夫人、女儿恢复了通信。据刘植莲在其遗作《我是幸福的》中记述，他在由昆明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寄来一首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娇儿勇抱长风志，弱女独撑逆水舟。”显然，他是赞赏自己的“娇儿”刘植岩在抗日斗争中是“勇抱长风志”的，而自己“弱女”刘植莲在北平沦陷期间“独撑逆水舟”。他为自己有这样一双儿女骄傲与自豪。可惜，这首诗没有完整地留下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研究院被中国科学院接管。到这时，刘雨楼先生成为中国科学院总务处的工作人员。1952年6月，大女儿刘植莲不幸被病魔夺去40岁刚刚出头的生命，使他品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辛。两年后，他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期间，他当吟有一些诗词，可惜没有留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