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教无类”

小学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智力方面，一实验二小注重语文、算术的基础知识训练，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的培养，二小的学生一般都有比较强的好学精神和自学能力、有比较顽强的学习毅力和灵活的学习方法。在考中学时，24名男生竟有13名考上了北京四中—一当时最好的男子中学，而四中在全市范围招生，总数不过260人。这就是说实验二小一个班竟占去了四中1／20的名额！就学习的紧张程度而言，我们感到在四中竟比在小学轻松得多，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小学，同学之间的竞争远比在中学激烈。
在德育方面，学校更为重视。首先是热爱党和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强制教条式地进行的，而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爱心”的培养达到的。比如说，爱同学、爱老师、爱公物，爱护祖国一草一木等等，．因此我们接受起来十分自然。其次是讲公德、守纪律。在学雷锋的年代里，大家都积极地“做好事”再次，是诚实不说谎，等等。

实验二小由于其教育质量而闻名于北京市，吸引了许多名人的子弟，有的是兄弟几个，有的是一家几代。虽然干部子女、社会名流子女成群，但是这个学校却一直坚持“有教无类”，不以出身高贵捧人”也不以出身低贱压人，一切以“三好”为标准，这就是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在我们班里，将军、部长、教授子女不少，但大家互相竞不知道，直至25年后，我采访同学们，写回忆录时，才知道原来同学中干部子女是如此之多!同学8年中，几位家住中南海的同学先是住校，后是坐儿童车上下学，从没有专门小汽车接送。有一次他们迟到了，原来是忘了带月票，跑来的。他们当时身上竞连买汽车票的5分钱也没有。有些干部子女比较淘气，学习也不大用功，为此没少挨老师批评。记得有一次，一位高干子女把一条猪尾巴放在回民同学桌上，霍老师大发雷霆，让他用水把桌子洗了3遍。大队长、中队长都不是高级干部子女，毕业时获北京市优秀学生奖状的5个人：张帆、李彤，邱红标、邵公寅和我全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说实话，当初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班里真比高干子女要“吃香”呢！这就养成了我们一种“平等观念”，在以后的岁月里，谁议论起“×××是谁的儿子”时，我们总是不以为然，自以为什么高干子女也见过。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也影响了大多数班里的高干子女。小学毕业时，霍老师曾将班里13名高干子女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今后要独立，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这种教育对日后他们在社会中身处逆境时，的确有极大的好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小学班集体中，同学之间是真正平筹、和谐的。这是本书中描写的干部子女和社会中间阶层子女(主要是知识分子子女)关系的第一个阶段：亲密无间、有教无类的黄金时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校在当时都是如此，比如说某些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小学生互相比谁的父母官大的事情就经常存在。而我们这个班的教育环境、家庭环境都是太优越了。

小学教育对我们性格的形成，几乎是决定性的。当时虽然有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但学校影响显然比较大。大概社会影响只有两次对我们的小学生活发生反面的影响。一次是1960年左右，几名幼儿园时的好友突然离开了班集体，随父母到外地去了，现在同学们议论起来，大概是因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吧。一次是3年困难时期，社会经济生活极端紧张，同学们日子也不大好过。不过大多数家庭境况较好，父母们勒紧腰带，许多人患了浮肿病，而我们大多数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段体会在25年后被我用来维护教育传统，反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大学生说，学生一边上学，一边经商，是历史的进步，商品经济应该冲击一切。我反驳说，日本战后生活极端困难，许多妇女被迫卖淫，存下钱来供孩子上大学，日本政府是在1949年把义务教育从6年改为9年的，而且3年之内不设中专，防止优秀人才为了谋生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国家3年困难时期那样艰苦，我们的父母也没有让我们为谋生去伤脑筋。难道现在出现的教师到课堂上卖冰棍，学校摊派学生拾麦穗的事情，是正常的吗?

