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个月，我分别在四川、宁夏、江西和广东等10个城市调研，了解“省管县”改革的具体效果，听到了一些地级市领导不同的声音，对这项改革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

一、“市管县”已经形成基本配套的制度框架。 195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和辽宁省实行市领导县体制。195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此后，这一体制便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决定实行“市管县”体制。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至2003年底，全国除港、澳、台以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行了“市管县”体制。我认为，从1982年算起，“市管县”体制已经实际运行27年，基本上与改革开放30年同步，形成了基本配套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现在应当着重考虑完善这一体制。

二、“省管县”不具备在全国普遍推开的条件。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专家学者撰文呼吁“省管县”改革，认为这项改革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增强省级调控能力；有利于下放权力，财政直接结算到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相继提出“省管县”改革议案。中央在2004年以后的农村改革发展文件中，逐步采纳这些建议。但我在调研中注意到，“省管县”改革取决于省级财政实力，取决于市级财政实力，取决于县级发展能力。这项改革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出现法律规范、经济利益、行政管理和城乡关系等方面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具备在全国普遍推开的条件。我建议慎重选择一、两个大省稳步有效地试点，先观察一段时间，跟踪省、市、县三级政府的适应情况，其他省份可维持现状不变。

三、海南、浙江的做法在其他省无法复制。 到目前为止，除了海南、浙江两省外，“省管县”改革在其他省都存在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不尽相同。海南、浙江两省的做法，放在其他省基本上无法复制。海南省陆地面积3.54万平方公里；人口800万人。1998年建省之初，共有两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4个县和6个民族自治县，市、县在行政和财政上由省里直接管理更为便利。浙江省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也是省小县少。全省共有11个地级市，66个县（市），80%的县（市）位于以杭州为中心的 200公里范围内。更重要的是，从1953年开始，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还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和2006年四次下放权力。尽管如此，浙江省的杭州和宁波两市仍然实行“市管县”体制。

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应当权衡全局。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在目前的体制背景下，涉及“大部制”改革、“省管县”改革的政策设计，必须考虑与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经不起“放放收收”、“换汤不换药”的乱折腾。“省管县”改革需要集思广益，权衡全局，科学规划，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地级市主要领导的意见。应当在细节上全面考虑，统筹兼领，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应当区别对待。一些省把强县直管了，地级市在无奈的情况下被迫把强县改为区，这样势必破坏合理的县域经济结构，造成新的市场分割，造成强县更强，弱县更弱，加剧县域经济的两极分化。

总之，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省管县”改革的基本条件还不成熟。现在更为务实的做法，是完善现有的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划体制，重在规范各行政层级的事权，构建规模合理、层次简化的府际关系。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也可以考虑适当划小省级设置，提高行政效率，减政放权，为更有活力的省级政区作出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