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等：走出去种粮，吵来吵去什么是正确的？

 

郑风田 阮荣平 中国人民大学

 

话题由来：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１０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并且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发展。陈德铭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几年有长足的发展，每年以几乎翻倍的速度增加。去年中国“走出去”的业务达到了５２１亿美元，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９６．７％，将近翻一倍。我国企业走出去，最难的不是走出去，而是在没有走出去前面临的左审右批就把企业审怕了，吓回去了。商务部１６日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与现行规定相比，这个办法仅保留了商务部对少数重大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同时，对外投资的核准程序也大大简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１６日说，这个办法将进一步改革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中国的粮食安全一个是一个大问题，能不能走出去种粮？本文对此问题一些分析。“走出去种粮”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各大报纸和网站，一直都很关注，不少学者专家也纷纷撰文发表对这举措的看法，俨然一片百家争鸣的景象。争论的双方不但包括学术界，也包括政府部门。但遗憾的是一名农业部官员却说：“到现在为止，农业部在这方面还没有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果要做，也应该是国家从宏观大局统筹安排，而不是农业部一个部门的事情。”

 

目前对于“走出去种粮”存在多种声音，其中不乏驳斥之声。我们认为走出去种粮具有经济合理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并且许多别国已经实行了走出去的战略。所以我国应实行走出去战略。但是在“走出去种粮”方式的选择上，我们应该选择劳动力走出去的方式，而不应该选择资本走出去的方式，因为农业劳动力才是我们的相对优势。但农户个体走出去也面临着诸多弊端，如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等，为了应对这些弊端，一种可行的形式是“政府租地+农民种地”。

 

“走出去种粮”之争

目前关于“走出去种粮”的讨论很多，同时争论也很大，观点纷呈、莫衷一是。这些观点概括起来无外乎两种，一种观点是表示支持，一种观点是表示反对或者持质疑态度。下面分别对这一些观点予以介绍

 

支持派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从战略上来看，中国发展海外农业是很有必要的（宋廷明，2008；瞭望，2008）。中国迄今在南美洲、俄罗斯、澳大利亚、非洲都有海外种植业的尝试，但成功者寥寥，主要原因便是国家力量的缺位（经济观察报）。《中国证券报》（2008年4月25日)指出，推进海外农业开发，不仅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防范和化解粮食市场危机，调节国内粮价过快上涨的有效手段，而且为我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和渠道。抓住当前机遇，拓展海外农业开发，大有潜力可挖。

也有学者不再讨论“走出去种粮”的合理性，而是直接将目光锁定在了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如白石等（2007）就探讨了我们应该向何处走的问题。白石等（2007）指出，中国的农业优势不在于资源， 而在于农业生产水平高，用有限的资源解决了13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远高于北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 中国除外) ； 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远高于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前苏联12 国、亚洲( 中国除外) 、中南美洲和北部非洲。可见中国有可能在除北美洲和欧洲( 前苏联12 国除外) 的任何地区开展农业开发与国际合作，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 中国除外) 和北部非洲当为农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但农业相对落后于中国的大洋洲、前苏联12 国和中南美洲， 土地资源十分丰富， 也可作为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目的地。

支持派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方面我国粮食需求很大；而另一方面我国耕地资源短缺；再一方面是与我国“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国情相似的日韩的经验。

 

1、我国粮食需求很大，缺口严重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刚刚递交最高决策层的一份关于中国食用油安全战略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豆可贸易量7500万吨，而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含进口植物油折算大豆)高达4600万吨。如果中国要实现大豆自给，需要增加2亿亩耕地。中国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60%，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自给，就需要相当于现在5个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土地来种植大豆（21世纪经济报，2008）。

2、耕地资源短缺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耕地流失过程。1996年到2006年10年间，中国耕地面积累计减少1.3亿亩。中国正在死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粮食紧平衡的局面不久将被打破。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总分析师何学功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供给将在8—10年后变得“很困难”（经济观察报，2008）。《中国证券报》（2008年4月25日)指出，我国人多地少，又处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农业生产潜力有限。

中国的土地资源和人口不成比例，中国要确保食品供应安全，就必须走出去（经济观察报，2008）。在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到海外租地种粮，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合的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结合我国精耕细作的种粮技术，正成为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又一新路径（章边，2008）。

