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古典唯心论发展史中，谢林的早期创作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政治上，谢林曾经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者，表达了实现资产阶级法治的要求。
在哲学上，谢林把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转变为客观唯心论，把他们的主观辩证法推广到外部世界，从而为后来黑格尔建立哲学体系创造了条件。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以后，他却从资产阶级法治的倡导者变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从包含辩证法内容的客观唯心论走向反动的天主教神学。
一句话，他以自己的晚期活动背叛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里，历史地肯定了“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同时也无情地戳穿了谢林的晚期哲学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这是对谢林的整个政治与政治生涯的科学总结，是我们了解谢林思想演变过程的指针。
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这部德国古典唯心论代表作，既体现了谢林的进步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也包括了预示着他转向反动的保守方面。在译述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演变过程。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 瑟夫•谢林（1755－1854），出生于符腾堡莱昂贝格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1790年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与哲学。1795年毕业，在来比锡做家庭 老师。1798年担任耶拿大学自然哲学教授。1803年至1806年任维尔次堡大学教授。1806年迁移到慕尼黑，任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和造型艺术科学院 秘书长。1820年至1826年任埃尔兰根大学教授。1827年返回慕尼黑，由巴伐利亚君主路德维希任命为国家科学中心总监，并担任科学院长和慕尼黑大学 教授的职务。
1841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邀请，主持柏林大学哲学讲座，随后担任了柏林科学院院士和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1854年死于赴瑞士途中。
谢林生活在欧洲各国从 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他亲身经历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拿破仑帝 国的战争、欧洲大陆各国的封建复辟和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虽然屡经变迁，但并不像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描绘的那样，是一 系列毫无规律可循的即兴感想。
在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 力量与封建主义反动势力搏斗的历史过程里，谢林思想的变迁经历了进步、衰退和反动这样三个时期。如果说《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标志着他的进步时 期的高峰，那么，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则日益衰退，1809年他发表了《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这部著作标志着他的反动时期的开始。
谢林的进步社会政治观点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德国这个混乱世界的时候，他与同时代的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一样，为法国国民言传和法国人民作过欢呼。
当法国人民高唱着《马 赛曲》，抗击扼杀法国革命的普奥联军时，他怀着对法国革命的热情，还把这首革命歌曲译成德文，希望莱茵河右岸德国人的心灵也慷慨激昂起来。他以敬佩的心情 钻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希望从这部资产阶级“圣经”中获得精神力量，结束当时德国的那种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青年时代的谢林，无论是在他追随费希特的阶段，还是在他对德国哲学革命做出独特贡献的阶段，都是立足于贫困落后的德国现实生活，在自己的早期著作里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希望改变现存封建关系的要求，反映了这个阶级对于当时整个德国现实的不满。
