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3）

陈绪国

 

第三节    从“郎顾之争”到“刘吴之争”

 

第三，“郎顾之争”大长了弱势群体的志气，锻炼了一大批左翼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突破了右翼势力的封锁线。

“郎顾之争”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左翼学者取得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大战、诉讼大战的伟大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郎咸平的带动下，左翼的群众运动，冲破了右翼二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理论堡垒，取得了第三次“姓资姓社”大争论的伟大胜利，促进了法制化建设进程，为今后保护国有资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具体说来，“郎顾之争”的伟大意义有三重，一是由以往从上到下的争论，发展为自下而上的争论，由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上升为“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的争论，由两次失败的记录上升为首次胜利的记录；二是左翼学者单兵突进，第一次公开亮相，大力反击右翼势力，冲破了“官学商一体化”的强大堡垒，阻碍了国有资产继续大量流失；三是左翼学者介入了物权法等法律制订工作的大讨论，第一次在重大法律制订中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一、“郎顾之争”虽然遭到众多高官、学者和私营企业主的围攻，但是仍然取得了“第三次姓资姓社”理论战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邓小平主持的以推翻华国锋中央政府的“两个凡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推动“改革”进程。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指导方针，否定计划经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有些过火。

第一次大讨论，是利于推进改革，但遗留下来一些后遗症。主要有两个：一是去毛化、去政治化、去计划经济化，有可能将原来一些优良传统作风去掉了；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逻辑不严谨，既然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检验实践的标准是什么？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这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于中国的未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次大讨论，压制了“两个凡是 ”的左翼，倡导和坚持这一核心价值观的被无情地赶下台，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行其道。

第二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说是“姓资姓社”大讨论，实质上是学习邓小平讲话大讨论，几乎是“一边倒”。

第二次大讨论，是第一次大讨论的继续，也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讲话的继续。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邓小平视察广州、深圳、珠海、顺德，对广东的改革开放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要给予广东省以特殊政策来扶持。这是第一次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已经离休后的邓小平，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携家人十数口乘专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沿途发表了许多谈话。谈话内容，包括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要胆子放大一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改革开放不要争论，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信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等等。这是第二次南巡讲话。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开始形成。由于缺乏经验，缺乏配套措施，改革开放的成本非常巨大，黄赌毒和贪污腐化开始盛行，“公退私进”和“国退民进”、“国退外进”形成浪潮。

他们认可以合并、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经营、出售转让、嫁接改造、抵押承包、破产拍卖等8种改革形式，加快小企业改革步伐。全省国有小企业据此在几年内基本上完成了改制。

第一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有争论的，它的命题，是一个哲学的二元论，很有煽动性。在“政治决定学术”的氛围里，不“统一认识”也得“统一认识”。

第二次“姓资姓社”大讨论是一边倒，几乎听不到多少另类声音。在过去的10余年间，知识分子们见证了“反异化学术运动”、“天安门事件”等诸多不幸事件，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这一时期，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最活跃的时期，许多非主流经济学家偃了旗，息了鼓。

第三次“姓资姓社”大讨论则是白热化。

第三次“姓资姓社”大讨论，不是由境内学者挑起的，而是由境外学者提起的。这是因为，国内学者受条件所限，受政治家钳制，明知某些改革措施不妥，也只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在大陆非常时期非常政治环境里，发表个人不同言论，无异于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十分危险——轻则饭碗不保，重则身陷囹圄。

郎咸平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以拯救中国经济于水火为已任，他没有任何顾虑。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被称作“讨顾檄文”。此文一经网络刊载，即刻引进社会关注，一片哗然。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问题，推上了台面。这场争论，触及到几个要害问题：国企改制到底应不应该？“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国资流失与否谁来评判？国企改制是否足够透明、程序是否足够合法？国企产权激励是否具有合法性？

争论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张维迎、郭小年等人，有的力挺“国退民进”的代表顾雏军，有的批判郎咸平。顾雏军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不料，一年后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

（以上资料，见经济学阶梯教室《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及其走向》）

在争论白热化之际，郎咸平呼吁“国有企业不能再卖了”，“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他建议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MBO。他认为国有企业要设立防火墙，以防止各种病毒的侵入，防止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