3、国际经验

从国外经验来看， 日本、韩国从工业化中期开始， 一方面对本国农业实行保护， 一方面到海外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 其在南美国家建立的玉米、大豆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基地， 在中国建立的蔬菜、水果、畜禽水产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基地， 已成为其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供给来源。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人多地少的国家， 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做法值得借鉴（瞭望，2008）。

 

反对派

这一派观点根据其反对的激烈程度又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激烈反对派。这一派是坚决彻底地反对对国外租地种粮，认为“走出去种粮”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如侯书议（2008）认为，海外买地、或租地种粮不仅是损招、末流的招数，言其是害国误民、伤农害农之行径恐怕也并不为过（新华网，2008）。

另一派则属于温和反对派。这一派对“走出去种粮”虽然不是彻底反对，对该措施的收益却十分不看好。何俊阶（2008）认为海外种粮，并不能够保证中国粮食的安全。谷迎春（2008）认为：“粮食产品自有其市场销售半径，并不必然会返销国内。能否有利于增加国内粮食储备是一个未知数。” 柯炳生（2008）也担心：“粮价一旦高了，很多国家就会限制出口。比如阿根廷对出口大豆征收44%的高关税，另一些国家甚至根本就禁止出口。” 杨育谋（2008） 认为，政府鼓励企业去海外购买或租种农田的初衷.也许是在当前外汇储备充足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本输出，保证中国国粮食供应。但海外买地、或租地种粮.并不等于就可解决中国可能的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提高国内的产出水平。到国外种粮绝对不能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出路所在，最根本的还是要挖掘国内的潜力，鼓励农民多种粮，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广州日报，2008）。

虽然反对派反对的激励程度不同，但是其反对理由大体可以概括三点，即首先“走出去种粮”的风险很大，其次“走出去种粮”的交易成本很高，再者国内的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

 

1、“走出去种粮”的风险很大

 “海外买地、或租地种粮”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安全风险以及由社会安全风险带来的经济收益风险。从社会安全方面看，中国大部分走出海外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多选在非洲、南美洲等地购买农场、生产农产品。而非洲、南美洲的政治局势大都不太乐观，在那里宗教问题突出，种族冲突、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虽然目前不太可能爆发类似战争升级的趋势，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新华网，2008）

何俊阶（2008）也认为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方面存在差距，而且在用人体制、经营机制、农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中国大部分走出海外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没有能力到美国欧洲去竞争，大多数农业企业选择在非洲、南美洲、南亚等地购买、租赁农场。这些年来，非洲、南美洲、南亚的政治局势大都动荡不安，那里宗教问题、军人统治、民族问题突出，种族冲突、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浙江省农业厅在调研报告中也指出，首先国外农业投资环境尚待改善，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生产条件很好，但是政局不稳，令企业望而却步（21世纪经济报，2008）。

檀学文（2007）通过对中国对阿根廷农业投资问题研究指出，作为一个资源丰富、消费水平高而投资能力不足的国家，阿根廷显然有很强的吸引外来投资的潜力。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阿根廷的多轮投资热潮主要都是依靠国外投资的涌入来实现的。不过，一次次的外资涌入都伴随着相应的资本外逃以及经济危机的发生，其根源在于阿根廷国内政治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这正是影响国际资本在阿根廷投资意愿的首要因素。

2、“走出去种粮”的交易成本很高

海外种粮，需要大量的拥有农业生产管理经营经验、熟悉现代企业制度、会外语并且了解投资国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产业政策、劳动力资源、税收政策、市场情况、市场营销的各式各样人才（何俊阶，2008））。农业跨国经营的人才严重缺乏，拥有农业生产管理经营经验、会外语，了解投资国风土人情、产业政策、劳动力、税收、市场情况的人才严重匮乏（21世纪经济报，2008）。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走出去种粮”战略的实施。

就农业投资利润而言，农业投资利润本来就不高，而且还要到那么遥远的亚、非、拉去种粮食，人力、签证、交通、运输就会占去利润的很大部分，那么在国外种出来的粮食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则必然不会太高（21世纪经济报，2008）。新华网（2008）也指出，除了由社会安全风险带来的经济收益风险之外，单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角度看，到海外买地、或租地种粮也未必就能获得不菲的经济效益或者农业产值[1]。

