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青年作家盛可以访谈录

　　□阚兴韵

　　我需要一种改变，内心渴望改变

　　记者：最近都在读你的作品，长篇小说《道德颂》、《无爱一身轻》，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取暖运动》。它们给我印象颇深。我感激那些让我明白爱与信仰，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的作品，我也感激那些打开生活真相的作品，它们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变得清醒和理智。我觉得，你的小说属于后者。评论界说你像利刃，尖锐无比，百无禁忌。在我想来，这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还要足够的真诚。你应该是个敢爱敢恨的人吧？你的写作果真无所顾忌吗？

　　盛可以：谢谢你的阅读。我想我是个听从内心召唤的人，极少为难自己，或者说伪装自己。我有足够的赤诚真挚，体内也具有诸多不可思议的“抗体”，所以有人觉得不近人情，不可亲近。我的态度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我也不想刻意去了解别人，顺其自然。以前被人误解、诽谤或者污蔑，会气得浑身发抖，后来对自己说，那是些无谓的人和事，不足挂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有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望即知是同类，这样的交往是轻松愉悦的。我喜欢简单和带有明快的忧伤。我对很多事情总是从开始先一眼看到了结局，过程是虚无的。人活着无非就是自己看自己演戏，更换角色、搭档、内容、服装，戏份足不足，演得好不好，自己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一个人不可能百无禁忌，写作更不可能无所顾忌，有所顾有所不顾，有所忌有所不忌，有这种选择作品可能才带有个人特征。我的无所顾忌更多程度上是一种气势与元气的体现，貌似剽悍野性，其实也是驯化后的存在。我无法使用柔软的词句或语气，那样觉得文字和情绪都疲沓不堪，我要的是浑厚的唱法，声音来自丹田，而不是直接从嗓子里嘣出来的单薄脆音。

　　记者：你走上文坛时起点是很高的，当年就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创作速度也很惊人，一年间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十几篇短篇。你曾说过2002年初你开始尝试写小说的时候，文学刊物看得很少，因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反而能放开手脚，心无旁骛。这些年来，感觉你的作品面貌在不断发生变化，速度也慢了下来，你对目前这样的状态如何理解？满意吗？

　　盛可以：刚开始写作是爆发式的。爆发无疑是一个短暂过程，而写作是一种缓慢坚持，如何持续创作就成了爆发后面临的问题。前不久和一个杂志主编聊天，他谈到当下小说的几个缺憾，比如文本、比如想象力、比如大众化的公共语言等等。的确如此，人们似乎更关心小说里的事件，表达了什么，关心了什么，文学的社会意义在压倒文学性，人们越来越看不起个人叙事里的小我、精神的苦闷以及卑微的日常生活，有的作家们心猿意马，放弃内心，去捕捉社会热点、焦点，写于他内心不关痛痒的东西。我更多地感觉自己是个失败的写作者，毫无奇异才情，没有好文本，缺乏想象力，常被语言弄得精神错乱。我最近脑子特别迟钝，天天下载电影，看得昏天黑地。我需要一种改变，或者内心渴望改变，但具体说不清楚。

　　记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者啊，表现“小我”怎么就没有社会意义了呢？一个文本能感动它的读者就完成使命了。那创作中你是更多考虑表达自己，还是更多考虑作品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

　　盛可以：创作时只有人物和命运，有时候连自己都没有了，更谈不上顾及作品之后的事情。人物写活写好了，故事写丰富写饱满了，语感不丢，字句湿润干净灵泛，内心倾泻一空，如释重负，就心满意足了。

　　完美生活是假象，我无法自欺欺人

　　记者：你小说中的那些爱情和婚姻故事，看起来都在“干掉”爱情。《无爱一身轻》朱妙一直游戏爱情，到了三十岁想抹掉过去找男人结婚了，一连串打击砸得遍体鳞伤；《水乳》里，左依娜的婚姻被背叛、不忠与欺骗伤得千疮百孔。《道德颂》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爱情从美丽到腐烂的毁灭过程。这样处理是出于主题的需要，还是这就是你当时的爱情观呢？