郎咸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所有者缺位”。而在于“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失。国有资本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是国有资产的保姆。但现在的问题是，保姆是利用法律的缺陷“自己制作价格”，将国家财产“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某些职业经理人，当企业做好了，是自己的功劳，要这要那；企业做坏了，就责怪体制，什么责任也不承担。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认为，那些“好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关键还是其所处的整个行业在近20年中处于上升阶段。中国的“好企业”大多集中在电子、家电领域。同时，其发展与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分不开，没有理由因此就可以把这么多好端端的企业卖给经营者。他认为，对于那些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也不完全是“产权问题”导致的。国有企业有自身的生命周期，不能认为某些企业死掉了，就认为是国企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

左大培说，郎咸平分析的案例主要是上市公司，据他了解，国内一些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也存在大量“通过产权瓜分国有资产”的现象。并提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警惕出现如俄罗斯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权贵资本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国企改制问题的提出，不仅对于海尔、TCL这样的企业，更针对大量存在的打着“产权改制”幌子来侵害国有资产的基层案例，并且受到媒体和普通民众的极大关注。他认为，“产权改制”应当放缓或叫停。“既然在程序上和制度设计上还存在重大争议，为什么非那么急着改呢？”他不赞成涉及国有资产改制这样重大问题上，采取“先实践了再确认”的思路。

资深证券专家、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林义明承认，国企股权转让，在定价方面非常不透明。很多实例表明，不公开的东西太多了，而大多数人连知情权也没有，包括很多业内人士都不知道内部情况。

国资委人士也承认，“当前政治体制导致了决策不科学、不民主，许多好的意见和方式没有被采纳，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

2006的两会期间，在吴敬琏所在的全国政协经济组讨论中，有委员提出，所有大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市场化本身的缺陷，因此建议加强政府干预。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温总理提出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但进展不大，因为这一年爆发了很大的争论，到底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这一年好像陷入这个争论之中，好些应该出台的改革被延迟了。”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批评道：“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禁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并否认左翼人士指出的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否认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他给左翼人士扣上“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吴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一场私有化、腐败化的“改制”，就是让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歇斯底里、毫无顾虑地侵吞国有资产。这比美国、英国等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国家更加“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封建阶级自由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非主流经济学家们指出，即使改革开放不动摇，也要反思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不是改革不动摇应能解决的。能否坚持科学发展观，能否将社会和谐顺利推进，能否建设新农村，能否排除官学商权贵、既得利益者的干扰，能否排除地方势力念歪经，这些都是大问题。

新浪网的支持率印证了郎咸平是个伟大的的学界英雄

2005年8月，由新浪网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截至8月24日零点，网民对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1.51%。说明了郎咸平是真的英雄，说明了第三次“姓资姓社”两条路线的斗争、网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予走资派、资改派和权贵资本家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2006年11月，由新浪网在网民中又作了一个小调查，截至11月19日，“认为顾雏军最终是否被判刑”，回答“是”的占87.7%，回答“否”的占12.5%；在对“德勤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回答“是”的占93.16%，持“否”的占6.84%。绝大多数网民站在郎咸平一边，反对顾雏军和连带责任人。反映了网民空前民主、空前觉悟。（人民网）

 

二、“郎顾之争”的第三个升级版本——还原、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郎顾之争”的第一个升级版本，是将“郎顾之争”演绎成了“郎顾之讼”；

“郎顾之争”的第二个升级版本，是将“郎顾之争”和“郎顾之讼”演绎成了“严顾之讼”；

“郎顾之争”的第三个升级版本，是将“郎顾之争”演绎成了“刘吴之争”。

刘国光与吴敬琏之争，就是一场深入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争，亦即科学社会主义、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论争。

刘国光的代表作，是《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在改革开放时期抵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侵蚀，还原、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伟大意义。

1．“刘吴之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研方向

2005年7月，教育部破天荒地完整地把刘国光的文章《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贴在网上，并加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本刊发表，以飨读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2006-10-28）

很显然，刘国光要从根本上经济学教育，使之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中来。这个论题，大大超过“郎顾之争”的范畴，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两个凡是”，回复到了第一次“姓资姓社”中的老命题中来。同时，对于后两次“姓资姓社”作一个穿插，一竿子捅到底。

刘国光之所以不失时机地重新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是针对当前严峻的教学风气、经济形势有感而发的。另外，经过一年多的“郎顾之争”，积累了经验，积聚了人气，完全可以顺水推舟，一鼓作气。

