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和元
西方学界认为，最迟于今年，中国将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根据英国杂志《金融时代》去年8月10日的报导，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总额将占到世界生产总额的17%（11万7830亿元），从而超过美国的16%。之前曾经就有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但是，现在比当初预想的2013年提前了4年。直到2006年为止，美国仍然占据世界制造业生产总量的20%，大幅领先中国的13.2%。但是，按照预测，今年美国的生产总量将占世界生产总量的16.9%，而中国为15%，中国几乎已经追上了美国。中国政府于2008年8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0.7%，创下10多年来的最快增速，也超过了先前的预期。
而同时，中国的GDP增长率在糟糕的2008年还将保持在10%，而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已连续6年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这也意味着，如果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幅达到上述水平，那么，其经济规模绝对值最早将迟在2008年底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170年后的伟大复兴。
也正是基础于此，学界开始自我满足的谈论起一个所谓的大国崛起的概念，先是从记录片《大国崛起》开始，在到《复兴之路》，而这次的《中国不高兴》终于，把这个情绪推到了极点。这本揉合了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等主题的著作，所预备强调和宣泄的无非是一团所谓的民族自信而已。
事实上早在去年奥运会期间，《中国青年报》以3,006名中国网民为对象，对奥运会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进行了相关调查。47.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就是“鸟巢一代”。作为亲身体验过奥运会的新一代，与前人看待社会和世界的视角有所差异。中新社的评论员许晓青分析认为：“鸟巢一代中的很多人通晓外语，开放外向，追求变化的欲望更加强烈，将成为诱导中国快速变化的核心力量。”
问卷调查显示，鸟巢一代的最大武器就是自信心。55.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奥运会后，不论对什么事情都满怀自信，毫不畏惧。”分析认为，成功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奥运会，超越美国名列奖牌榜第一位，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优秀性，这些自豪感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心。
诚然自信心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必要的，但问题却在于这个自信心的度却很不好把握，稍一过就变化成为了夜郎自大，一自大就变的忘乎所以，就变的自以为是，而一自以为是，那么对外时，所谓的“开放、理性爱国、敢于竞争”就演变成了保守、感性爱国、抵制。所谓的中华民族主义向就会向盲目的、国粹的中华主义转变，而对内则任由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在中国的民众意识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他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并且他们乐观的认为，中国不是在将来而是现在就已经走出了一条完全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发展之路，但他们却对中国现存的问题却视而不见。
对于这种趋势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到来。这种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表现形式而演化成的无知主义和自大主义正是我们焦虑的所在。
在谈到北京的成功，对伦敦举办奥运会是否构成影响时，一个英国官员强调说：“不要把我们跟中国比较，我们不会跟中国人攀比，因为我们是小国，而中国却是个大国。”对于这样的言论，从网络的反映来看，它是很让我们那些标榜“开放、理性爱国、敢于竞争”“鸟巢一代”受用的。但好心，中国人你凭什么敢在英国人面前受落你是大国论。
我曾经在《联合早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说在未来发展的发展路上俄罗斯人比中国更具有潜实力，人民网予以了转载，但他们却把标题处理了，显然他们对我的看法是不能够赞同的，至少他们认为这种论调是值得商榷的，我仅仅说的是潜实力，但他们还是在我的标题上打了个‘？’号。而一个网友在那篇文章后留言说，中国从来就是大国。这点我完全赞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同时拥有广阔的领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确从来就是大国,不仅是现在，就是那个破落的大清帝国也是如此，有经济学家测算，在1840年以前，中国的GDP总额是世界GDP总额的35%，这个比例远超鼎盛阶段的美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的比重，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31％。但让我们“鸟巢一代”失望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却在1840年 6月，被懿律率领的四十余艘英国船舰和4000士兵打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对于这样的‘大国’，不知道我们的“鸟巢一代”有什么感想。而到了1949年后，特别是到了1970年以后，中国10亿人中就有着8亿赤贫人口，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依然还是大国，中、美、苏的三角格局就已经说明问题了，那么对于这样的‘大国’，我又不知道我们的“鸟巢一代”有什么感想。
回到那个有自知之明的英国官员的话题上，2007年，中国以GDP总量达到26847.05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上已经稳当的占据了第四把交椅，（今年完全有可能把这个位置再提前一点了）而英国‘仅’以23413.71亿美元而不得不屈居第四位，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谈他‘辉煌’的过去，但讲讲现在，虽然在2007年中国的GDP总量上已经达到26847.05亿美元，但不要忘记的另一个事实是，这个总量是由131457万人，建立于面积多达959.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而英国那‘区区’23413.71亿美元，却仅仅只是6060万人在24.4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完成的，6060万人的24.48万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欧洲的英国就等同于中国的湖南，而与英国在人口与土地面积几乎一致的情况下，2007年湖南全省生产总值是多少呢------9145亿元，注意是人民币。英国人均GDP38630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为2042美元，换句话说，便是泱泱中国，凭借以18人PK1人的集中优势，终于打赢了英国人，通过这种PK方式，终于使中国成为了‘大’国，而英国成为了‘小’国。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论述有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的借口是中国在最近三十年中去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的时候为3624.1亿元，到1997年为74462.6亿元，2001年为95933.3亿元，2002年为102398亿元，2003年为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运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0多年来增加了近8倍。而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在增长，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5097.6亿美元，2002年的620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3.5%，不仅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高出近8个百分点。