25年后重逢，给我两个突出印象：一是除个别高干子女已身居要职以外，大多数同学年近40，竟很少有人达到处级干部，．获得中等职称，多数人的学历是自学得来的。这分明是受到10年文革的影响，使我们这一代大受摧残。目前，许多单位已经出现了中年人才奇缺的状况。中央某部委，司局长职位54个，在职者只有35人，而且有20人是57岁以上，正处级职位60个，在职者只有20多人。在边疆重地的军垦农场中，人才奇缺已经造成危机。在中国历史上有过100多次屯垦戍边，多数只持续一代人。每逢开国皇帝，雄才大略，实行屯垦戍边，但过不了几十年，后一代贪图繁荣，屯垦瓦解。我国解放后，数十万大军在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地屯垦戍边，开荒6000万亩，现在人口达1100万人，确是丰功伟绩。但自从80年代以来，新疆建设兵团人才以每年3万人的速度外流。10年来已流出20多万，年轻人基本不肯务农，如此下去，再过5年，边疆将无屯垦之人!这就是第三代人受摧残的结果。

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每个同学虽已成人，但仍带有小时候的风采，骨子里一点没变。使人感到尴尬的是，同学中大部分是干部、编辑、记者、教师，没有一个经商发财的，这就使我们对母校的校庆，连捐款也不可能。究竟向母校贡献些什么呢?我提议给母校写一篇文章。不久，由我和邱红标执笔，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就以薄熙成所说的“殊途同归”为题。这也就是今天这本书的由来。

                               第四节  时代背景

50年代的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共产党的确培养出了自己下一代的接班人。迄今为止，支撑着国家建设的中青年骨干，不正是35——45岁的人么?可惜的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历经“l0年文革”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社会成就和社会地位。尽管如此，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仍旧默默无闻地在各单位肩负着主要的业务工作、组织工作。教育的成功固然与当时的教育状况有关，如经费的充足，教育的优秀，社会的尊重、领导的重视等等，但最根本的因素是，50年代的社会，正处于新中国刚刚诞生的革命光彩之中，百年理想的实现使全党全民热情无比高涨，这就有可能去实现那种主要靠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基本动力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由3个条件支撑的：

第一，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作为“第一代人”即新中国的缔造者，由于其丰功伟绩，已赢得了人民的绝对信任。人们相信，毛泽东既然能把红军从绝境中挽救出来，共产党既然能把日本人、蒋介石打败，那么就一定能领导好经济建设。无论出现何等结果，人们总是相信毛主席是对的。
第二，以“人民公仆”为标准的干部队伍。将干部称为人民公仆，保持清廉，严惩腐败和贪污，不断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这在50年代还是基本做到了。
第三，集体主义道德模式。批判个人主义，提倡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不断树立“大公无私”的典型人物让人们学习，树立了比较好的道德风尚。   

领袖、干部和群众高度一致地统一在革命精神的氛围中，这在历史上的确是比较难得的时期。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实际上是由于新中国的建立，解决了中国近百年来，无数精英为之奋斗的4个基本问题，因而使中国出现了空前鼎盛的时代。这四个问题是：   
 (一)近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使中国沦为只在形式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
在19世纪中叶，中国成为最后一个面临帝国主义灭亡威胁的具有悠久文明的大帝国。继荷兰、葡萄牙殖民侵略后，1840年，英国以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强迫中国开放的商埠已达34处，还在上海等地划出一部分地区作为它的直接管辖的“租界”。西方列强还掠取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权、关税控制权，并直接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其中沙皇俄国侵占的即达153万多平方公里，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面积。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也发展到以资本输出为主。《马关条约》后几年内，列强7次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其中3次各达白银l万万两，而那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还不到9000万两。举借外债均以中国的海关、铁路和矿山做担保，从而使中国的财政逐渐控制在外国金融资本手中。
和经济侵略相适应，列强在政治上加紧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后出现了列强割地狂潮，划分了大致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但如同当时一个美国人所说，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实际上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国家。
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历史最长、最野蛮、最残暴的敌人。继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后，在1927年至1928年3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1931年侵占中国东三省；1933年建立“满洲国”；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的一半国土被践踏，大部分富庶地区和930余座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47％以上)被占领(其中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人民伤亡2100余万人，其中死亡1000余万人，损失财产约600亿美元。日本侵华战争成为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却在《中美商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向另一战胜国出卖了大量主权。诸如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经济权力，对美国任何商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全面开放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等。当时南京政府驻美大使公开说，这个条约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只有新中国，才彻底废除了以往历届中国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赢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1971年，中国加人了联合国，到1989年4月，已与13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必然使中国长期陷人封建军阀割据和混战。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彻底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帝国主义看到无法彻底灭亡中国，也转向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并暴死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共同的走狗，于是转而扶植各自的新走狗。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分别投靠美、日帝国主义。此外，各省还有晋系、滇系、桂系、湘系、粤系等小军阀，它们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割据一方，“相互问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毛泽东)。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1 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
以“打倒军阀”为主要口号之一的北伐战争，其结果却是蒋介石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以后又爆发了新军阀之间蒋桂(李宗仁、自崇禧)战争、蒋冯(玉祥)战争(1929年)，蒋冯阎(锡山)中原大战(1930年)。各省小军阀之间也连年混战不休。新军阀的混战，其次数的频繁和规模之巨大，都使北洋军阀望尘莫及。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厮杀混战，使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实际上也从未实现过真正的国家统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从根本上结束了分裂状态，统一了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