首先，青年谢林相信人 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认为“人类能够而且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他的历史视野里，人类历史是从物我不分的“原始状态”、即“黄金时代”的丧失开始 的，将来则以“理性的王国”、即“法治的黄金时代”告终。他把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描绘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把资产阶级法治社会美化为人类的理性王国，解 释为不可移易的“第二种自然界”。
他认为，只有这种法治 的普遍实现，才能给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提供保证，创造条件。他说，“普遍的法治状态是自由的条件，因为如果没有普遍的法治状态，自由便没有任何保证。没有 得到普遍自然秩序保证的自由是完全不可靠的，并且就象在我们现今大多数国家中看到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寄生植物，它通常按照必然的矛盾，逆来顺受，以致个 人根本不得确保其自由。这种情形是不应该有的”。谢林向他的时代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社会的课题。
其次，青年谢林用资产 阶级法治直接对抗封建专制制度。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时他写道：“如果法律制度因其近似于自然界而变得更加威严，那么，在一种制度中不是法律占支配地位，而 是法官的意志和专制主义占支配地位，专制主义把法律当作洞见玄机的天意，在不断干预法律的自然进程的情况下加以执行，这种制度的景象就是深信法律神圣性的 感情所能遇到的最可鄙的和最个人愤慨的景象”。
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 “原初就不是由理性造成的，而是由环境的强制造成的，因而迟早会瓦解”。他迎头痛击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戳穿了这些道貌岸然的神学家“披着道德的假面 具”，“嘲笑历史，把非理性的东西弄成合乎理性的”。在谢林看来，专横暴虐、涂炭生灵的封建专制制度自身完全带有自己灭亡的萌芽，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青年谢林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叫做“人的革命”。
他说，“使人得到解 放，脱离客观世界的恐怖，这是理性的一次大胆冒险；这次冒险是不会失败的，因为人将随着认识他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伟大。如果让人意识到他现在是 什么，他就会立刻知道他应该是什么：让他在理论上重视自己，他就会紧接着在实践上重视自己”。他认为，这次“人的革命”必须从意识到“人的本质”开始，而 “人的本质”就在于自由。
他大声疾呼：“真正存在！不再是现象；力求成为自在的本质，这就是一切实践哲学的最高设准”。他以抽象的德国唯心论语言，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要求解放自己的热切愿望，表达了这个阶级力图发展自己的迫切要求。
由于谢林具有这些进步 社会政治观点，他在当时德国政治论坛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也造成了谢林的二重性。我们从他的早期著作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个进步方 面，同时也可以看到相当明显的保守方面。他在大力提倡资产阶级法治的同时，又不敢诉诸人民的革命力量，而是把实现这种法治的历史解释为“绝对不断启示、逐 渐表露的过程”；他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又对封建君主抱有幻想，希望从天而降一位立法者，给德国制定一部宪法，实行从上而下的改革；他在号召人们以 实际行动在外部世界里获得解放的同时，又认为“自由的事物只有作为内心的现象才是自由的”。凡此种种，都充分暴露了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 的二重性和软弱性。
谢林的上述进步社会政治观点并没有坚持多久。如果说，直到《先验唯心论体系》问世时为止，谢林还与那些认为法国革命令人恐惧的伤感哲学家相反，在政治上是朝气蓬勃的，那么，从此以后他便坠入了政治冷谈主义，并由此在政治上越来越走向反动。
对于法国革命后整个社 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感到极度失望，采取了向后看的态度，想倒退到中世纪去。他说，“市民社会只要还在追求有害 于‘绝对’的经验目标，就只能确立虚假的和受到强制的同一性，而决不能确立真正的、内在的同一性”。
对于他所竭力追求的自 由在法国革命后的实现，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说，“所谓市民的自由，仅仅产生了奴役和自由的大杂烩，却决没有产生绝对的、正因为如此又是自由的生 活”。当法国革命在最后阶段所建立的拿破仑帝国以粉碎外来干涉的战争形式，把资产阶级的革命统治搬到德国的时候，这个受过封建贵族文化熏陶的德国哲学家就 更是畏缩倒退了。
