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出高徒一例
龚明德
存有了某一类“好书”，也实在想读这些“好书”，但不可能是“人为”地说哪天读就哪天读的。不知“读书心理学”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普遍现象不？我这二十多年的“心为形役”的成都“上班”打工之余，已越来越显明地具有了这方面的丰富经历，但我仍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读书兴趣，即不可以强迫自己在哪段时间兴致勃勃地读索因卡、在哪段时间再兴致勃勃地去读沃尔考特，……
主事《陈敬容诗文集》编业的陈俐教授，我不熟识。但因为读流沙河先生近著中的为《陈敬容诗文集》做的一篇序文，知道了“陈俐”这个名字和《陈敬容诗文集》这本书的出版了这事儿。一次小型学术聚会上，介绍来宾时，我旁座的一位中年女性原来就是主事《陈敬容诗文集》的陈俐。我就偏过头去，小声问她是不是那本《陈敬容诗文集》的编者，她郑重地点头，说“就是”，得知我还没有此书，她就遗憾地说：“不知道你要来开这个会，否则我就带一本送给你。”
隔了一周，陈俐教授专门从她正“受政训”的设在成都的某党校返回乐山为我背来了这部厚达八百页的《陈敬容诗文集》，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的，二〇〇八年九月在上海出版，十六开大本，近五十个印张，每部定价七十五元。
这么厚重的礼品书，加之印制得又是如此典雅大气，让我阅读所谓“九叶诗人群”的胃口一下子变得上好。我知道我买了不少“九叶诗人群”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放在徐志摩专柜的最下一层。就去找，一找还真地是一大堆，“九叶”几乎都有了，还有香港朋友王伟明先生主编的研究“九叶诗人”的《诗网络》几本专辑。
按我的阅读惯例，我先要把阅读对象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其文化长成的历史实况“弄清楚”。稍稍读了王佐良、杨周翰的几篇回忆，就让我对这个在一九五〇年大陆“新政权”一出现就被迫失声的中青年诗人群体产生了浓郁的好感。我现在是一个大学教师，我真想把自己训练成为“九叶诗人群”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段的他们的几位中外名师那样的老师。
这几位名师中，我最向往的一位是Willian Empson，翻译成汉文就是“威廉•燕卜荪”。
燕卜荪是一九三七年初从英国辗转来到中国的，当时他才三十岁刚出头，但是在他的祖国的诗才颇多的英国诗坛已经确立了他自己的文学地位。燕卜荪二十二三岁时出版的诗论专著《七类晦涩》在问世六七年来一直受到英美文学批评界的重视，被列为英美大学英文系里研究“诗与批评”的师生必读书之一。
这样一位饱学的英国青年文学或曰诗学专家，来到战火燃烧的中国，执教于西南联大的前身即校址设在湖南衡山南岳的“长沙临时大学”时面临的“文化现实”确实意想不到的贫乏——学校里别说图书馆了，就是连一本像样的外国书都找不出来！
看到这种情况，燕卜荪没有一句牢骚，他一声不响地用他随身带来的小小的手提打字机，硬是凭记忆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全文给打了出来，用作中国学生英文专业的课本。燕卜荪还是凭记忆，又把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和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以及赫胥黎的《论舒适》等名著给打了出来，也用作了教材。
后来临时大学迁移到了云南昆明，条件好了一些，但是离正规的大学设施建构还是有不少的欠缺的。但是，艰苦的教学环境，却自然养育了一批后来的被称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坛中坚，连在所谓“建国”后的一九五〇年起的几十年间大陆研究英美文学的主要人才也是在燕卜荪这儿培育出的童子功的。
我们今天的各所大学，包括那些著名的大学，有能与燕卜荪比肩的老师吗？
不是有意地促使我们气短，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政权执掌者真得要群体性地反省了：我们要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们尤其是当官的掌权的几乎全在瞎胡闹，要杜绝一切形式上的仅仅浪费完全属于劳动人民和纳税人血汗钱财的非文化的所谓壮举。否则，这个民族，不出多久，就会让事业心强的所有人士都丧失一切进取信心。那，就祸害无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