进出口差额由1978年的-11.4亿美元（逆差）扩大到1986年的-119亿美元，而后开始上升，到1990年扭转为顺差87.4亿美元，2001年为225.4亿美元，2002年的304亿美元，成为世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好心，把眼光放开些再说，鼠目寸光，我知道这种‘井底的蛤蟆’的眼光是放不得太远的，那就放近一点，看看韩国人的发展成就吧：60年前因美国和苏联而分裂的韩半岛南方领导人高举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旗帜建立了大韩民国，北方则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一党独裁之路。南方当时除了几家碾米厂和胶鞋工厂外，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而韩半岛大部分工业设施和发电设施以及地下资源都位于北方。从这时开始的60年里，就连仅有的工业设施也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破坏，而且，在这狭窄的土地上还要养活从北韩逃出的数百万名难民，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却成长为当今世界排名第13位的经济大国。曾经不如非洲一个国家的大韩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60年后比非洲50多个国家的GDP总和还要多，大韩民国的出口额高于除墨西哥之外的中南美国家的出口额总和。60年之后，GDP增加740倍，出口增加1.5万倍。在世界诸多国家中，韩国的产品成为富有和成功的象征，全球投资公司高盛集团预测说，韩国40年后将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大国。
请注意以下几个数据，60年之后，韩国的GDP增加了740倍，中国明年也将迎来建国60周年，到时候中国又能够增加多少倍呢？
对于“鸟巢一代”，据说又是最具有时代感的一代，其中最典型的特征是他们比较于他们的前人更懂得投资与理财了。对于投资专家所宣扬的投资时应注意投资对象在未来的成长性，他们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今日世界经济已经迈入或正在迈入网络化时代，但事实也证明区位对竞争仍然是基本的因素，只是我们也应该足够的认识到的是这个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今非昔比，在竞争主要由投入成本推动的年代，某些禀赋如廉价的劳力供应促成某些区位的比较优势。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国家。
然而今天经济生活的竞争更具有动态性，网络化、全球化的资源调配已经在减少投入成本的不利因素，从而决定了竞争优势依赖于投入品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利用。诚如新竞争经济学所做的阐述：“在现实的竞争中最起作用的不是投入和规模，而更多的是生产率。太多的事实证实，生产率，而非出口或自然资源决定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民生状况。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生产率取决于区位竞争的微观基础。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经济行为的主体---企业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企业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沓的办事程序下或者不公平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就不可能能够有效的运转。
因此，也就决定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有从新定位和定义的必要，他们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经济而正面的竞争规则，如：产权保护及反垄断的立法，以便提高生产率，以促使经济成功，最后政府应改善和集中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
但《福布斯》杂志于去年早些时候出笼的一个专题却给我们一个很响亮的耳光-----那就是中国的成长性问题，为了确定最适宜经商的国家，《福布斯》杂志对120多个国家各自的商业环境进行了分析，其中主要关注人身自由的程度，如参与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权利或言论和结社自由。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我们考查了小股东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追索权。而在腐败方面，我们则衡量了滥用企业资产谋取个人利益事件的次数和频率。再加上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和低通货膨胀率，所有这些重要因素都反映了各国是否适合进行资本投资。
相对于那些进取的国家，中国是来了个逆水行舟，中国相比较于前年的表现，去年在排位上又下降了2个位次，当然值得庆祝的是还是进了100强的，并且已经高居第79位了，而《福布斯》杂志在解释下降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食品和其它商品成本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率升高以及企业家负担的加重是让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最适宜经商的国家排名中较为靠后的原因。
而另依据高校与企业在研发领域合作密切、知识产权得到高度保护、人力资源和投资得以高效利用、优秀的创新能力、成熟的商业文化和出色的科研能力、预算盈余和较低的公共债务、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市场等因素来予以考量的国家竞争力排行中，中国一致处于35—50位之间徘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与美、德等国相比较，较低的竞争力，并不能阻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我们承认，在中国连续20多年政策的进步和开放中，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结构转型是GDP增长的重点。可以断言的是，未来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问题却在于GDP并不是全部。由世界经济论坛撰写的竞争力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已经指向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矛盾，足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背后潜藏问题的警觉。因为从计划经济走进市场经济的这些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与社会发展、公共领域的建设和体制完善联系在一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首先，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制约因素开始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融资渠道较窄，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对宏观经济的竞争力是极为不利的。较低的贷款指数和存款总量使得通货膨胀有加速的危险。因此整体社会的商业竞争力也很难出现快速增长。此外，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仍然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中国经济的技术指数仍然在低位徘徊。国内的一些不良竞争导致低价出口，并出现反倾销等，这些因素为今天的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新课题。
其次，公共领域的矛盾正在逐渐浮出水面，部分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将有可能激化。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失业和老龄化，教育体系质量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一则严重影响着整体投资环境，二则导致新的投资未能同商业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公共机构对于经济环境的保障、服务和清障功能如果无法体现出来，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加将加剧社会矛盾，也会造成经济环境的恶化。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等问题引起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形势严峻的贪污腐败问题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而且使得资金流向、行政效率都出现了漏洞。而这种分配的漏洞，又将加剧公共机构对于经济环境的保障、服务和清障功能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又必然诱发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加，从而将更将加剧社会矛盾，以此反过来造成经济环境的恶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从《中国不高兴》所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来分析，当前这个国度奢谈大国崛起，我个人认为这是危险的，事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停止有关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那种高昂的论调，原因在于：