在谢林看来，法国革命 的历史已经表明，要建立“一种真正是个人高度自由的条件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要么夺去国家政权的所属力量”，于是就没有确保自由的条件；“要么赋予国家 政权以这种力量，于是就有专制主义，”。他放弃了自己曾经抱有的法国革命理想，而宁肯返回到那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寻找安宁。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日趋 反动。人类进步的信念不见了，资产阶级法治已不再代表“第二种自然界”，而是封建国家“以更高的伦理秩序代表第二种自然界”；资产阶级法治取代封建专制制 度的观点不见了，封建专制社会已不再是个人愤慨的世界，而是“绝对”这个“第一本质把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统一起来”；要求资产阶级自由的呼声听不到了，理 性已经停止了它的大胆冒险，因为“自由的东西就其为自由的而言，也恰恰只有存在于上帝中，而不自由的东西就其为不自由的而言，则必然存在于上帝之外”。在 坚持启蒙派观点的思想家眼中，谢林成了蒙昧主义的代表。谢林抛弃了自己过去的进步思想，投到封建反动派的怀抱里去了。
在拿破仑帝国所进行的 反对外来干涉的进步战争转化为奴役其他民族的侵略战争，德国人民从事反拿破仑斗争的年代，谢林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理，站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戚廉 三世一边，把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歪曲为宗教战争，胡说什么“除了为观念而进行的战争，即宗教战争之外，决没有任何正义战争。从事战争的人决不是作为任 性所开动起来的机器取胜或战败的，而是遵照引起战争的上帝的法律或自然的规律取胜或战败的”。他竭力把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归结为普鲁士君主对于法国革 命的胜利。
在1815年维也纳会 议后的封建复辟年代，德国反动统治者在梅特涅的提议下制定了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残酷地镇压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青年学生运动。谢林摆出一副不偏 不倚的架势，为封建反动派帮腔，说“卡尔斯巴德决议虽然没有任何善良的思想家能够同意”，“但大家也不可真的为那类反对派辩护；日益明显地看到，隐藏在这 类反对派后边的东西无非是一些贫乏的旧雅各宾派观点和肤浅的启蒙运动观点，它们会同时消灭科学、宗教与国家的一切奥义”。他自觉地厕身于反动统治者的行列 里，维护他以前批判过的封建专制主义，反对他以前欢呼过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又在猛烈地冲击着普鲁土王朝的宝座。青年黑格尔派 已经以宗教批判者和共和派的面貌出现于世。这时，谢林被奉为“一个新时代的先驱”，在柏林升到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官方哲学家的地位，充当了镇压资产阶级民 主运动的牧师。这个反动哲学家虽然在三月革命来临之前就已经离开柏林大学的讲坛，但他一直死心塌地地宣扬他那一套反动说教。
他抬出君权神授的陈腐 谰言，为普鲁士国王祝福，甚至无耻地说什么“在国家里相当于上帝的地位的，就是国王的地位”，“君主专制会使借助于法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成为可能的”。他 疯狂地攻击资产阶级革命，认为把“人的解放”理解为“通过政治革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犯罪”，就是“杀害双亲”。他拼命反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大肆污 蔑“坚决的人民统治或民主主义”，说这种“国家置社会的盛衰兴亡于不顾”。
关于象谢林这样的德国 古典唯心论哲学家的政治命运，海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道：“我们的青年哲学家们在过去都是贫苦孤独地蹲在破陋不堪的亭子间，苦心孤诣地思考他们的哲学体 系，我们现在的哲学家们则穿起了十分华丽的朝服，他们变成了国家哲学家，就是说，他们在为那个任用他们的国家的一切利益制造哲学辩护词”。这一段评论形象 地揭示出谢林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揭示出他已经堕落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辩护士。
年轻的谢林最初是作为 费希特主观唯心论的拥护者出现的。他秉承着费希特那条从自我设定非我的主观唯心论路线，继续从更彻底的唯心论批判庚德，把自在之物歪曲为自我活动的产物， 认为自我驾驭着客体世界，预示为自然界的主人。同时，他又从这种主观唯心论所包含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出发，向传统的天主教神学挑战，认为“上帝在理论意义 上是等于非我的自我，在实践意义上是毁灭一切非我的绝对自我”。
他号召人们，“在把永恒真理以其神圣的形态从天上唤呼到人间以前，还是首先在人本身寻找大家必定都会认出这种真理来的标志吧！”
然而，当这位青年哲学 家要领会自然界丰富多采的辩证关系的时候，他就很快离开了轻视自然的费希特，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把原来的主观唯心论改变为客观唯心论。这时在谢林的眼 里，“自然应该是可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不可见的自然”；自然并不是自我的单纯否定，而是精神的客观化。