　　盛可以：我对于完满结局不持乐观态度，看到大团圆的电影总是怅然若失，我认为只有平庸才会达到完美，真正的完美是一种欠缺。完美生活或完美爱情是一种假象，这是我的观点，我无法抛开我的认识自欺欺人。我想写精神痛苦与煎熬，写历尽酸辛后对生活仍怀友爱与宽容的心灵，我不想写成童话，不想小说励志，我写有些人是这么活着，卑微且高尚，痛苦但不失希望。一切都只是腐烂的过程，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活着。所以我小说中的女性多为冷静理性的。

　　记者：而且她们都很沧桑。比如朱妙，她该经历过多少不幸的事啊，心态怎么会那么沧桑呢。虽然读这些故事有可能让人一下子成熟很多，但说实话如果我有女儿，我宁愿她在三十岁前或者结婚前保持天真。不是否定你的作品啊，这些小说都是好的，尤其《道德颂》，读来十分有趣，酣畅淋漓，跟着人物和情节，心情起落数十回，读完心里好像老了好几岁。小说简直把人的欺骗和自欺都写尽了，就是一部“道德讽”。当时如何开始创作这样一部小说？

　　盛可以：这部小说最初起名《道德》，就是想写现在的社会现象，我认同没有道德现象，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的说法。如何道德如何不道德，有时是硬币的两面。正如你说的，这是一部“道德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会成为谴责对象，每个人都是不道德的，但又有掩藏不住的人性光辉，值得同情，令人唏嘘。歌颂或批判都不是我的用意，当初原本没打算写这个小说，因为故事并不新鲜，如果不在小说叙事和深度挖掘上下功夫，很可能会是一部不堪的作品。我着重写一个普通的女性精神世界与内心挣扎，对她在绝望与痛苦时的心理做深入彻底的探索与呈现。我认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达到了自己的要求，我很喜欢《道德颂》。

　　有知识有良知，且敢付代价的人越来越少

　　记者：虽然你总是很冷酷，在小说中极尽嘲讽之能事，但细细品味，其实笔下人物几乎都有可怜之处。唯独水荆秋是最糟糕的一个了，我实在找不到原谅他的理由。不知道你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另外“历史教授”身份应该也是有你的深意的吧。我想你对“知识分子”一定有很高的期望。

　　盛可以：我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人就有缤纷的人性，其次他是一个男人，是男人就有男人的劣根性，有男人的虚荣与尊严，有男人的苟且与虚伪。我认为像水荆秋这样的男人很多，也许他一直善良多情温柔厚道，他真诚地爱着某位女性，并且也饱受相思煎熬，相见恨晚，这种感情大大地丰富了他枯燥乏味的婚姻生活，他的生活因此取得平衡。一旦哪位女性威胁到他的家庭，他的天平立刻倾斜了，为了保护妻儿(家庭)，他把魔鬼的那一面朝向哪位女性，令曾经的眼泪和爱情一文不值。有时候我觉得水荆秋这个人物太真实太不文学了，我恰恰缺少了对他的塑造，他和我们身边的人一模一样。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前曾有过争论，《辞海》里的解释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我觉得好笑，因为这类人一捞一大把，知识分子不是这样批量生产的，我只知道“只问是非，不管一切”的有知识有良知并且敢付代价的人越来越少了。

　　记者：其实《道德颂》中的每个人都有精神疾病，即使是你比较偏爱的旨邑、谢不周。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盛可以：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常面临精神困境而得不到解决，所以个人内心会有矛盾，人和人之间会有冲突。人是一个个体，他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结构与观念世界，不存在绝对的正确与真理，也不能单纯以好或坏评价人，生活是复杂的。我们甚至不了解自己，也很少有机会了解自己。一个没有精神疾病的人是可怕的，一切“正常”会是他最大的问题。

