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先决条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是由人（类）沿着其必须选择（理性或者无奈的理性）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形成的。为此，文化功能学派的创建者马林诺夫斯基先生认为，任何文化都是有“功能”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试以作为“类”的“农民文化”的形成看讨论。

　　想起这一问题，是有一次在海南调研时，一个朋友问的问题：“为什么农民一开始城市的生活，就失去了他们淳朴和善良的一面？”“同时，我观察了一些进城做生意的农民，好像在失去淳朴的同时，他们身上的狭隘、自私、短视、急功近利等特点也好像减少了很多。一些农民企业家，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背景，很难把他和农民联系到一起。”

　　如果我们把“狭隘、自私、短视、急功近利”这些东西视为农民“类”文化的一些负面内涵的话（这里不讲正面的），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在中国农民身上，这些“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在中国古代，自有阶层社会以来，中国的农民就没有得到任何来自统治者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种田、纳税、负劳役、负兵役······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他劳作一生可能尚不得温饱，还要随时面临来自各方强势力量的威胁乃至侵害。在生产力极为不发达的情况下，在不断的天灾人祸面前，在无法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任何许诺和保障的情况下，农民从生活中得到了一个基本的“结论”：抓住眼前的东西！抓住那怕是极小的利益！抓住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未来不可预知，看眼前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理念”是否就是作为“类”的“农民文化”的核心？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说过：“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生活在危险的和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之中，他随时都要增强自己对未来的确定性，他无法从统治者那里得到这种东西，于是就只好自己来做：抓住眼前的利益！由此，我们所谓的“狭隘、自私、短视、急功近利”的负面农民文化由此而生。当然，“多子多福”也是农民为了确定性的寻求而采取的行动。国家不给我养老，我就养儿防老吧！

　　文化学家说，文化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快乐和痛苦是道德的大教师，自然使人期望幸福、避免悲惨，这是影响人类行动的自然倾向或自然原理。从上述关于农民文化的简单推导中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到：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人类“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息息相关，正是为了自己追求“确定性”的、最好是“幸福的”未来，人类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外部的环境，“理性地”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包括行为模式与视为模式。长此以往，族群的后辈在代际传递之中得到了前辈关于如何生存的知识，这些生存的必要“知识”，就演变成为了“文化”。观察任何族群的文化，都可以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