谢林认为，费希特的自 我只是局限于主观的意识，不足以说明品汇繁多、千变万化的自然界的精神本质。他把这种主观的、否定自然的自我扩张为客观的、统摄自然的绝对自我，即绝对， 认为主观自我仅仅是绝对的一种变化形态。绝对的另一种变化形态则是客观世界。而这种形态就是被歪曲了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谢林认为，他自己就象古代人把呆板 的埃及原象改造为活泼的希腊雕象一样，把斯宾诺莎的死板的物质实体弄成了生动的精神实体。这样，谢林就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论的本原。
谢林写道，“这种更高的东西凌驾于客观事物和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之上”，“无非是绝对的主观事物与绝对的客观事物、有意识的东西与无意识的东西之间的同一性的根据”，因此，“本身就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
他妄图用“绝对的同一 性”这种虚构的神秘的联系来代替人和自然之间的现实的联系，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从这个神秘的本原中产生出来。他总是吹嘘说，他的“同一哲学”超越了唯心 论和唯物论的对立。其实正如列宁转述马克思的话时所说的，“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
在哲学的基本路线上，他与费希特一样，都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做了唯心论的回答；他与费希特的不同，仅仅在于他不是把自我意识，而是把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当作世界的本原。
这种绝对同一的本原本来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是无意识的，但为了让它运动起来，创造万物，谢林就说它有一种提高为自觉的精神实体的“原始冲动”，从而出现了一种“原始对立”，而这种绝对同一体发展的过程就是所谓理智进行创造的过程。
他说，“理智是以双重 方式进行创造的，或者是盲目地和无意识地进行创造的，或者是自由地和有意识地进行创造的”。在谢林的世界图景里，整个宇宙发展史变成了绝对，理智或精神的 矛盾发展史。无意识的理智开始于绝对同一性，在“原始对立”的推动下，经过各个阶段或级次，上升到自我意识或理性；有意识的理智开始于自我意识，在“原始 对立”的推动下，经过各个阶段或级次，最后又达到那个绝对同一性。前一部矛盾发展史构成他的自然哲学的内容，后一部矛盾发展史构成他的先验哲学的内容。
谢林所讲的这个无意识 的精神本原提高为自觉的精神实体的过程，根本是一种先验唯心论的虚构。他认为，在理智的无意识创造活动的顶峰所出现的自我意识或理性，经过理论活动（感 觉、创造性直观和反思）和实践活动（意志活动），最后上升到理智直观，才终于突然直观到无意识的绝对同一体。
他说，“自然科学和先 验哲学一样，都不认为存在是本原，而认为唯一实在的东西存在于自身本来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一个绝对之中，即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性之中”；“一切知 识都从这一终极的东西开始”。这就说明，在谢林的认识论视野里，所谓获得真理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一切知识都是从这个精神实体中先验地推演出来的。谢林宣 称，“我们的知识本来就是完全彻底经验的，又是完全彻底apriori[先验的]”，摆出一副凌驾于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之上的架势。其实这也不过是在认 识论问题上表现了这位吹牛大王要超越已往一切哲学派别的奢望罢了。
谢林所讲的这种矛盾发展过程，已经不象在费希特哲学里那样，仅仅限于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方面，而且也被推广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谢林认识到，发展是由矛盾推动的，矛盾是运动的源泉。
他说，“对立在每一时 刻都重新产生，又在每一时刻被消除。对立在每一时刻这样一再产生又一再消除，必定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他的这种矛盾发展的思想，是他的哲学的合理内 核，是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然而，由于他所讲的矛盾发展是开始于绝对同一的精神实体，又复归于这个精神实体，由于他所讲的矛盾斗 争不是一方战胜或克服另一方，而是矛盾双方在一个第三者中重新得到调解，所以，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很不彻底的，他还没有根本摆脱矛盾调和论。
谢林把自然界的发展曲 解为精神的无意识发展过程，说他的自然哲学是先验地构成的知识，这都是唯心论的谬论。其实，他是以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用思辨的方法描绘出一幅自然 界发展的图画。在这幅画面上，自然界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绝对活动的。“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必须被看作是业已生成的东西”。象引力与斥力、正电与 负电、刺激与反应这样一些经验研究的对立，都被当作先验演绎的结果。