1.内部环境因素：
中国内部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还不具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所必须的治理机制和内部环境。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A、与世界经济接轨，能运用环球市场上的科技、资源和需求去创造财富；
B、保持微观经济稳定，制止市场出现抑制投资的大幅波动；
C、维持高储蓄和投资率，为未来做好准备；
D、依靠正常操作的市场经济，政府以明智的方式进行适当的市场干预；
E、拥有尽职、可信和能干的政府。
该报告我们可将5个有利发展的因素归纳成两个共同点，即稳定的国家和有效的政府。的确诚如共产党政府所提倡的稳定重于一切的论述，因为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商业和贸易也不会繁荣。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一旦脱离国际经济体系，就无法繁荣昌盛。然而，要赶上全球化的潮流，各国都需要内部稳定。
我们必须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大多数人未能从近年来中国经济表现的提升而获得多大的益处。一些人通过代工等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行业富裕起来，成为城市精英阶层，但他们的数量远远低于数以亿计、正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贫困人口。此外，尽管中国已成功地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但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仍十分窘迫。西部儿童营养不良比率很大，同时艾滋病发病率正在不断上升，并且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安定了。
至于基础教育资源极度匮乏，远不足以使中国基数庞大的人口得到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数极低，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显现，诚如迈克尔。波特所说的：“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因为生产率取决于区位竞争的微观基础。没有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经济行为的主体-企业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企业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沓的办事程序下或者不公平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就不可能能够有效的运转。”
这些不足，不仅其本身是中国的耻辱。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一小群haves与一大批have-nots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将对中国的社会凝聚力构成严峻威胁。但问题却也恰好在这里，中国的国民中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但贫富悬殊却近一步拉大，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逐渐增加，社会整合力量日益消解，而同时国家却以市场自由为借口，退出对社会的保护。近期网络上的左派思潮的泛滥，就已经在提示我们了，“国家的撤退”社会保障体系的再缺失，社会财富不公正的再分配，已经在为这个国家的不和谐埋下了伏笔。
当然对于一股过分强调公平原则的观点我也是不能够认同的，的确，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未使得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减少。然而，如果没有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国家饱受煎熬的民众就永远不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国政府肩负着确保经济潜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公正分配的重大职责，但显然它尚未能尽到这些职责。我认为我们的目前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有从新定位和定义的必要，他们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以及经济而正面的竞争规则，如：产权保护及反垄断的立法，以便提高生产率，以促使经济成功，最后政府应改善和集中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特别是包括教育、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的确
2.外部环境因素：
这样的讨论只会为当前的中国威胁论添加材料，这样谈论的结果只会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解决中国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来，以此来完善我们发展的内部机制和环境。夹紧尾巴，韬光养晦，争取对我们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有必要的。当前的大国论，事实是我们自己将我们推向与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及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对立面，把自己置身于可怕的冷战环境。我们必须从这种日益膨胀的自满情绪的走出来。
30年前，当邓小平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规划时，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保持低调。他对他的同僚们说：要“韬光养晦”——否则其它国家会感到受威胁，并一起阻碍中国的崛起。从这点来看邓是有远见的。
综上述，我们可见，无论是在单纯的显象的GDP上还是在隐性的国家竞争力上，我们都没有好，至少西方的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挖掘的，面对这种种，国人难道还有资格继续沾沾自喜，盲目自大吗？
当然这种自大情结这种无知的民粹主义，与当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的放任是有莫大联系的，但我们却想说，这种无知事实上也是一面双刃剑，过头了，也可能会伤到了自己。拥有150万大军，GDP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35%的大清帝国，离我们并不远，从这点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要肯抛弃些夜郎心态，肯务实的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中国不高兴》里一直津津乐道的奥运开幕式里所突显出来的仅仅只是“作秀”罢了，但如果我们不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任由民粹主义放任夜郎情绪泛滥、盲目的追逐时尚、习惯于自欺欺人的国家只会更加空虚。如同患有骨质疏松症一样，成为徒具外表的国家。骨质疏松症患者即使遇到很小的事故，也会一蹶不振。
对于滋长危害民族未来的舆论导向，当局应该刻不容缓地采取负责的措施。事实上中国执政当局绝对有这种引导的能力。当田径明星刘翔放弃比赛的时候，当局所采取的回复管理，就表现了这种引导舆论的能力。
故，革命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抛开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将来的习气，改一改虚浮淫靡的政风，踏踏实实的夯好自己的地基，这才是这个国家最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