《问题》一文，先从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并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点出高等院校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从九十年代开始，教材已经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开始转变为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如北京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

接着，谈到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刘国光引用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的理论说，当前意识形态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指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流，不能搞经济学双轨制。刘国光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问题。

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刘国光指出，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包括：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迷信市场自由化；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这些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国情是格格不入的。早在1983年，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的左大培等，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张五常要埋葬马克思主义，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这是什么道理？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国际化的产物，它根植于中国的土壤，成了本土化。而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人，说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与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再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社会主义，干扰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人是干扰改革，不是指导改革。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关于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归结到教学方针要明确；教材建设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并对于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对于“海归”派的恰当使用；高校领导权，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就地撤换，不能太马虎了！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刘国光最后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

刘副院长的文章，远远超出高等教育的范畴，也远远走出意识形态的范畴，他提出的是我国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刘国光说：对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谈话，没想到引起了这样的风波，并且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大概8月份，他们整理出简报，上报上去，李长春同志很快就批下来了。8月17号，长春同志批给我们意识形态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云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济同志等等，说“很多意见，值得高度重视。”（韩强：超越郎顾之争的刘国光与吴敬琏之争。乌有之乡网）

刘国光的7-15谈话，是继“郎顾之争”之后又一个政治冲击波，直指当前形势的核心问题，批判资改派的错误倾向。紧接着，全国理论工作者三次举行上百人的集会声援，声势浩大，越来越大！进一步孤立了“挺顾派”，打击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霸王之气，大长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威风！

对于刘国光《问题》一文，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看到以后，当然如丧考妣，如坐针毡。一个自称“江郎才尽”的作者，2005年12月15日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发表《刘国光的忧虑和牢骚》，反抗刘国光。讽刺刘国光的文章不能如期发表，遭到冷遇，讽刺刘国光有地位，有身份，不为某报刊赏识；讽刺刘国光不识时务，与邓小平南下讲话不合拍；讽刺刘国光上纲上线；讽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讽刺《资本论》孤陋寡闻——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甚至变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甚至讽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讽刺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反诘刘国光：

“刘国光在11月里所发的牢骚，其实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共同毛病，就是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只埋怨别人不尊重自己，不愿倾听自己的见解，却不愿反躬自问，自己贩卖的是什么样的货色。采取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够占领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阵地？还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何以解忧，唯有自救；不必牢骚，虚心求教。我想，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振兴之道吧”

这说明了仍然有的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一定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要将西方的经济学当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2．“陈茅之争”与劳动价值论的维护

老右派茅于轼2008年12月12日在价值中国网发表《茅于轼：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矛头直指宪法、社会制度、一党执政和意识形态等，当然也少不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资本论》等。提出要用他的所谓的“交换价值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大中专院校的教学非常不满，他说：

“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部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于是是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改革以来经济学界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恐怕有三分之一都跟劳动价值论直接间接有关。这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经济学界相比较算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这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在原体制之下中国培养了一批专门教劳动价值论的各个级别的老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进而到研究员和劳动价值论的专家。他们所熟悉的就是劳动价值论，要他们改讲交换价值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捍卫劳动价值论。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到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经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是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是劳动价值论的天下。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老师不愿意教，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叫校方非常为难的的事。党的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一定要学，而且要学好。可是现实生活却强烈地抵制这种理论。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立了交换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没有破，还照样顽强地存在着。”

对于他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我在价值中国网陈绪国个人网站上发表了《茅于轼要叫嚣“橙色革命”？》共6篇文章，计5万多字，后被乌有之乡网转载。

在价值中国网上，网友武候坡留言道：

“学术研讨的确可以意见不同可以争论可以交流.但决不能无端诋毁谩骂和攻击.
   而茅于轼胡星斗之流,姑且不说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多么的浅薄无知.最可悲的,这些自命不凡的砖家叫兽,他们连学术争论的这些基本常识和道理都不明白.如果系统的看过他们那些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我们就会知道,它们对马克思的侮辱,对毛泽东同志的疯狂妖魔化,早已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这些品格低下沽名钓誉的鼠辈,怎么可能读懂《资本论》这样的宏伟著作呢.有良知的人们对他们进行回击和批判,是完全正当的,也是应该的.
   支持陈绪国先生.”