自然界的发展被构造为 两种自然力量的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质料、物质（磁、电和化学过程）与有机体（植物、动物和理性生物）。低级阶段过 渡到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包含着低级阶段，而不等于低级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在每个发展阶段，生成着的自然界都局限于一定的（唯一可能 的）形态”。谢林特别重视有机体的特点。
在他看来，无机物的特点在于它受直线式因果序列的支配，有机体的特点则在于它受自相交互作用的支配，即受封闭式因果序列的支配。他说，有机体“仿佛摆脱了机械过程，它不只是作为原因或结果而存在的，而且是独立自主地维持其存在的，因为它自身本来就同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关于这类自然哲学，恩 格斯曾经作过深刻的评论：“旧的自然哲学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 东西，那末这点自从进化论传布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自然哲学家对目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 的”。
谢林把人类社会的发展 曲解为精神的有意识创造过程，说他的历史哲学是先验地构成的知识，这也都是唯心论的谬论。但是，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客观的历史过程，力图说明人类社 会发展中个人作用与历史规律、偶然东西与必然东西、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却是旧唯心史观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在谢林看来，社 会生活过程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这种自然界也受一种自然规律的支配，但这种自然规律完全不同于可见的自然界中的规律，就是说，是一种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 律”。
谢林把整个自由表演的 过程当作历史。他认为，在人类历史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预期的目的，但人们期望的目的很少能如愿以偿，往往事与愿违；许多预期的目的都 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但是，与法国唯物论者的历史观相反，谢林不是把人类历史视为一堆乱七八糟的行动，而是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行动既然是自由 的、有意识的，怎么能给我们无意识地产生出我们绝对没有料想到的某种结果呢？
他以“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干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一切行动中的客观东西都是某种共同的东西，它把人们的一切行动引导到唯一的共同目标上。
因此，人们不管怎么做 作，不管怎么任意放肆，都会不顾他们的意志，甚至于违背着他们的意志，而为他们看不到的必然性所控制。这种必然性预先决定了人们必然会恰好通过无规律的行 动，引起他们预想不到的表演过程，达到他们不打算达到的境地，而且这种行动越无规律，便越确实会有这样的结果”。在谢林看来，这种必然性就是“绝对”的逐 渐实现，就是天意。
恩格斯曾经指出，与法 国唯物论相反，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 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成逐渐自觉的——神秘的无意来代替现实的、 尚未知道的联系”。谢林的历史哲学也正是这样。
艺术哲学在谢休的体系 里占有十分特别的地位。他认为，作为他的体系的开端和终结的那个“绝对单纯，绝对同一的东西是不能用描述的方法来理解或言传的，是绝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 传的。这个东西只能加以直观。这样一种直观就是一切哲学的官能。但是，这种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
他否定理性认识，而把 这种神秘的理智直观说成引导少数人达到绝对同一体的神奇才能，这就是用非逻辑的东西代替逻辑的东西，用非理性的东西代替理性的东西，这就为他后来走向反动 透顶的天主教神学开辟了一条道路。以这种反理性主义的和贵族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谢林认为理智直观在诉诸直接经验时就变成了偶发的美感直观。他把这种神秘 的美感直观说成消除一切矛盾，引导全部的人达到绝对同一体的唯一途径。
他说，“艺术好象给哲 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 谢林不仅歪曲了反映阶级斗争的艺术，歪曲了这个当时在德国还能从中看出一点美好未来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宣扬蔑视群众的天才论，把美感直观视为极少数天才 人物的事情，认为只有在艺术里才有天才，这完全是在为反动浪漫旅作哲学论证。
