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所得不高、收入分配不公的
关键原因究竟何在？
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题目极为“惹眼”的文章，一篇以“干得多，能挣的多吗”发问；另一篇以“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发号。报道以随机访谈的形式，通过对“几位普通人”困顿的生活境遇进行描述，得出结论称：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是在中央权威媒体上发布，加之报道口气和视角又平易地散发着浓厚的“亲民”色彩，从高端媒体“亲切”地传达了金融危机大背景下苦苦挣扎着的底层老百姓心声，因而立刻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各界民众自然将之看作是中央决策层发动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号角”，一时间街谈巷议，猜测多多。但是，平心冷静观之，这两则高端文章在内容与结论上实在有些“张冠李戴”，甚至可以说是“文不对题”或“指鹿为马”，再恶劣点说，是有些“混淆视听”，存在方向性判断错误。
首先应该看到，在金融危机来临的大背景下，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由于“干的多，拿的少”，加上房贷、教育和医疗费支出压力越来越大，生活“捉襟见肘”，这种现状由很复杂的宏微观因素耦合而成，其中有多年存在的“利润侵蚀工资”的问题，或劳动所得相对资本所得不高的因素，但应该同时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下竞争领域的中小民营企业老板们也同样存在“日子难熬”的焦虑，即使有此因素在其中，但你怎么能够“跳跃式”地判断它就是主因，而不是由于其他因素比如政府垄断而造成的“腐败侵蚀”所致呢？比如，报道所采访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们“干得多，挣得少”与其一般性地说是由于“资本”与“劳动”冲突所致，倒不如说是有官方行政性垄断背景的出租车公司“剥削压迫”的结果。
从近年来个人、政府与企业三者的分配格局来看，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此消彼长不合理趋势。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GDP）中，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报酬比重从50%以上，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39.7%；与此同时，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以及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这与发达国家经验趋势比较形成强烈反差。也就是说，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适当分享，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确实存在着“国富民穷”的分配不公问题。
但是，这里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是，这种分配不公格局究竟主要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一般性矛盾”造成的，还是主要因为我们正处于“发展中”和“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领域和行业由于市场化改革没有“即时到位”，造成政府权力垄断性寻租腐败所致？在我看来，我们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症结恰在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误判，那将犯方向性的大错误，如果以此作为政策基础，那么对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将贻害无穷。概括地说，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关键不在市场而是在官场，主要不在竞争性民营企业群而在行政垄断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群，主要不在要素初次分配失衡而是由于政府再分配功能缺失。
就拿“基尼系数”来说，近年来据说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世界银行报告数据显示，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而日本只有3.4倍。但我们要问：这样的收入差距拉大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剥削劳动”造成的吗？有实证研究基础的答案恰恰相反，是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分割所致。据张维迎提供的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如果分别城乡计算，基尼系数并不高；如果分地区看，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其基尼系数要小于经济增长比较慢的地区；国有企业占比例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政府花钱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其基尼系数也越大；利润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其基尼系数反倒越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城乡二元制度性分割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首要原因。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据统计，1995年，城乡人均纯收入比从1995年的1.621：1扩大到2006年的2.219：1。1997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997年的1.839：1扩大到2006年的2.489：1。农业部提供的2008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二者相差近4倍；而在消费支出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661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
实际上，经济成果与其说是被民间资本侵蚀掉了，倒不如说是从民间转向了官方。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却远高于10%甚至高达20%，目前经济资源60%以上仍然集中在国有部门，80%以上的信贷资源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垄断。有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占全国职工8%的国企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占到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其他92%的职工收入只占45%。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推出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其资源绝大多数流入国有大中型和行政性垄断企业，更不要说难以计数的公共黄色乃至黑色支出了（仅2004年的数据，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这占到当年各项税收收入的47%）。
由此可见，不是别的，而正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才导致了不断恶化的分配格局。换句话说，目前分配不公格局，主要不是由于竞争性市场上劳动与资本的一般性矛盾所引致，而恰是由于政府监管职能或职能转换不到位或出位所造成的乱局。正如有学者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原因恰恰是，“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然发挥作用，（行政性）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行政）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这才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和效率原则决定，再分配才是政府宏观调控大显身手之领域，这是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运行法则和制度规则。不可否认，由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压力和矛盾，劳动法规监管在实际操作层面不到位，以及工会组织功能缺失及集体谈判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造成制造企业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以致出现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生活条件没有基本保障乃至出现“血汗工厂”那样的悲惨状况。对此，政府要下大力气、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规制。但如果试图通过行政强制手段，不惜破坏劳动市场的正常运作机制，过度凭借“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或建立所谓“工资盯住利润联动增长机制”等办法，人为干预企业、压制老板给员工涨工资，由此实现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所得”的政策目标，那将无疑是对市场化改革路线的“反动”，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其后果将是危险而恶劣的，令人不堪设想。其实，我解读中央政策精神，其主要指导思想应该是前者而非后者。如果导致后者结果，既阻塞市场化改革的正当路径，又延误依托相对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加工业正常发展，其结局是十分可悲的。
我以为，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从市场化改革大势客观冷静地把握收入分配大格局，分清楚哪些是主流趋势、哪些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问题。以效率优先为原则坚持市场导向，在初次要素分配领域政府要审慎而行，将自己的职能严格限制在市场机制培育和维护层面，不轻言介入、不轻举妄动，在资本与劳动、企业与员工之间扮演好应有的“中介人”角色，既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有充分尊重和维护企业和资本要素权益，积极培育企业家市场，保持和维护劳动市场正常秩序。从长期战略和治本策略来看，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尽快破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各种限制市场自由的身份歧视制度，旗帜鲜明、大刀阔斧地反行政性垄断和各种腐败行为，推进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努力建立统一完善、切实有效发挥保障功能的各类社会保险制度，从而在长期战略方向正确、短期应对策略有效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个人高额累进所得税、开征遗产税等再分配手段，真切解决收入分配差距不公平地拉大问题。
危机来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人们生活负担加重，人心无限焦虑，神经比平时要“敏感”很多，这都是应该体谅和理解的。但越是这样，社会心理越脆弱，社会稳定大局也越难以维持，有关改革政策就越是要谨小慎微。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异常敏感、无限复杂、十分最棘手，对此，最要紧的是在战略上搞清楚“方向”，不能在还找不着北的情况下胡乱瞎撞一通，甚或由几个记者在敏感媒体上根据“随机访谈”凭直觉乃至错觉误导大众，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弄不好会导致很大很可怕的负面效应。我们伟大的市场化改革事业和成果来之不易，这种情况是值得忧虑并严加防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