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增长模式有待确立(09阅2)


05/03/北京晴朗

    13点航班飞深圳。

    “TOP时空”(04/03):转危为机的牌还没出完

    笔记:过去30年,中国经济打出了三张“硬牌”,一是以优惠政策引入国外资金,二是大规模供应廉价劳动力,三是通过土地积累,即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土地获得大量资金(其中两条依靠农民兄弟)。

    土地积累这张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成为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积累方式。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金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测算总量超过20万亿人民币。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超过财政预算的35%以上。这样的利益机制驱使地方政府热衷于拆迁售地、“经营城市”,房价被越抬越高。

    被征收的农地,只能按原用途得到补偿,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后果是,大量失地农民陷入困境,沦为城市化“弃婴”。

    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土地财富虽然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却使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雪上加霜。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

    以拆迁来制造被动性住房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做法”,仍在一些城市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虽然其弊端在过去已经显现——使社会财富大规模向强者转移,贫富差距越拆越大。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与城乡二元结构、公共产品短缺一样,为国内需求的释放制造了巨大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判断:“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个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有待确立的时期;一个短期内承受巨大硬着陆风险,中长期转型任重而道远的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