　　我对生命持悲观态度，但总是努力让她精彩一些

　　记者：有人说你“在短篇小说中直接置人物于死地，在长篇小说中是一点一点地将人物推向绝境”。所有的算计都是落空，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所有的希望都是虚妄，所有的命运都是凄绝和无奈。你是比较悲观的人吧？《道德颂》结束时，旨邑的无比安详也许算是你写得最温暖的一个结局了。

　　盛可以：关于短篇小说中直接置人物于死地的做法，有朋友和我交流过，他认为不应该让人物走向绝地，比如死，比如变异，而是要让他继续生活的苟且，让他情绪压抑呼吸困难，但不得不活着。手法过于强硬，反伤作品。我听了有醍醐灌顶之感。后来又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越来越认同朋友的说法。

　　我对生命持悲观态度，但总是努力让她精彩一些。如果一生被仇恨以及各种狭隘的情绪包围，人会活得小气，过得辛苦，所以在《道德颂》中，旨邑最终以超脱与宽恕面对所有的恶，内心的安详成为雨后的一抹彩虹。旨邑没有自杀，或者鱼死网破，而是坚强站立，宽恕了匍匐的水荆秋，证明了女性的强大，她的精神并不会被男人摧毁。

　　记者：宽恕是境界，旨邑那一刻真正是无欲无求了，但愿她感觉到了幸福。突然想到你那个短篇《镜子》。倘若世界上没有镜子，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模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对方的镜子，也要学会从对方眼里看到自己。大概小说也像一面镜子，通过它知道了自己的模样，然后能够“精神复活”。

　　盛可以：写小说的好处在于你在作品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你似乎参与了一些事件，那里的人物在和你商量，怎么办，死去还是活着，杀人还是自杀，你要替他分析，权衡，有时跟着他一起悲伤，愤怒，恐惧，在某一时间段你和他们一起生活，关键是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他就成了你。你既要从里面挣脱出来，又要牢牢地把握他的精神命脉，在小说里探索诸种可能性，于虚拟的现实里发现深藏的人性。

　　写下她们，心里总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疼痛

　　记者：我觉得你的一些短篇很好，像《缺乏经验的世界》、《手术》等，故事好，结构也精妙。但你似乎比较偏爱长篇？好像有几个短篇又改成长篇的，比如《道德颂》就是《赢》的发展？

　　盛可以：无论是用键盘还是用钢笔、毛笔，只要是写字，我都喜欢。个人感觉写短篇比较拘谨、矜持，像个早起梳妆的贵族少女，被礼所缚，条条框框很多，要束胸、要收腰、配首饰，选裙衫，尽是细致活，写长篇恣意痛快，像平民百姓，便装一穿，跨马就向野外奔去了。关于你说的短篇改成长篇，其实不是那回事，是我在写长篇的过程中，杂志社请我节选一段给他们用，于是我就选了相对独立的章节给他们。

　　记者：特别喜欢你小说的语言。干净，老辣，节奏感很强，文字里透着一股狂欢。最难得的，你总能找到出乎意料的词语。有过特别的训练吗？

　　盛可以：写小说我最注重语言，长短节奏、语调、音韵，都会考虑，有时自己反复地读，感觉多字就剔除，少字就补上，或者换词。越来越感觉，我们平时说的话，其实是很好的语言，直接、朴素、简洁、干净，如果有人说话老用华丽的形容词会很可笑，定语太多会像个神经病，最好像夏天姑娘身上的衣服，越少越好。写小说应该不像特种兵，有一套特殊的训练方法，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阅读与悟性。

　　记者：写过这么多故事，你自己有了怎样的成长呢？它们对你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

　　盛可以：我家在益阳乡下，小镇，河流，长堤、桑田、柳树林……人们生活艰辛，所以我认为家乡美丽但不美好。整个青少年时期几乎无书可读，我在二十岁以前读过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但我记下了很多人和事，甚至发生在我六岁以前的，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无比怀念忧郁并快乐的童年。我的短篇当中有些写农村女性的，就是凭借对某个真实人物的记忆来塑造她的生活与命运，比如《归妹卦》、《青橘子》等等。她们使我对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心里总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