网友成一留言道：

“资本论的解读可以帮助认识金融危机的实质。全球都在讲金融危机和泡沫。究竟什么是泡沫？至今没有看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注解。实际上就是超过劳动价值的部分。如果老百姓都觉得自己的生命不重要，当然可以不去关心劳动价值和资本论。真是的，何必呢？
  市场万能论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家一定是反对《资本论》的。这不奇怪。只是不知道这些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难道欺骗老百姓是人生价值吗？”

乌有之乡网友也基本上持支持态度，摘录如下：

茅于轼的《改革》中，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有语言学的、历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甚至还有社会现实问题，显示出他知识贫乏，而他是不懂装懂。加上他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有故意颠倒是非之嫌，抹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文章写得很糟糕，批判他也很费工。

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应该给予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敲响了警钟。西方许多国家，从政界到学界，开始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类似于茅于轼之流死不悔改，还一再的大放厥辞，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呢？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直截了当地说：“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对经济问题的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学习怎样避免遭受经济学家的欺骗。”（《西方经济学》第870页，注释①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第4页）

历史注定了要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送终，注定了要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轨道上来！

刘国光的文章发表以后，中央高层和主流新闻出版部门，开始重视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门户网站和其他媒体，大量地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央的文件中，也经常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某些“主流经济学”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到网民潮水般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理论遭到迎头痛击，政治空气、社会风气不同程度地得到净化。

刘国光今年3月份在人民网上发表《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再次为政府干预主义鼓与呼，得到左翼学者们的好评。笔者在3月21日在价值中国网发表了《资深经济学家刘国光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鼓与呼》，肯定了刘国光同志的正确观点，许多网友看过文章后，也留言支持。

战斗正未有穷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还原、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任重而道远。

 

三、“郎顾之争”从产权之争到法制建设之争

1．郎咸平从产权之争到法制之争

郎咸平意识到，仅仅从产权来争论，是肤浅的、不会有结果的争论。要从根本上来推翻资改派的错误路线，必须上升到法制的角度来论争。

以下是中华复兴网博客与郎咸平的对话。

郎咸平：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来源：中华复兴博客）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者(以下简称记)：郎教授，我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这些天您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那您在行内人士那里听到的是赞扬的声音多呢，还是反对的声音多？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基本上是反对的人多，不管是企业界的人士还是经济界的学者。而且这些反对是一波波来的，非常有秩序的反对，不是大家都一齐跳出来反对，而是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来反对我。而且这些反对是从一些很小的人物，从我没有听过名字的学者开始，到了张维迎这样的富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也来反对，所有反对的内容都出奇一致，都是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状况是好的，现在走的道路是不得已的选择。

记：这个反对的浪潮在你意料之中吗？

郎：我早就准备好了。

记：你觉得他们反对你，是不是证明你说的某些话有偏激的嫌疑呢？

郎：我同样早就准备好了为我所说过的话负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说的是对的。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记：你所指的成功是什么呢？

郎：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比如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我承认，这些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

记：你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

郎：没错。我们想想看，因为它效率差，就把它全盘否定，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不是我们又倒退了呢？而且这些人生产资料的取得又有两大特性，一个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中国的法律是不健全的，法律的规定是非常不详尽的，而且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跟英美法系国家又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是什么标准呢，就是社会公众意见是判断的标准，你不能违反社会公众习俗。陪审团认为你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而我们是根据条文来判断的。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条文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我们的公司法又是一个不健全的法律，难道法律没说的做了都是对的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些人在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

记：你认为其实是未必合法。

郎：不是我认为，而是根本就是不合法的。只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是合法的，但是在英美法系里是违法的。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社会公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民在骂你呢？

还有第二个就是买卖双方制定价格，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的渠道。国有财产不属于他们某一方，而是属于全体老百姓的，你妈妈的房子价值500万，我给你50万贿赂，我就私自把你妈妈的房子贱价买卖了，能行吗？而现在，这居然是合法的。所以为什么引起老百姓这么大反响？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2．陈绪国支持郎咸平的“产权保护论”

