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中国应向规制型政府转型

2009年5月26日上午，我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邀请，参加“十二五”战略研究与发展规划宏观管理与政策专家咨询会。会议地点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参加会议的有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介新，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和我共六名专家。我在会上共发表了四点看法：

全能型政府应走向规制型政府。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所以政府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起作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创造了很多奇迹，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像一个全能政府，这对于深化改革，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不利的。我感觉到现在政府管得太多了。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专制政府走向了全能政府，“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应该从全能政府走向规制型政府。现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区县政府，各自的管理范围是混乱的、不清晰的。人们对教育和卫生有很多怨言，这与政府管理体制没有到位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我们国家提倡法制社会，但是如果政府不是一个规制型政府，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制社会。我觉得十二五期间就规制型政府问题应该有所突破。

“十二五”期间应加大实验经济学的应用力度。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它不具有实验性。弗农.史密斯的研究成果打破了这个陈规，创立并发展了实验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构成严重挑战，他也因此获得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具体内容是任何一个经济政策，都可以进行实验。诺贝尔奖的这个理论一发布，我就一直在思考中国改革所依据的方法论与实验经济学非常一致。中国改革的方法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做试点，将试点形成的经验扩大，最后形成全面的政策。我感到中国30年改革就是不断地进行这种实验，我觉得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中国有很多改革需要深化，更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实验，更加有意识地进行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公共管理要自主创新。“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着一个大的机遇，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大国的崛起，回顾人类历史，真正能称得上大国崛起的只有美国，另外一个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日本都是小国。中国的崛起为公共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可以说中国的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需要更大程度上的自主创新。比如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公共管理的角度，中国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中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产业集群，在形成产业集群的地方，一般都有管委会在起作用。关于管委会的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全面的研究，这是一个公共管理方面世界最领先的管理方式。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学部相关课题中，应该遵循三个三分之一的分配逻辑：三分之一是应用性课题，三分之一是前瞻性课题，三分之一是开放性课题。真正自主创新，一般是开放性课题，而不是招投标类课题。

自主创新要挖掘中国人的灵敏性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较多的接触，也深深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灵敏和灵活的特质所折服。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和中国人的灵敏特质有很大关系。为什么现在灵敏特质这么重要？恰恰是因为全球化对企业经营所提出的新要求。当我努力地想探索中国人的特质的时候，我读到了辜鸿铭的相关作品，所以最近我对辜鸿铭很感兴趣。他提到“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辜鸿铭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我对辜鸿铭的观点很欣赏，自己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崛起，一定有一些内在的原因，应该挖掘和研究。十二五期间，应该就这些问题做比较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这是真正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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