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编者后记
我儿子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厌食，每到吃饭时都是挑三拣四、嫌好道歹的。有时候吃不下，干脆把吃剩的馒头随手扔掉。为此，我常常教训他，说：要是在１９５９年春天，我们全家连这一点点馒头都没有。后来，我常常拿５９年作例子，教育孩子要珍惜粮食。儿子厌烦了，有一次竟这样顶撞我：“爸爸，你别说５９年、５９年的了，反正到５９年还早着哩！”
我感到既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儿子他不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笑的是他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我所说的５９年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５９年。
过了几年，１９９４年，儿子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开学的时候，我像好多做父母的那样，专程从山东到上海，送孩子到大学报到。就在那所大学里，我看到一幅令我惊讶不已的现象。大学的餐厅很大，也可以称得上很豪华，天花板数百盏荧光灯照得煞白雪亮，下面是一排排米黄色的固定桌椅整齐地排列着。打饭用的是磁卡。那饭菜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当然还算不得很好。但大家吃得一团火热。有新生也有老生，有男生也有女生，还有恋爱中的一对对情侣，勾肩搭背，亲亲热热，看着很有点有福同享的味道。尽管他们吃得很是香甜，尽管餐厅在最显要的位置张贴着“珍惜粮食”、“浪费可耻”醒目的大标语，但在他们离去之后，我还是看到了一幅令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景象：餐桌上遗留下大块大块、整个整个的馒头，有的只咬了一口，就扔在那里。而洗碗池旁的水缸里则存了满满两大缸被倒掉的剩饭剩菜。从那白花花的大米、馒头上，我想到了我中学时代的生活，那时候，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地瓜面轧成的乌黑的、又干又硬像鹅卵石一样的面卷，吃着又苦又牙碜。就那，每顿饭的定量也只有一个，连半饱都吃不到。每天只有中午才有一顿炒菜。说炒菜其实只是白水煮萝卜，或清水炖白菜，一个班５０多人的菜桶里，上面漂浮的油星都没有现在洗碗水里的多。看了眼前的浪费现象，真是令我瞩目惊心，甚而有点儿愤怒了。那一天,我老是觉得心口发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在那天的傍晚，在操场边的草地上，我与孩子们席地而坐，促膝谈心。面对这些莘莘学子，能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又考上名牌大学，我由衷地替他们高兴。但是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性，我实在不敢恭维。做为家长，我觉得有责任对他们施教一下。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说：“在我小的时候，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有的被生生饿死……”还不待我说完，一个北京来的学生眼睛瞪得好大：“水肿病就是缺乏营养，没有粮食吃，干嘛不吃肉、吃鸡蛋、喝牛奶呀！”他说完之后，竟然有几个同学发出附和的声音。
我愕然了。
打死我，我也绝对想不到现在的大学生会这样回答我。
按他们的理解是：人不一定非吃粮食不可，除粮食之外，还可以吃鸡蛋、吃肉、喝牛奶呀，只要摄取充足的蛋白质，当然就不得水肿病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那样生活极端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粮食奇缺，家禽、牲畜几乎死光了，又怎么能搞得到鸡蛋和牛奶呢？
这倒令我想起历史上晋惠帝司马衷的故事，时遭荒年，农田颗粒无收，哀鸿遍野，灾情上报朝廷，他倒说得轻巧：“何不食肉糜？（为啥不喝肉末粥呀？）”
无独有偶，法国大革命前夕，１７８８年法兰西歉收，面包供应不足，价格昂贵。翌年巴黎市民抗议面包涨价，攻陷了巴士底监狱，又转向凡尔赛宫。匆忙中的路易十六玛丽·安东尼王后赶紧向市民建议：“没有面包吃，就改吃奶油鸡蛋卷呀！”
你看，当今的大学生说的竟然跟晋惠帝和法国王后如出一辙，怎么能不令我瞠目结舌呢？
对于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它的成因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姑且不去论述，单说那场大饥荒的范围之大、危害之深，以及对我国国民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来说，都是罕见的。
那样深重的一场灾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然而，尽管那些做长辈的平时没少向晚辈们灌输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辛酸往事，但大都只是停留在口头表述上，却很少形诸于文字。而一旦涉及到文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好像有点儿犯忌，甚而有点大逆不道的味道。仿佛一提到那个年代的事情，就是揭短，是曝丑。果真是那样吗？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兴衰史，本身就是一笔财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它对于后人，总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今后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成长，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平心而论，那段经历，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场灾难，毋宁说是一笔财富，它使我终生受益。从那时到现在的四五十年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无论生活再艰苦，日子再贫穷，一想到那三年的大饥荒，一切都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每当我的家人或朋友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经常拿那个年代的艰难处境来对比现在，只要能吃饱肚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口，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客观地记述下来，留给后人。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再过几十年之后，凡从那个年代里过来的人，包括那个年代出生的婴儿下世之后，那一段历史将会永远被湮没，被遗忘，后来的人一旦提到那段岁月，人们会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就连那些历史学家考证起来都会有一定的难度。正如南京大屠杀，如今在日本竟然被某些人说成是凭空捏造、子虚乌有，单单靠我们的证据还不够，竟不得不借助于外国人的日记、照片来佐证。而若干年后，如果连三年困难时期也形成那样的局面，对于我们至今还健在的过来人来说，不就显得我们太草率、太失职了吗？
