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年”说到文怀沙的年龄问题
贺宏亮
前段时间文坛关于文怀沙的问题炒得很闹热。大家都在表示意见，说好说坏可能也都带有一些个人好恶在里面。现在文坛的热点切换得比股市还快，这件事情又过去了，似乎也没什么人再说起。我想在这个时候说一些个人看法。
李辉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原文如下：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我只想对第一个问题即年龄问题说一些个人看法。
再次引用李辉先生的原文：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当年社会，尚无六十岁退休之忧，似不必把年龄说小。与如今的讲述相比，当年相对严谨的档案记录无疑更为可信。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
李辉先生的主要论据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名册、国家话剧院纪录和判劳教的资料。后两种他说得不太明确，但是其最基础的材料，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名册。不过，我认为即使是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存的文怀沙的人事档案（如果有的话），也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现实中，一直存在有“档案记录”也即是“官年”与实际年龄差别较大的情况。
我来举一些材料证明。
“官年”现象由来已久。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记载：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籍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
郗志群先生在《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举人硃卷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对洪迈的那段材料解释到：
“洪迈这段话反映出五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官年现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当起码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现主要是封建知识分子为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上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虚报年龄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应试举子中通行的一种约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当时也并非被所有应试举子所认同；其五，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郗志群先生认为，“宋代之后这种惯例似乎一直在延续，至少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事实上，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这一俗例始终绵延不绝。”他还查阅了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从中选出30位既有硃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17位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他列出一张表格如下：
姓 名 硃卷履历所记生年 年谱所记生年 相差年数
崇 实 道光元年（1821） 嘉庆二十五年（1820） 1
李钟珏 咸丰四年（1854） 咸丰三年（1853） 1
唐文治 同治五年（1866） 同治四年（1865） 1
钱世铭 嘉庆二十二年（1817） 嘉庆二十年（1815） 2
孙家鼐 道光九年（1829） 道光七年（1827） 2
吴大澂 道光十七年（1837） 道光十五年（1835） 2
许景澄 道光二十七年（1847） 道光二十五年（1845） 2
王仁堪 咸丰元年（1851） 道光二十九年（1849） 2
沈曾植 咸丰二年（1852） 道光三十年（1850） 2
陈 虬 咸丰三年（1853） 咸丰元年（1851） 2
高觐昌 咸丰八年（1858） 咸丰六年（1856） 2
王祖畬 道光二十五年（1845） 道光二十二年（1842） 3
江仁徵 （乡试卷）咸丰五年（1855）咸丰二年（1852） 3
（会试卷）咸丰七年（1857）咸丰二年（1852） 5
曾 朴 光绪元年（1875） 同治十年（1871） 4
蒋 萼 道光二十年（1840） 道光十五年（1835） 5
史恩培 咸丰二年（1852） 道光二十七年（1847） 5
缪荃孙 道光三十年（1850） 道光二十四年（1844） 6
表中崇实、李钟珏、唐文治、钱世铭、吴大徵、高觐昌、王祖畬、缪荃孙等八人的年谱均为自订，而其与硃卷“履历”所记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异。
郗志群先生的结论是：
“如上所论，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官员的履历表中清楚地看出来。”
我再举个例子。
中山大学邱捷教授在《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中，发现广宁县知县杜凤治的履历年龄与日记年龄相差有七岁之多。而杜凤治在同治十年二月十四日的日记（原件现藏于中山大学）中道出了原因：他接受“门斗诸友”的建议，自己少报了七岁。
其实，建国初期所建立的干部人事档案，最初也是由干部个人提供相关基本信息。大规模地建立干部档案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核查。干部档案记载年龄与实际年龄存在差异的情况，并非罕见。而《花名册》之类材料的可信程度，就更等而下之了。
我给出这些材料并不是想为文怀沙翻案。我个人对文怀沙的行为也并无好感。我只是想说明：用人事档案或《花名册》等材料来证明文怀沙在年龄上的问题，这种看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存在有问题的。如果仅仅凭借《花名册》、《判决书》等文字材料，不能证明李辉所言“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