 

3、国内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耕地被侵蚀现象严重，粮农撂荒耕地现象逐渐凸现（新华网，2008）。根据央视《经济半小时》对重庆的调查，目前“已有11%的耕地不再种粮”。黑龙江农场农民因种地亏本，以有地荒在那里，四川也严重存在这种问题（千龙网，2008）。根据国土资源部报告，1996年至2005年十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据周天勇的估计，到2007年10月，全国抛荒耕地在9000万亩左右。

《侨报》（2008）认为，当前粮食生产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通过制度变革鼓励农民种粮，让农民种粮确实有利可图，而非不顾国内耕地的荒废现状、跑到国外去租地种粮。充分挖掘国内潜力，才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根本对策。目前中国本土的粮食问题就很多：例如在中国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之时，部分省区却出现耕地荒芜情况；在国际粮价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中国东北却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粮食价格虽然一直在涨，但种粮农民却没得到利益。《广州日报》（2008）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当前确保粮食安全的举措主要在于提高国内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不是“走出去种粮”。

杨育谋（2008）也指出，中国粮食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加上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使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和土地大量减少。

 

“走出去种粮”之实，有不少企业已走出去了，效果还不错。

近几年在“走出去种粮”的实践方面，中国也已经积累不少。

新疆的一家上市公司——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在古巴投资５万美元，播种了１５０公顷水稻。由于运用了良种、先进的栽培技术，每公顷水稻单产高达４．８吨，比古巴国内经营最好的农场平均单产高出２吨多，创古巴历史单产最高纪录。随后，新天集团１９９８年在墨西哥购置１０５０公顷土地，累计投资３２０万美元，收获水稻四季，平均单产每公顷５吨，较墨西哥当地农户平均每公顷３．５吨的单产高出近４２％，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两个项目都获益颇丰。新天集团外经公司董事长刘志勇说，古巴水稻试验农场项目和墨西哥现代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是选准突破口，借地探宝的很好尝试，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农业发展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新天集团正打算将自己的农业投资扩展至独联体国家。2007年4月底，新天与哈萨克斯坦农业部签订规划总投资2.13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开发中哈农业科技园等项目。该集团纪委书记张洗尘认为，扶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租地种粮”，是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重庆市政府２００４年３月与老挝签订了“中国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项目”合作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济光介绍，农业园区规划面积５０００公顷，总投资４９８万美元，包括种植业、水产业、加工业等７个具体项目，由政府提供税收、资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吸引企业进入园区。项目建成后，园区年销售收入将达７７１万美元，年平均利润６５．５万美元，年缴利润税１８．２万美元。而且，项目还将输出一万名劳务人员到老挝种地，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工。同年，重庆市的农业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大规模到老挝租地种粮。

2007年，陕西省农垦局获得喀麦隆5000公顷使用期为90年的土地，总投资6250万美元开展水稻种植、木薯加工、鸵鸟养殖等项目。湖北省农垦局则租用莫桑比克加扎省赛赛市郊的1000公顷土地，与中谷非洲有限公司联合推广水稻、棉花、大豆、蔬菜种植等。

据浙江省农业厅的数据，目前浙江农民在境外承包土地实施种养的面积达到100多万亩。

根据中非合作协议的有关条款，我国将在粮食短缺的中非开辟10个农业园区，重庆市种子公司获得了坦桑尼亚的农业园区项目。据悉，重庆市种子公司已在地处中非的坦桑尼亚开辟农业园区订下4500亩土地，明年将种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Q系列水稻。 按重庆种子公司的计划，将在坦桑尼亚的农业园区先期划出数百亩地示范，通过示范带动重庆粮食种子推广，待达到一定规模，然后就地加工成大米，部分返销国内（糖酒快讯 ，2008-05-08）。

 

“走出去种粮”之思

其实关于“走出去种粮”的争论主要有两点，一点是我们是否应该走出去种粮，即走出去种粮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一点是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种粮，当然走出去的方式所涉及的范围更广，但是最为基本的方式之一是以资本的形式走出去，还是以劳动力的形式走出去。

应该实行“走出去种粮”