在“郎顾之争”白热化之际，笔者陈绪国也加入到支持郎咸平的行列之中，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企业国有产权单独向管理层转让难说合理合法——国企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草率行事》，有7400多字（请见价值中国陈绪国个人网站2008-10-28职业日志）。针对国有资产保护法的空白与漏洞，提出四点主张：一、立法的程序与立法意义；二、立法对象与立法依据；三、立法的实施步骤与时间、法律空白与违法者责任；四、立法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所涉及的中心问题，是国有中小型企业，在经过几轮强制性地转让以后，“要不要继续向国企管理层转让、怎样转让？要不要立法、怎样立法？”，以及怎样用心保护和做好国有企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重大问题。主要针对的立法，一是质疑2004年初一委一部出台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二是质疑2005年4月14日一委一部出台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按理说，这两部部门法，有比没有的好，打破了国有企业胡乱转让、胡乱白送、倒贴白送等腐败行为，控制了管理层转让的某些权利。但是，文件的重点，仍然是要对国有企业大开杀戒，郎咸平等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发出的“国有企业不能再卖了！”的呼声，实际上针对当时形势，也是针对这两个文件的。

资料显示，国家统计局2000年10月30日，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公报》披露，此时，虽然经过90年代几轮的资改过程，国有企业仍然保留了44.2万个，占262.8万个的16.8%；到2005年12月《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国有企业共剩下17.9万个，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净减26.3万个，减幅高达59.5%，占当时全国法人企业325万个的5.5%。与此同时，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增加了22.3万个。

国有企业的“三光政策”，是从198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大肆进行的，一阵飓风过后，小型国有、集体企业一扫而光。按道理，国有企业贱卖、贱送、贱赔给私人和外国老板以后，更应该反思，应该适可而止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资改派们丝毫也不反省，丝毫也没有罢手的意思。

下面一段文字，是《企业国有产权单独向管理层转让难说合理合法——国企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草率行事》的内容之一：

“另一种高论，叫做“抓大放小”。殊不知，企业越大越难做，投资风险、经营风险与“大”往往成正比如影随形。上世纪末的世界金融风暴，最先倒霉失败最惨的就是大型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企业管理》月刊2005年第1期发表的《国企改革着力攻坚》一文中透露：“1995年到2003年，国有中小型企业由24.5万户下降到14.7万户，而实现利润，由22.8亿提高到1968.2亿元。”这证明绝大多数国有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情况是正常的，相当部分提升了档次。该文还透露，截至2004年4月，全国共实施政策关闭破产项目3377户，涉及职工620万人。国有企业职工从最高时的75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4400万，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累计达到2818万人。
　　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既不是最好的形式，又不是唯一的形式，甚至可以认为是最差的形式，将“宝”押在一处，孤注一掷，不是大贯满盈，就是倾家荡产。
　　我怀疑，我国的财政是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了？是不是受什么利益小集团的委托，非要进行一场“伟大的产业大革命”，让几千人富起来、让几千万人穷下去、让几千亿甚至几万亿国有资产白白流失？
　　依愚之见，近几年，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开始走弯路，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浮躁证，急功近利、不计后果、不惜代价、任意指挥、欲速不达的倾向已经很明显。
　　比如，1999年，我国政府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收购处置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当时财政部明确，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为十年，计划在处置完不良资产后关闭。而后来，财政部又提出要求至2006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计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必须全部完成（经济展望2005年第1期第22页：张培娟“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陷入五大困境”）。很难想象，这么一大笔不良资产，涉及的单位和人员又是那么多，这么高难度、多头绪、浩繁无比的大工程，单靠一委一部四公司来完成，而且层层加码，由原计划的10年完成，一下子缩短到由6年来完成，是否有光顾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光顾了速度而忽视了效果，光顾了当官的而忽视了群众之嫌？”

从以上国资委官方发表的文章来看，国有中小型企业，不是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转让的，恰恰相反，是在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被资改派强制转让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实现的利润，由22.8亿提高到1968.2亿元。但是，在不到4年时间内，国企失业人数高达3100万人，下岗人数高达2818万人。这种杀公济私、杀贫济富、杀鸡取卵、断子绝孙的恶劣做法，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文章阐述，由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组成的逼债团，以处置不良资产为名，迫不及待地提前向国有企业逼债，肮脏的黑手伸向国有企业。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猫腻也未可知。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真理，呼唤正义，呼唤公平，呼唤社会主义的民主化与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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