所以，从上海回来的列车上，我就开始打开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时，我只是想写一部纪实性的长篇小说，根据一个十岁少年的真实经历和耳闻目睹去记录那段岁月。但是，我想得太天真了，那样大的一场灾难，仅以一个十岁少年的见闻和经历去反映，实在难以囊括。况且，我秉性愚顿，想象力又差，再加我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又少得可怜，虽然浪费了不少稿纸，最终写出来的也只是干巴巴的几个章节。接着１９９６年，我们夫妇去山西洪洞考察了一趟，回来就着手另一题材的写作。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间，又有一大批经历过大饥荒的人相继谢世。现在活着的人，大概只有５５岁以上的才有资格回忆那段岁月。这时候，从我心里来说，除责任感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紧迫感。好似一块顽石压在心头，使我喘不过气来。仿佛不完成这项使命，我就无颜面去见自己的父辈和祖宗。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一次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它。
去年冬天，因为女儿要生孩子了，需要人照顾，我们不得不客居北京，一边充当保姆，一边见缝插针、忙里偷闲，继续长篇小说的写作。老实说，我写得很苦很累，以往写任何东西都没这样累过。恰在这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疾病突然袭来。一天深夜，我突然感觉心慌气短，赶紧下楼，敲开社区医院的大门，做了心电图，大夫看了竟不敢收治，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后来确诊为冠心病。为此，儿女们再三通牒，为了保命，决不允许再写长篇了。但那未竟之事像一桩债务压迫着我，常常搅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征文这一途径，用天南地北、成千上万的人来共同回顾、展现那段岁月，那样总比我一个人干干巴巴的叙述要好千倍万倍。况且我有住在北京这一便利。一旦有了这一想法，便立即付诸实施，连夜拟好了征文启事。为了办得稳妥可靠，我们首先征得作协的支持，给开具了身份证明，然后就去了中国老年报和作家文摘报。虽然刊登广告支出不少费用，但我们觉得为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非常值得。
广告刊出后，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无论是信函还是电子邮件，应征稿件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文稿作者有离退休的各级党政干部，有干休所的将军、校官，有作家、记者、报刊编辑，有大专院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和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有民主人士和来自全国各省份农村基层的稿件。文稿内容都是从各种角度叙述三年困难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并不仅限于饥饿，有的写结婚，有的写升学，写参军入伍，写各种票证，写人际关系、社会百态，有的写工矿企业、机关学校，有的写城镇居民，也有的写乡村里发生的令人惊叹感慨的事情。有的年老了书写不便，让儿女们代笔。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偏瘫了，竟用左手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地写了几大张寄过来。有的写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生产自救，战胜困难；也有的写干部群众精诚团结，共渡灾荒。有很多感人细节，也有很多沉痛回忆，读后令人感慨万端、不禁潸然泪下……。由于稿件太多，我们只能从优中选优。我们的编辑宗旨是客观地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状况，并不想引起人们的论争。因此，在选材上，我们慎之又慎。惟恐有主观臆断或言辞过激的东西，对于个别有锋芒的篇章和段落，我们尽量予以回避。唯一缺憾的是来自农村的稿件稍显不足，而当年最苦最惨的还是农民。
稿子编好的时候，已经到了２００８年底。明年就是三年困难时期５０周年，在这个时候，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它能客观地反映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便于我们党和各级领导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级领导在制订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国计民生，万万不可疏忽大意。二、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对困难，没有消沉，没有气馁，而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克服困难，战天斗地，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渡过了三年大饥荒。它说明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是坚强的、伟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蒸蒸日上的。三、５０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正在由温饱步入小康。而现在的青少年，对老一辈人的艰难岁月早已淡漠和陌生，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建设成就来之不易，不知道珍惜眼下的幸福生活。这部书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将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能使他们增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人生观，对现在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总之，这本书的出版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将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
最后，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欣然接受这部书稿，尤其是总编室主任、责任编辑刘延庆先生，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同时，也向来自全国近３０多个省份，踊跃为本书撰稿的已届花甲、古稀、耄耋之年的作者同仁们致以衷心感谢！
编者：潘永修 郑玉琢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于北京绿景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