马克思说过，“被法国 启蒙运动特别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辩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谢林的早期哲学就是一个具体例证。他的客观唯心论诚然是法国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历史上唯心论的复辟，但是，他的早期哲学对德国哲学革命做出了贡献，发展了 法国唯物论所忽视的辩证法。正是由于这个进步方面，青年谢林无论是在为当时的政治变革制造舆论方面，或在为当时的自然研究提供指导方面，都起过进步作用。
可是，随着谢林在政治 上的衰退，他的哲学的保守方面就日益压倒了进步方面。富有内容的辩证矛盾的分析为毫无内容的绝对同一的虚构所代替，自然界发展的各个阶段为柏拉图式的各个 理念所代替，从天上转到人间寻求真理的方向为从人间转到天上寻求上帝的方向所代替。那幅思辨的宇宙发展史画面很快就变成了一幅从上帝来、到上帝去的宗教漫 画。
他说，“历史是按照上 帝的精神编写的一部史诗；它有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人类从自己的中心出发，到离开这个中心最远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则是从这个地方回归到人类的中心。前一 方面仿佛是历史的伊利亚特，后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奥德赛。前者的方向是离心的，后者的方向是向心的。整个宇宙的伟大意图就是这样表现在历史里的”。
谢林与资产阶级进步哲 学传统实行了决裂。他的思想的先驱已经不再是康德和费希特，而是天主教神学家弗兰茨·巴德尔、法国神秘主义宗教哲学家圣·马丁和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 他走向他曾经反对过的传统神学道道，认为“上帝是比单纯的世界道德秩序更实在的某种东西，较之抽象的唯心论者赋予它的可怜的精微奥义，在自身具有完全不同 的和更加生动的运动力量”。
他在他的晚期哲学活动 中公然宣称，“我的哲学的真正名称就是基督教哲学”。为了挽救天主教这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不仅动用了神话，而且要求哲学为宗教服务，说什 么“公开的宗教可以并且应该用作我们衡量哲学可能有的水平与正确性的标准”。他的晚期哲学，即“神话哲学”（关于没有完成的宗教的哲学）和“天启哲学” （关于已经完成的宗教的哲学），发展了他早期的反理性主义思想，完全是以确认一个绝对处于思维之外的、不能用逻辑方法探讨的“存在”为最高课题。
这个神秘的“存在”就 是上帝。他虚构了一些假设，说它们既可以在经验世界里得到证实，也可以使得确认这个超验的、人格的上帝成为可能。可见他的晚期哲学根本不成其为本来意义上 的哲学，而是一种抬高信仰而贬低理性、抬高宗教而贬低科学的天主教神学。正如海涅说的，“这人现在背叛了自己的学说，离弃了他亲自奉献的祭坛，蹓回过去信 仰的厩舍，他现在成了一个虔良的天主教徒”。这样，谢林就在那些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中间博得了最大的赞赏，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象海涅这样的进步人物的鄙弃 与批判。
在谢林从哲学走向宗教 时，黑格尔则经过长期酝酿，发表了《精神现象学》（1807年），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包罗宏富的客观唯心论体系，把德国古典唯心论运动推向顶峰，黑格尔发 展了谢林的客观唯心论，批判了他的抽象的“同一哲学”，批判了他的反理性主义。黑格尔指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是“具体的同一”，即自身包含着差别的同一； 谢林那种“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则是“空虚的无底深渊”。
黑格尔还指出，知识的 形成过程是逻辑概念发展的过程，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谢林那种理智直观则是“一种象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的 灵感”。正象当年谢林取代费希特的地位一样，这时黑格尔也取代了谢林的地位。谢林却躲到耶稣会教士制造精神锁链的洞窟里做帮工，对于这位德国古典唯心论完 成者及其学派发泄着无穷的怨恨，说什么“你们在吃我的面包”。“要是没有我，就确实不会有黑格尔和现在的黑格尔派”。
这个在哲学中 死亡了的天主教神学家，当普鲁士国王需要镇压资产阶级激进派，需要“根除黑格尔泛神论的龙种”时，又死灰复燃起来。他在柏林大学开讲词中扬言，“我在这里 并不是要毁灭，而是要建立一座堡垒，从现在起哲学可以安全地居住在里面。康德以来被认为真正科学的东西，并不会由于我而有丝毫丧失”。
反动派寄望于谢林，希望他能很快宣告自由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死刑。但历史洪流正在滚滚向前，这位“哲学摩西”的良辰美景不久就化成了泡影，谢林发表狂妄的宣言以后，青年恩格斯立刻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思格斯摧毁了他建立的 神学堡垒，戳穿了他所谓保护康德以来科学取得的一切成就的谎言，指出他的晚期哲学完全是神学的侍女。谢林认为，上帝对于任何思维与存在都是第一位的东西。 恩格斯批判道，“这样就采取了一个严重步骤，明显地说出了纯粹理性的衰落。谢林是自从有经院哲学家以来第一个敢于采取这个步骤的经院哲学家”。
