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简化字的功过

丁启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建国之初即着手进行语文改革（当时叫“文字改革”），根本原因是：因为汉字笔画繁复，不易辨认、掌握，不便书写，不利于普及文化教育，不利于迅速富国强民，不利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这种企图通过语文改革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思路，是鸦片战争以来语文救国运动的延续，它的主观愿望，是超越了政治集团利益的。有人说，共产党推行简化字，是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这样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强调的是群众路线，进行语文改革，主要是为了大众的方便。但是，这种说法确实低估了共产党的语言学修养。举个例子，曾经有人写信给共产党高层领导，提出许多“女”字偏旁的字都有歧视、诬蔑妇女的意思，应该改革。那时的高层领导并未采纳这个意见，而是将信转至某语言文字研究机构，请语言学家出面解释。语言学家指出，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是超阶级的，单个字的形体和意思不等于使用者的思想感情。举例来说，说话写文章用到“妖奸妒”这几个字的人，完全可以是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的人。

当然，当年的语文改革也的确有左倾冒进的问题。问题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一层面的主要问题是，部分繁简对应合并过度。例如：后（后、後），发（髪、發），云（云、雲）。

第二个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政府，的确有过“简化汉字”、“拼音化”、“世界共同语”的三步构想。

这两个层面的问题，被今天许多复繁者当作重要论据。他们以为，有了这两个论据，就等于胜券在握，繁体必复。其实不然。繁简对应合并过度，固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使用不便，出现歧义。但是，在实际语言交际中，这种歧义的影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单音节词的歧义，到了双音节词里基本上都不再歧义；个别到双音节词里仍然歧义的，到了句子、语境中，肯定不再歧义。对于普通读者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了解古人思想感情，简化字版本和繁体字版本，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很好的证明。不信的话，可以找《论语》试一试。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繁体字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良年的《论语译注》是简化字版本。两种版本，除了注译者的学养、观点有所不同之外，就是后者比前者看起来更清楚醒目，《论语》本文的意思、思想没有丝毫的不同。简化字版本并没有造成任何理解的歧义，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推行简化字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出版了多少经典、著名历史文献的简化字版本，都没有发生这个问题——除非他读古书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读，而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读的。

再者，即使简化汉字之后，实行了拼音化，走上了世界共同语的道路，也并没有“复繁”论者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也不等于世界末日就到来了。修建“巴别塔”（Tower of Babel）是基督教传统说中的人类理想，实际上也符合今天全人类的利益。语言的隔阂，实在是人类智力的最大浪费。这一点，相信学过外语的人都很清楚。减少繁体字的笔画，放弃汉字改用拼音，使用世界共同语，就等于对祖宗不孝，就等于丢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背叛了祖国，背叛了种族，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文字的性质和功能缺乏正确认识所致。孝敬祖宗、弘扬传统文化、爱国爱种，有多种表现方式，墨守繁体字不在其内。使用繁体字的都是孝子贤孙，使用简化字的都是不孝逆子，世界上有这样可笑的事情吗？

    理论上，汉语用拼音文字并无不可。之所以不那样做，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有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好，例如分词连写、声调标记；二是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三是必要性不大，这主要指自动化排版、计算机输入等问题均已解决。

    博主应澳门《九鼎》杂志约稿，写作《汉字繁简之争评议》，全文分四节，此文摘自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