1、“走出去种粮”具有经济合理性

粮食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粮食安全的经济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我国粮食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多地少资本不充裕”。中国人口近13亿，世界人口大约有60亿，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1%;中国耕地面积大约有1.1亿公顷，世界耕地面积大约有15.7亿公顷，中国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２００５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４１亩进一步减少到１．４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新华网，2006年４月１１日）。因此，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土地以及资本的成本则较高。而相比而言，世界上很多国家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却没有充裕的劳动力。如非洲诸国。在这些国家，其粮食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相对我国而言则会较高，而土地成本则会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使我国的劳动力与其土地资源的结合，那么我们就能做到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粮食，因此这一结合将会改进帕累托最优，因此具有经济合理性。

 “走出去种粮”的经济合理性也被越来越的学者所认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的农业资源既丰富又短缺，劳动力、技术等资源丰富，土地、水等资源短缺。现实促使人们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对于重庆市对老挝的“走出去”协议，王济光算账说：“我国人均耕地0.095公顷，而老挝人均占有土地在２平方公里以上，地广人稀，大片耕地闲置。由于热带气候特征，那里的大米等农产品品质较高，但农业的不发达使得老挝农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市场消费空间很大。”他介绍说，在重庆老挝农业园区，按每亩生产杂交水稻种子２００公斤计算，１０００公顷可以生产优良种子３０００吨，农业园区可推广种植３００万亩左右，将达到老挝单季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生产出来的水稻除在老挝销售外，还可以满足国内对优质大米的需求，并出口越南、缅甸和泰国等国际市场。显然，通过输出劳动力和技术资源，与水、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合作，最终就能形成双赢局面。重庆市农业局经管处处长洪国伟说，通过全球资源合理配置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好处很多：一是国内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匮乏，而老挝、古巴等国拥有丰富的水、土、光、热资源，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土地大量闲置，农产品依赖进口。因此，中国完全可以以己之长，寻求全球化的农业合作；二是可以解决国内富余劳动力问题。例如重庆老挝农业园区可以输出约一万名劳动力，解决三峡库区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矛盾；三是农业开发风险相对较小，产出稳定，农业走出去能够带回很大的利润。

 

2、“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背景之下，任何经济生产都不应该也可能完全闭门造车，在自己的经济体范围内生产。同样，粮食生产也难逃此劫。粮食的国际贸易已经越来越国际化。由下表可知，1998年——2004年我国粮食贸易年际之间虽存有波动，但是其年均进出口总额依然达31亿美元。

表 中国粮食贸易的总体发展趋势单位：亿美元

注：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COMTRADE数据库。本表中进口金额由中国的CIF价格计算

 

即使考虑到粮食所涉及到国家安全，粮食的国际贸易依然是规模巨大的。粮食禁运的可能性以及有效性都是十分小的。卢峰（1998）考察了国际粮食禁运的历史以及我国与西方国家粮食贸易关系的演变情况，从有关历史事实推断，我国未来面临大规模粮食出口禁运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国际经贸环境的演变趋势会进一步降低这类事件的发生机率。文章以美国1980—1981年粮食出口禁运的失败为例,剖析了制约粮食禁运有效发挥作用的种种限制性条件。

3、很多国家已经实行了“走出去”战略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实行了“走出去”战略，如日韩就已经开拓了诸多海外农场，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开设在中国。三井物产在巴西投资100亿日元经营农场，面积达10万公顷，其中黄豆的种植面积就有2.7万公顷。而日本全国黄豆种植面积只有14万公顷，远不能满足国民需要。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2006年，日本筑波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等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作为日本的一个重要食品来源地，中国可以说成了日本的农场”。从1985年到2003年，日本食品企业在中国的20个省市共开设了310家分支。与日本一样，韩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也很高。2007年韩国四分之三的粮食依赖进口，每年进口粮食1400万吨，是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经过多年经营，韩国企业在俄罗斯边疆区垦荒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有近3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韩国耕地的六分之一，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受到韩国消费者欢迎。

 

“走出去”的形式需要重新定位

虽然“走出去种粮”具有经济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之上，不当的资源配置会严重损害“走出去种粮”的经济合理性。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走出去种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走出去，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支持大企业走出去，从上述农业部对“走出去种粮”的提议来看，其所提倡应该主要是这一形式，上述有关“走出去种粮”的争论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一形式来展开的。一种劳动力走出去，其表现形式是农民走出去。

