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梁文道先生和内地的出版业非常相爱。年初的时候，跟贝贝特的人，在万达单向街看了《常识》的读者见面会。梁文道头上一向戴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帽子。虽然这顶帽子戴的是不是大小合适、是不是当事人想戴的，都有待商榷。
毕竟在我看来，梁文道还是电视人的角色更多一些，虽然兼有合适的社会关怀；但梁文道更为内地观众熟知，也还是更多依赖于节目里的他。虽然用他的比喻说来就是“节目里的自己，嘴巴一张一合，比鱼还无聊。”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无聊。所以这个比喻，怎么听上去，到都有些沾沾自喜。名人为名所苦，倒真是酸倒了芸芸读者。害的万达那场的读者，都抓紧“社会关怀”，问了梁文道太多大而无当的问题，很多是非美国总统之流不能回答的。如此捧场，简直叫人怀疑，挤了一层楼的，都是书托儿。可惜托举用力过猛，径直就将梁文道神化了。也不知梁文道自己可否消受如此神化。但从《常识》来讲，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而读者恰恰若觉可怪，倒显得这本书的十分必要了。
除了十分必要，《常识》里面的梁文道和那个频频见诸于媒体的梁文道，更是比较统一的。书中时评方面也涉及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涉及的社会诸多症结：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文风自是犀利、清晰、简洁、有力。
继而年初过后，时间来到了四月份，贝贝特又在圆明园单向街做了《我执》的活动。而这本书好玩儿的地方就在于：或可见识梁文道先生的“分裂”。
首先要解疑的是“我执”。确实，同样的词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不同的意思。比如“执”，在中文里绝对是褒义词。而在梵语里，至多是中性词。所谓“贪嗔痴”、又所谓“戒定慧”。人生几苦之“求不得”，于是“执”总不是聪明之事。
而梁文道的《我执》，虽为当时在香港一家财务不断传出问题的报刊上，出现的“秘学笔记”专栏的集结，但篇篇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也可叫人见识梁文道的“分裂”了，就是如何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平民为一个多少有些“资”的文艺青年，并在其间，找到轻巧的平衡。如果说，那位“公共知识分子”有被神化的嫌疑，那这位“资”文艺青年则多少有些叫人“油腻”。虽然这种“油腻”或许是伺候港人小报的必备利器，于是梁文道也不过就是瞬息万变，进而手到擒来，不必当真。
但不必当真，又很难不当真，于是看了几篇，是真的被腻到了。这种腻，首先起自于邓晓桦写在前面的一篇名为《星辰也有忧郁的影子》的序言，其中讲梁文道：“一个理性睿智的公共人物，平时挟泰山而超北海的，原来内在也有诸种深沉的软弱、难以排解的焦虑，诸种人际必有的磨擦原来也如藤蔓纠缠在他那看来水镜鉴人的心灵里，长成一片过于深邃的阴霾。”何其抒情，果真有点秘学笔记的意思，而且铁定是要拿梁文道“感性、私密的另一面”做卖点了。
而内文，梁文道对于“我执”的释义，也很是感性私密。他讲所谓“我执”便是：“这一切谎言与妄想，卑鄙与怯懦。它们就像颜料和素材，正好可以涂抹出一整座城市，以及其中无数的场景和遭遇。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多是种偶然。握的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不过其中也可见，原来梁文道要写的不是“执”，而是如何“去执”，尤其是于感情一事上。毕竟爱情已经一枝独秀的成为今日最普遍的经验和主题，经得起无穷诠释。所以梁文道在这一本里，效仿了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絮絮叨叨地讲到了感情一事，或可一窥梁文道那也一样叫人发指的青春或者青春期。
梁文道讲：爱情说到底不过是种幻觉，大多数的情感形式都不过是种幻觉，也不必问真假，于是不如“努力加餐饭”。只是《我执》过分片段美学了，而感情作为一个个片段去体味的话，支离破碎，总不会很深刻，虽然这也很合适今天感情的快餐化。
所以看来，香港真是一个很变的城市，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如此多情，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如此多情，并且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将他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那如此多情的梁文道也并不叫人难以适应，并且这种多情和圆明园那天的树荫相得益彰。
好玩儿的是，单向街完事，梁文道还要奔赴清华，然后是媒体宣传，前后夹击。如此紧锣密鼓，也可见真假公共知识分子其实都无所谓，反正出书是个体力活儿。同样的话，起码要讲五遍以上。如此一来，倒像是个艺人了。这种多少有一点“文化人下海招生意”的现实，也倒不见当事人怎样的自怜自傲加难堪，这便是香港文化人很可爱的一点。
也是四月份，花城又插了一本《噪音太多》。这本也是偏于俗，偏于主流的。就像梁文道自己也说：“他正是想来回跨越那道界限，关于雅俗、小众主流的界限，使众声喧哗，故名《噪音太多》。”虽然话又说回来，现在还有几样东西，是真雅、真小众。假品味充斥坊间，个人又如何在这之间坚持真正的艺术而又不显得矫揉造作？
而《噪音太多》便是梁文道多年来对艺术知与见的一个集合本。也堪私家，但总不至于《我执》一般，所谓情怀，繁茂不已。此私家，是有别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私家知识分子。这其中，他一门心思的讲纯粹音乐怎么听、电光幻影怎么迷、电视末日到了吗、娱乐到底是什么。。。尽是随口道破，妙论横生。当然对于这样的私家知识分子，梁文道在自序中写的明白，他讲：“假如我也听张学友，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更好的沟通罢了。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罪疚的享乐，极其扭曲的以鞭挞流行文化为己任，并且用繁复术语和晦涩理论去庄严表述。”
这样“明白”，委实是梁文道年轻时的一种纯粹和执着，甚或有点臭老九的脾性，搞得听音乐也要思考人生历史。毕竟，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有意义的；也不是必须叫人有所思考的音乐才是有必要的音乐。比如赈灾音乐，就是拿来做社会整合的。如此意义明确，几乎都不用思考了。所以梁文道又讲年轻时的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毕竟，流行音乐的工业逻辑早变了，根本就是在一种完全非人性化和独裁的体制之中，像生产技术产品一样，由工业大鳄生产出来的东西。进而在噪音与群众的狂欢忘我之中，提供了毁灭的快感，除去了日常生活的屏障，使人有解放和得到救赎的幻觉。既然如此，又何必再去思考什么人生历史。
又比如他讲何谓反叛、又何为自由。在他看来，年轻人把无处发泄的精力借着自己都不明白的口号和姿态一次拉了出来，只想反建制，但从不深究何谓建制、又该如何反。抽几口大麻，搞几晚性派对，就自认为革命成功了。于是，如此没有理由的反叛必然导致没有理由的顺从。
再比如他讲如今艺术创作中流行的“人性还原风”，其实这样的写实，也同样是一种做作和意识形态，同样是是建立在我们对真实和人性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不无可疑之处，不是更真，只是不同而已。。。
所以回到最初，关于今年，梁文道先生和内地的出版业非常相爱的事实。就是无论是作为公共抑或私家知识分子，还是玩儿坊间秘学笔记的资文艺青年，都是如此好玩儿、如此分裂。读书能读到当事人的“分裂”，进而娱乐或者关怀大众，也够意思了。并且这种“分裂”像极了作为电视人的梁文道，经常 “伙同”窦文涛等三人，三三人，像三尾鱼，嘴巴一张一合，一合一张，吐着正经、不正经的大泡泡，其实很有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