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近代中国为什么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学家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的得出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更加仔细地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腐败就要挨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纺织工业上，西方的纺织品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也失去了成本优势。因此，英国不得不继续用鸦片代替白银，支付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的真正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其坚船利炮令清政府胆战心惊。但是，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4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更何况，清军与英军的武器装备的差距，远远小于110年后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军队的差距。事实上，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布防下，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海防坚固，英军不敢进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区，则由于将领腐败无能而缺乏防御能力。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甲午海战的情况亦相似。经过多年的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的军舰和武器性能略胜日本，但是，政权处于王朝末期，官僚腐败不堪，士兵纪律涣散，训练有名无实，终于败在日本人手中。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共产党军队的制度相当粗糙，既不如西方军队，也不如清朝军队，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下降。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对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组织高层追求物质的力量逐渐上升，组织体系转而腐败。组织领导者不再强调精神，而开始强调制度，默认全盘西化的道路，国家才又趋衰落。

换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主流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清末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错误，而是“中学并没有为体”的错误。慈禧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学”呢？一个见识短浅、权欲薰心的当政者与儒家所希望的圣人君子，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与洋务运动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口号是“和魂西体”，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日本不是成功了吗？