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资本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农业资本的走出去未必能够形成种粮的经济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由于农业资本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并且也更有可能产生规模收益，因此农业资本的走出去相对于劳动力的走出去会面临较小的交易成本，农业资本的走出去也无法形成经济合理性。

相对于资本而言，我国更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走出去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合理性。但是劳动力走出去相对于农业资本而言，由于缺乏流动性以及规模较小等问题，其交易成本可能要高于农业资本。但是总体而言，我们首先扬己之长，而不是扬己之短。相对于农业资本而言，实行劳动力走出去的措施更具经济合理性。

对比日韩，虽然我国与日韩都面临着耕地资源的高度紧缺，但是相比日韩，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更具比较优势，日韩的农业资本更具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应学习日韩“走出去种粮”的想法，但是其“走出去种粮”方式未必适合我国国情。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这一点也被初步地证明。中国迄今在南美洲、俄罗斯、澳大利亚、非洲都有海外种植业的尝试，但成功者寥寥（经济观察报）。而相对而言，许多劳动力走出去的案例却获得了成功，如非洲的“保定村”。

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河北省保定市农民开始自发组织去非洲种地，７年来，在非洲从事种植等职业的保定农民已达到７０００多人，并在非洲１７个国家建立了２８个“保定村”。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那里经商2年多的徐水农民张学东说，2002年，他们在科特迪瓦的拉各塔市组建了一个保定村，占用了1000公顷土地，大约有40多个保定老乡，有的从事种植、养殖，有的开办家具厂、饭店，有的从事棕榈油、橡胶的加工业务，他认识的一个种菜的老乡，一年下来赚了40多万元人民币。

因此，总的来看，我国在实施“走出去种粮”战略的过程中，应首先坚持劳动力走出去的方式。

 

“走出去”的一种可能形式

在“走出去”方式的选择上，我们应首先要考虑劳动力走出去的方式。因为劳动力走出更符合我国的相对优势，从而使走出去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但是相对资本走出去，劳动力走出去，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如语言等很多交易成本的巨大以及分散性劳动力走出去的非规模经济往往会导致劳动力自发走出去得无法实施。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的途径是由政府出面，租用海外土地资源富裕国家的土地，组织农户到海外种粮。同时通过引入分成地租的形式，来激励农户的劳动力积极性。从而实现我国劳动力与海外土地的结合。这一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户个体劳动力走出去所面临的各种弊端——如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等。

 

结论

“走出去种粮”能使得我国粮食生产的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与国际上粮食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从而改进粮食生产的帕累托最优，进而使得“走出去种粮”这一举措具有较大的经济合理性。

但是在“走出去种粮”方式的选择上，我国的官方和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资本的走出去，支持农业企业，这一方式在交易成本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毕竟我国粮食生产的相对优势不在于农业资本，而是在于劳动力。所以在“走出去种粮”的方式选择上我们应该选择劳动力走出去的方式。现有“非洲保定村”的实践也初步证明了这一方式的有效合理性。但农户个体走出去也面临着诸多弊端，如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等，为了应对这些弊端，一种可行的形式是“政府租地+农民种地”。

 

参考文献：

1.        卢锋，粮食禁运风险与粮食贸易政策调整，中国社会科学, 1998年 02期。

2.        檀学文，中国对阿根廷农业投资问题研究，世界农业, 2007年 12期 

3.        成明，中国打造海外农场的热情日益高涨，中国对外贸易, 2008年 06期    

4.        章边，“走出去”种地前景广阔，致富天地, 2004年 07期 

5.        李洁，到海外租地种粮前景广阔，中国农村小康科技, 2004年 06期 

6.        杨育谋，海外种粮能解粮食之忧? 东北之窗, 2008年 12期

7.        胡月晓，国际米价暴涨带来海外农业开发机遇 ，中国市场, 2008年 24期 

8.        翟雪玲，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问题及对策，国际经济合作, 2006年 07期   

9.        陆路，中国人去国外种地，侨园,  2005年 01期 

10.   中国企业"海外种地"弥补国内需求，《首席财务官》CFO.ICXO.COM ，2008-05-10 。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阮荣平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阅读链接：

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布 核准权限大量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