谢林把他那原来包含辩证法思想的级次理论修改为符合于天主教教阶制的东西，为宗教的三位一体作论证。恩格斯指出，“这些所谓级次已根本不再是任何思想了；正是在蒙眬的虚幻形态上，三个神圣实体的轮廓已经透过极其神秘地笼罩着它们的摩无帷幕，明显地暴露出来”。
恩格斯的批判在当时获得了进步力量的欢迎，引起了反动势力的鼓噪。但反动派的喧嚣并不能阻止谢林这颗陨星的湮灭。随着德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随着一八四八年责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来临，革命人民早已把谢林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十八世纪末的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经济上封建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缓慢，使得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足以与封建势力抗衡的阶级。
因此，在法国爆发资产 阶级革命时，德国资产阶级尽管受到了鼓舞，但是还没有条件和力量用革命方式解决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任务，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君主立宪”， 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扫清自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时形成的谢林早期哲学，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所采取的这种立场。
谢林主张用资产阶级法 治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但又不敢提出依靠人民群众、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革命思想；他要发展康德、费希特的辩证法，但又把矛盾发展、新陈代谢的革命思想隐藏 在客观唯心论体系中。这种内在矛盾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构成了谢林后来转向反动的思想基础。
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 德国资产阶级早已由于畏惧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转而反对法国革命，宁愿依附封建势力，满足于封建专制政府所宣布的改良的空话。拿破仑帝国的对外战争， 不仅粉碎了外来干涉势力的屡次围攻，巩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而且把欧洲的封建体系打得七零八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法国革命军队在莱因区 赶走了贵族与主教，废除了各种封建关系，使这个地区成了德国资本主义的摇篮；后来又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将德国境内三百多个小邦合并成三十多个邦，从而促 进了德意志的统一。正如恩格斯说的，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但在谢林看来，拿破仑 却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拿破仑对德国封建秩序的破坏似乎是德国的不幸。他放弃了对于法国革命的向往，而处于彷徨苦闷之中。渴望自由为祈求上帝所代替，哲 学探讨为神学宣讲所代替。这样，他便走向封建君主专制与天主教神学，而与过去的进步思想诀别了。他的这种转变，反映了被法国革命所骇倒的德国资产阶级想重 建那个被拿破台所破坏了的封建国家的反动趋向。
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 处于反革命普遍复辟时期。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以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主，结成所谓“神圣同盟”，妄图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普鲁士国王并没有履行他给 人民一部宪法的诺言，而是着手复辟旧的封建制度。争取政治自由与民族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德国资产阶级与旧社会 的戴着皇冠的人物在政治上实行了妥协，以谋求自己在经济上的逐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谢林在受到德国封建君主的恩宠后，变成了封建复辟哲学家， 变成了天主教神学家。他所宣扬的反革命政治理论与信仰主义，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态度和封建复辟势力的反动愿望。
VIA：慧田哲学编｜1976年7月梁志学&石泉《先验唯心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