(三)百年内乱外侮，人民灾难无穷，社会动荡不已。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社会安定。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大批破产，日益贫困，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他们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土地日趋集中。1929年浙江平湖占农村户数3％的地主占有土地80％。1933年广东2％的地主占有52％的土地，74％的贫雇农只占有19％的土地。
苛捐杂税繁多。全国捐税名称不可胜数，一县一乡就常有几十种。1928年，食盐税比清末增加7倍，印花税比1927年增加5倍。1917年河北地租占到收获量的60一80％。许多地方预征田赋，四川梓潼在1926年就已预征到1957年。连年内战使各地军阀的军事摊派高得惊人，1930年河南东部的军事摊派高达田赋的40倍。
战乱损失严重。1929年蒋冯、蒋唐(生智)战争使豫西、豫南45县所受兵灾损失占农业常年产值的20.4％，1930年中原大战，使洛阳等27县的兵灾损失高达农业常年产值的160.2％。1918年军阀张敬尧占领湖南平江，竟“三日不封刀”，血洗老百姓。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仅有案可查的遇难者即达34万人。1937年6月人口101万的南京市，到1939年只剩下1 7，万人。
自然灾害频繁。1917年湖南、河北发大水，10个月不退，灾民达6300万。1931年长江大洪水，受灾人口2800万’。1928年华北西北大旱，灾区530余县，灾民4000余万。1929一l 930年，华北遭水，西北受旱，灾区发展到800余县，灾民达5000万。据不完全统计，仅1929—1932年，豫、陕、黔、甘、川、晋等省饿死的灾民就有1620万人。
物价飞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经济濒于崩溃，物价上涨85101亿倍。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两头牛，到1949年只能买两粒米。
丑恶丛生。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滋生种种丑恶的温床，娼毒赌盗匪乞遍于中国。解放前，北平有公开妓女2万人，重庆3万人，占青年妇女的1／13。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仅用8个月即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到1952年，全国生产基本恢复，使全国经济秩序、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四)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基本原因。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的。
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在中英贸易中本来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18世纪100年间，英国因贸易逆差输入中国的银元高达2．89亿。为了满足大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需要，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出鸦片。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达到40200箱，咸丰八年(1858年)达到7．8万多箱，中国遂由顺差转为巨额逆差。仅19世纪30年代，每年平均外流白银500本的制度国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比较成功的对青少年的教育。“第三代人”的基本素质的萌芽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和严格的教育中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热爱，对领袖的忠诚；
——对英雄主义、英雄行为的向往和仿效；
——理想主义强烈，愿意为理想而献身；
——对传统美德、历史英雄的崇敬和继承；
——道德心与正义感强烈，不会走“歪门邪道”；
——事业心与上进心强，准备凭本领获得成就，做出贡献；
——纪律性与忠诚心，能够控制自己而服从上级和集体；
——学习和行动上的毅力与刻苦精神，勤奋、俭朴、勤于思考，愿意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等等。  
无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接班人，还是作为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培养这样一批优秀分子，并不错。当然，这种素质和性格特征，正如5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样，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也掩盖着某些严重的缺陷。在“文化革命”时期，这种性格特征走向反面极端，既危害了国家人民，也危害了自己。第三代人作为一代人的整体，亦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政治上的不同观点、组织上的不同派别，过激的口号、过火的手段，使他们在感情上互有伤害。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第三代人重新团结起来投身于改革事业，但幼年时代形成的素质又遇到西方观念和心理结构的全面冲击，不仅其负面效应被彻底抛弃，其正面效应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是第三代人所遭遇到的真正的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