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敢这么判断？我是从周作人先生所受的待遇类比推想得出的结论。

周作人当年落水投敌，成为汉奸文人之代表人物，沦为民族的罪人，照理说应该为文人所唾弃，可因其漂亮文字的魔力，代代均不乏追捧赞叹之粉丝，“文如其人”的传统评价标准在周作人身上早已不管用。可是，中国文人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异常看重个人的气节和操守，《正气歌》的大气磅礴凛然不可侵犯，《满江红》的精忠报国气贯长虹，都是中国文人内心深处伟岸的精神标杆。视节气和操守胜过生命，正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道统，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节气与操守更是关乎生死的大事，许多人宁愿以一死维护这千秋大义，正是这些让人感泣激奋的志士仁人的精神感召，使我民族之精神薪火相传绵延相承。以士人之身而无耻投敌，在历朝历代都是难以原谅的行径，赵孟頫精神的折磨，吴梅村晚年的忏悔，都是第一流文人失却气节后留给世人的遗憾。当年因向日本人出卖情报而被枪决的黄秋岳，同样也是才华横溢，名重士林，其文采风流，连陈寅恪先生都赞赏不已，可是后人对其之评价，照例清楚明白，泾渭分明，既肯定其文采和学问，也鞭挞其汉奸行径，毫不含糊，清清楚楚。

可对于周作人先生呢，看如今之学界，对其顶礼膜拜之态势，真是日隆一日，无以复加，令人慨叹。其文集、著作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大受追捧，如果说这属于钟叔河先生所谓的“文归文，人归人”性质，印行周氏之著作文章，乃为研究其人及其他研究所需，倒也无可厚非，周氏乃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大家，这已是不可否认的结论，但同时，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成为文字和人格严重分裂的典型代表人物，也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可是，在当今很多人的笔下，提起周作人却尽是推崇和赞扬，恨不能成为其门下走狗方遂其意，而对其人格的分裂，落水投敌的行径，却绝口不谈，或以几句惋惜开脱之辞搪塞而过。南京的《开卷》杂志办的不错，在民间与学界影响日隆，听说主事者最近在凤凰台酒店辟了四间房子，以“四堂”命名，其间竟有知堂之名，真是让人愤懑的无语。文字的所谓魅力和价值，在这里竟远远凌驾于人格国格的操守之上，近些年陈寅恪先生大受学界推重，那些对周作人顶礼膜拜的人，怎么还能津津乐道陈先生的生平风义与学术成就？殊不知陈先生一生最为看重的就是士人的节气与操守！

与周作人相比，黄苗子先生的那点事能算啥？难道比投敌做汉奸背叛民族还严重？不就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做了很多人都曾经做过的事情？如果追究起来，这几乎是那个年代的文人共同的“原罪”，而且还有具体时代背景作为共同解脱的借口。更何况黄先生的艺术成就也早已得到定评，有这样的成就在身，以当今价值评判标准早已颠倒紊乱的丰厚社会土壤，黄苗子先生一定能轻松踏过这一关，继续享用其文坛耆宿德高望重的风范，艺坛大家成就卓越的地位，享受无尽爱戴者、追捧者的崇拜与揄扬，这一点，我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